1979年初春的北京，三里河路旁的树木正待抽芽，虽是乍暖还寒，但春的脚步依然坚定而来。

　　3月19日，下午两点，三里河路旁国家科委办公楼二层，时任国家科委副主任武衡的办公室里正在召开一场重要会议。与会人员除武衡外还有中国人民大学的郭寿康、北京大学的段瑞林、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的夏淑华和中国贸促会的胡明正4位法律专家，以及国家科委系统的宋永林和赵元果。

　　 “我叫宋永林，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原工作单位是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从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副院长职位借调至国家科委参加专利制度筹备工作的宋永林带着浓重的东北口音，谦逊却中气十足……尽管有些人此前就彼此认识，但每个人还是认真地做着自我介绍，武衡微笑着和讲话者对视，这位慈祥而威严的老人，用这种特殊的方式向在场的每一个人传递着信心和力量。

　　 武衡单刀直入，说明召集大家的目的就是组建专利法起草小组，限时两个月拿出初稿。此言一出，夏淑华的手心里可捏了一把汗。这位来自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的专业人士深知两个月的时间对起草一部法律而言是何其紧张，就连从北京大学法律专业毕业的郭寿康也暗自想：按此进度，如果能成功，这恐怕是中外法律史上的一个奇迹。

　　 胡明正向武衡同志表示，时间短、任务重，建议增加人手。他推荐了西安外语学院的英文教师汤宗舜，汤宗舜曾在剑桥大学学习法律，解放初回国后在政务院法制局工作过。武衡一听，立即拿起红色的电话机（专线）：“请给我接陕西省委主管文教的书记……”电话接通，武衡表明借调意图，对方马上答应。随即，武衡又给国家科委所属的科技情报所的领导写信，借调在该所从事专利文献工作、精通英文并熟悉外国专利制度的“活字典”朱晋卿。

　　会议结束时，武衡和几位专家一一握手，坚定有力。他深知，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需要科技实力支撑，而没有制度保障，科技创新又谈何容易。偌大中国的创造力，就像地下涌动的石油，以专利法为基础的专利制度，无疑将为创新渴望找到出口。

　　 就这样，专利法起草小组从此踏上了中国专利法的“长征”之路。从结缘专利法，到欣慰地看着它颁布、实施，乃至激动地看到因适应中国国情和国际需要而推动中国专利事业不断前进，直到他们当中的有些人调离甚至溘然离世，他们的心从来都没有和中国的专利事业分开过。

　　 “东游”启示

　　 一个有趣的巧合，明代吴元泰曾以小说《东游记》叙述吕洞宾、张果老等8名神仙修炼的过程；20世纪70年代末，8名专利法起草人的“追梦”之旅同样历经坎坷。宋永林的专利法长征正是开始于“东渡”日本。

　　　1978年11月，正在四川出差的宋永林突然接到国家科委的电话，要他马上回京，准备参加由武衡带队的考察日本专利制度的代表团。宋永林紧急赶回北京，迅速办好证件。回京后，他也听很多同事在议论，中国将要建立专利制度，中国将会成立一个专利局，正在物色人选。联想到这些，宋永林不免对日本之行有所担心，因为一直以来，他的兴趣都在技术工作中，对于毫不了解的专利制度他是一头雾水。而且，当时国家科委已经基本确定派他去日本做科技参赞。于是他又宽慰自己：我又不是学法律的，应该只是让我跟着领导去日本了解一下技术情况吧。

　　 1978年12月8日，在首都机场，凛冽的寒风中，武衡、王元一、宋永林等一行10余人在飞机前合影。这是中国首次以了解专利制度为目的的出国考察，照片中被定格的微笑里印着大家意气风发的豪情。

　　 3个多小时后，飞机在日本着陆，这个早在1879年就开始研究建立专利制度，1885年颁布专利条例的岛国，给远道而来的考察者打开了一扇了解专利的窗口。从日本特许厅到辩理士会（专利代理人协会），再到工业企业，武衡等人从各个侧面了解着专利给一个国家带来的具体变化，精通日语的宋永林也在不断和接待人员了解相关信息，并注意搜集着各种相关资料。

　　在日本特许厅访问时，宋永林得到了一本名为《日本专利制度简介》的书，他将其收好并带回国，而后翻译成中文并由科技情报文献出版社出版。武衡最早就是从这本书里了解到很多专利知识，认识到专利技术对提高国民经济水平的重要作用，在他早期给中央拟定的报告里也多次借鉴该书内容。武衡曾笑称：“这本书是我的专利启蒙老师啊！”

　　 通过考察，代表团成员一致认为，要想在中国实行专利制度，首先必须有一部中国自己的专利法来奠基。武衡当时就向宋永林表示，要他担任专利法起草小组的小组长。宋永林一听，马上表示：“我是学技术的，不懂法律，当个实验室主任还行，怎么能胜任专利法小组组长呢？还是您当吧！”。

　　 “让你当个‘小组长’你都不敢，你还当什么干部？”武衡激将法式的态度坚决，也让宋永林硬着头皮上了专利这条大船。

　　 除日本外，为了考察专利制度，国家科委还先后组团去了法国、联邦德国、美国、瑞士、澳大利亚、南斯拉夫等国以及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并在国内进行了广泛调研。1979年10月17日，国家科委向国务院提出《关于我国建立专利制度的请示报告》。1980年1月14日，国务院批转了该报告并作了批示，在正式对外宣布建立专利制度前，要尽快制定专利法以及相应的各项准备工作。

　　 　“反对者”和“支持者”

　　 “你是不是共产党员？”

　　 “我是！”

　　 “你是共产党员为什么还要走资本主义道路？你难道不知道你们搞的专利制度是资本主义复辟吗？”

　　 一日午饭后，宋永林被一位老领导叫至办公室，劈头盖脸的批评如暴雨倾泻而下，看着眼前的这位德高望重的老红军严厉的表情，宋永林放弃了与之争论的念头，委婉地说：“老前辈，我也是服从组织分配啊！”

　　 从筹备建立专利制度，到伴随着专利法的起草与颁布、实施，质疑和反对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很多次参加会议，当有人要介绍专利法起草小组成员时，刚要握手，对方却拂袖而去。这也恰恰体现了当时国情下，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体制，新旧经济、科技发展观念的激烈交锋。客观地说，当时的很多人还没有做好接受专利制度的心理准备，误解和反对在所难免。

　　 1980年6月，夏淑华以个人名义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主题为“制定专利法非常必要”的署名文章，在社会上引起了“小震动”，当时的“大参考”、“小参考”都有相关争论。很多国外媒体甚至认为，由于该文章是在党报上刊发，所以充分表明中国对实行专利制度一事已经下定决心。与此同时，该文章也引起了一直都对起草专利法持否定态度的某部委的强烈不满。

　　 一天上班后，夏淑华就被某部委的相关领导叫了出去。对方质问：“谁让你写的文章？你凭什么可以发表这些言论？”夏淑华表示，所发表的文章仅仅是学术上的个人观点。但对方仍然不依不饶，竟然拿出一份材料要求夏淑华签字，准备以之为证据去告状，夏淑华当场拒绝。

　　 　后来，夏淑华听说，该部委曾经向《人民日报》投去多篇反对制定专利法的稿件，但都没有被刊
　　 与反对声相对比，从筹备建立专利制度开始，无论是中央领导的最高决策，还是工厂车间的技术人员却对专利法表现出了高度地关注和高涨的热情。

　　 1978年3月13日，国家计委向中央汇报关于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专利、成套设备以及与国外交流科学技术等问题时，时任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华国锋批示：“我们自己也有发明、也有专利。建议由国家科委统一管起来。自己的发明要登记，我们也可以出口专利。”5月25日，他看到《北京日报》内参上刊登的我国某些技术被国外窃取的情况后，又指示国家科委“研究提出我国专利管理办法”。

　　 　在拨乱反正的年代，邓小平同志在亿万人民的心中，拥有任何人都无法比拟的崇高威望。为专利制度的孕育与诞生，小平同志做出了不可替代的重要贡献。1978年8月19日，邓小平在看到了有关天津的一项科技成果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后批示：“此事请国家科委亲自过问。如果成果可靠，应迅速推广，并在国际上取得专利权。”

　　 “有一个好消息告诉你！小平同志办公室来电话，小平同志批示：‘中国专利法制定要加快步伐’，听说前几天《中美贸易关系协定》谈判，美方要加入保护知识产权条款，我方不敢定，最后请示小平同志，小平同志拍板才写进去。”1979年仲夏，武衡同志把宋永林叫到办公室，还表示：“这对我们起草专利法很有利，你们应该加快速度。”

　　 除领导决策外，基层的呼吁也成为专利法起草小组工作的重要动力。很多工厂的技术人员都表示：“现有体制下，下了班除了搞发明之外，吃喝玩乐都被允许，而一旦下班有人搞发明就会被认为是资本主义思想，假公济私。因此亟需有明确的法律制度来鼓励创新积极性。”

　　 我们走在大路上

　　 “我们走在大路上，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当悠扬的歌声从中关村一间简陋的办公室飘向天空，疲惫和烦闷也被抛到九霄云外。夏天的北京酷暑难当，没有空调、没有风扇，大家挥汗加班奋斗。已经过了吃饭时间，赵元果打着赤膊，埋头在钢板上刻着蜡纸；段瑞林也在低头查阅资料，并不时地做着记录；汤宗舜、胡明正、郭寿康、宋永林等人聚在一起讨论正在翻译的专利文献；夏淑华则在抄写朱晋卿帮她找来的一组专利数据。

　　从1979年3月19日专利法起草小组成立，到6月4日完成第一稿，6月12日完成第二稿，截至1981年2月，专利法已经完成了第十一稿的修改。这期间，起草小组的成员们从西苑饭店转战中关村中国科学院招待所。从1979年3月到年底，小组基本上是全脱产进行工作，到年底专利法拟定出第6稿草案后，小组不定期进行集体研究讨论修改。

　　 小组成立之初，大家就明确，起草的专利法既要适应中国国情，又要符合国际惯例。在仅用两个多月时间就完成的第一、二稿里，起草小组分别尝试以单轨制和双轨制两种思路立法，而后国家科委召开专门会议讨论认为双轨制不符合我国改革开放的形势，而选择了单轨制。

　　　到1981年1月的第十稿时，中国专利局组织近百名工作人员进行了讨论。同年2月完成第十一稿时，草案的内容已经取得比较一致的意见，并上报国务院审查。

　　　在专利法起草的同时，我国专利领域与世界的接触在不断增加，尤其是时任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总干事的鲍格胥为中国专利法的起草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1979年11月24日，武衡找到宋永林说：“鲍格胥来中国了，方毅副总理亲自接见，他再三要求了解中国专利法的内容。小平同志有批示：‘我们不懂专利制度，可以向外国人学习嘛！’根据小平同志的指示精神，国家科委决定派你和鲍格胥就专利法起草问题接触一下。”

　　　宋永林次日便赶到上海，鲍格胥也放弃了去杭州游览的计划，专门为会面留出时间。宋永林向鲍格胥介绍了草拟的专利法的大体轮廓和大的原则，正在考虑是采用单轨制还是双轨制等等。谙熟各国专利法的鲍格胥很快就意识到，中国对专利法已经有了通盘的考虑，这也使他非常惊异。当宋永林介绍到“职务发明”时，英文翻译错将其译为了“植物发明”，不过在场懂英文的工作人员和鲍格胥都很快发现了这一问题，大家开怀而笑。

　　 坐在对面的宋永林，从鲍格胥眼里看到了兴奋的光芒——中国，这个有着五千年灿烂文化、曾经创造出四大发明的文明古国，如果能够施行专利制度，这对世界专利版图的影响将不言而喻。

　　 为了让专利法的制定摒弃闭门造车的弊端、更好地与国际接轨，1980年1月31日至3月4日，宋永林、郭寿康、朱晋卿、赵元果等在参加 “修订《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外交会议”间隙，同鲍格胥和WIPO副总干事范纳尔就中国专利法草案进行讨论。应中方要求，讨论是秘密进行的。范纳尔亲自做记录，整理讨论意见，并于会后亲自整理打印。细心的郭寿康注意到，为了和前一天的资料相区别，范纳尔每次都会选用不同颜色的纸张。随着稿子颜色的更换，中国的专利法逐渐实现更好地与国际对接。

　　 “专利大船”会搁浅吗？

　　 1979年9月，我国参加知识产权组织座谈会的代表问印度专利局局长：专利制度对印度有什么好处？他用右手在左手手心上画了一个圈。

　　 1980年1月17日，就在中国专利局成立3天后，联合国跨国公司中心主任兼联合国工发组织情报司司长辛格在经贸部、联合国跨国公司中心联合举办的讲习班上指出，中国没有必要搞专利法，也不要成为巴黎公约的一个成员。

　　 1980年下半年，某工业部副部长在上书小平同志和国务院领导同志反对建立专利制度时提及上述内容。他强调，当时一些报告中夸大专利好处，其实是对专利的概念不够了解，而妄图以西方一个“模式”来解决中国科技发展的问题是很不现实的。他还指出，“虽然当前我国建立了专利局，但建立专利制度还是需要慎重，不要急于求成，生搬硬套，否则欲速则不达，甚至好事变成坏事”。

　　在专利法草案第十一稿报送国务院之后，由于若干部门提出反对，国务院对专利法的审查也暂时搁置。一年多的漫长等待中，每一个关心专利法的人都在忧虑：专利法会停滞不前吗？中国的专利大船会就此搁浅吗？反对的声音不绝于耳，且愈加激烈。甚至有领导指责搞专利法就是卖国主义。宋永林得知后非常气愤：“搞个专利法我们怎么就成了反革命了？卖国？！”

　　 　针对反对意见，时任中国专利局相关负责人的赵石英和宋永林也给小平同志写了一封信，信中指出，在扩大企业自主权，采取保护竞争的方针的情况下，为了发展优势，越来越多的企业就不愿再让别人无偿使用其科研成果。因此，要么承认技术成果是产权，予以法律保护，以促进、推广、交流，要么各个企业只得自行去保护，总是批评“封锁”、“垄断”并不能解决问题。而实行专利制度的客观效果是，鼓励公开发明，减少科研工作的大量重复，促进新技术推广。

　　 他们还强调，对一个国家而言，实行专利制度，都有利、弊两方面。因为起草专利法既要考虑有利于我国的科学技术和国民经济的发展，又要尽可能考虑国际上通行的惯例。为了趋利避害，还要制定好专利法实施细则。

　　 赵石英、宋永林的信引起小平同志的高度重视。1980年10月29日，专利问题座谈会在京召开，方毅副总理亲自主持会议，钱学森、严济慈、于光远等科技、经济界的泰斗级人物参加了会议，正反两方面的意见开始更为直接的正面交锋。

　　 “我们没有专利法，可以抄袭外国。实行专利法，要躲开外国专利很困难。”某副部长首先表明观点，“我拥护对国内发明设奖励制度，但不一定忙于参加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以后是否需要，还可以看看。”与此同时，某部外事局的一位同志也强调，保护专利，恐怕更多地保护了外国人的利益。

　　 “对于建立专利制度保护外国人多的问题，我认为外国人申请越多越好，以申请费、年费、律师费每件申请最少要2000美元计，500万件专利就可以收入100亿美元。这是不可能的事。”郭寿康沿着误解举例反驳。他认为，在当时情况下不可能出现实行专利制度后，外国来华申请蜂涌而入的情形，更不会存在保护外国人利益多于国人利益的情况。

　　 掌声响起来

　　　1980年11月22日，北京政协礼堂，专利法讨论会的总结大会正在进行，郭寿康站在台上，他身旁是有关领导，台下则是施行专利制度的支持者、反对者以及中间意见者。

　　 54岁的郭寿康已头发花白，眼里布满血丝。两天前，赵石英找到郭寿康，希望他能从学者的角度对此次大会作总结。两天里，郭寿康几乎没有睡觉，搜集各种信息，并整理自己在专利法起草小组所接触到的专利知识，当他走上讲台时，对自己要表达的观点已胸有成竹。而他此时感觉自己并不需要和任何持反对意见者辩论，而是尽量地把自己所掌握的专利知识告诉大家。

　　“如果以1979年全世界的专利申请量34万件为标准，按照当年各国专利申请比例，我国每年接受的专利申请充其量为三四千件……在专利法规定的专利有效期后，经过一代人的努力奋斗，中华民族的子孙，完全可以、也应该在国际技术领域内与技术发达国家进行一番较量了。”郭寿康的总结发言话音未落，会场响起雷鸣般的掌声。这种现象在3天的会期里很少见，热烈鼓掌的有专利局的工作人员，也有一些曾经持反对意见的同志。

　　站在台上，掌声响起，想到还在搁置中的专利法，郭寿康无限感慨油然而生。一年过去了，曾经急行军般的专利法起草工作，却因各方反对停滞不前，而且前程未定，与郭寿康一样焦急的还有武衡和宋永林。

　　 “筹建专利制度是3年前在小平同志指示下进行的。对国外进行了考察，在国内进行了讨论和宣传。广大科技人员、企业、研究机构是欢迎搞专利法的，人大、政协会议上也有多次提案，我们在对外贸易协定中承担了义务，参加了联合国下的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只是少数人的反对，这件事情就搁浅了。”1982年3月16日，武衡在写给中央领导同志的信中直言，“我也就要退了，深感有负党的重托，未能完成任务，心甚不安。”

　　 这位几乎在我国科技战线上奋斗一生的老领导，临退休之前对专利法的由衷关切，感人至深。国务院领导很快批示：“查一下专利法为何长期未批下去。”但由于时逢国务院机构改革，此事又被搁置。

　　 1982年6月，专利局第二任局长黄坤益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根据国务院领导指示，准备向国务院的汇报材料，撰写《关于专利工作的汇报要点》。

　　 　同年8月，带着无限遗憾，宋永林调离了专利局。3年多的时间里，他已经从一个对专利毫无了解的科技工作者，变成了一个专利问题专家，每一份知识的学习都加深了他对专利工作的感情。虽然他调离，但专利法起草小组一旦有事，他都从不推辞。

　　 11月26日至12月10日召开的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通过批准的《关于第六个五年计划的报告》中指出，要“制定和实行专利法，建立奖励新产品和技术革新的制度……”这也是我国最高立法机构批准的文件中正式宣告我国将建立专利制度。

　　 1984年3月12日，专利法（草案）经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通过。至此，专利法历经4年多的坎坷终于诞生，赵元果等专利法起草小组的成员知道消息后热烈鼓掌、欢呼。

　　 1985年4月1日，专利法正式实施。专利局前排着长队的申请人无比激动。当天，专利局收到国内外专利申请3455件，刷新了世界专利史上的日申请记录。可以说，在申请人提交申请后收获的每一份专利中都也包含着专利制度开拓者和专利法起草者的深情、心血和汗水。从这一天起，中国专利事业的大船扬帆起航，专利申请量迅速突破100万、200万乃至500万件大关。中国专利事业发展的每一分进步都更加验证了中国建立专利制度的必要性和正确性。从这一天起，中国的知识产权事业乘风破浪，勇往直前，承载着创新型国家建设的宏伟理想正驶向胜利的彼岸。 
          利法制建设“走的是高速公路，坐的是特快列车，奔的是国际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