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透中文网专栏作家 张小彩/文

　　很显然， 中国经济正在经历“成长痛”，或者说“蜕变痛”。 面对这种疼痛， 决策层是坚持蜕变，让中国经济最终化蛹成蝶，还是选择盖上锅盖，维安乞稳？

　　目前的迹象表明，决策层可能倾向于选择忍痛蜕变：农民工为要求加薪的罢工潮没有被强令禁止；温家宝总理5月中旬在天津调研时表示，政府要在今年内完成“十一五”节能减排的承诺，并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上周出炉的5月份的经济数据没有给这种选择带来太多压力， CPI虽然超过了目标值3% ， 达到容易令人浮想联翩的3.1%， 但工业增加值同比增加16.5%，达到了正常值；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加25.5%，保持较快增长；在欧洲债务危机的背景下，出口仍然同比增加48.5%。

　　近两周来，以“世界工厂”为核心特征的经济增长模式和经济结构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质疑和抵制，求变之声日渐强烈。

　　内部，从富士康工人系列坠楼惨剧到广东丰田工人的罢工， 再演变成席卷全国的要求加薪潮， 从根本上动摇了廉价劳动力和低资源、环境要素价格为特征的经济增长模式的基础。

　　外部，美国财长盖特纳突然一改几周前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时对中国汇率政策改革的的理解和宽容， 上周四突然表示对中国汇率政策失去耐心：“中国低估人民币汇率所造成的扭曲已经跨越国境,阻碍了全球恢复平衡”。 一直在汇率问题上采取高压态势的参议员舒默也表示，美国议员们可能很快采取进一步行动,通过立法对中国及其他货币"根本性失准"的国家施以反倾销惩罚和反补贴税。欧洲央行执委会委员斯麦吉也于上周五表示，中国僵化的汇率政策正在拖慢发达国家的复苏进程，并敦促欧洲和美国共同解决这个问题。

　　压力不管来自哪个方向， 诉求点最终落在要求转变失衡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提高劳动者收入，增强内需。

　　事实上，这种诉求早在2004年、2005年外汇储备大幅增加的时候，就已经沸沸扬扬地出现在各种研讨会和专家学者们的报告中。尽管角色和绩效目标不一的管理部门并没有就此达成一致， 但这种产业结构调整的诉求并没有仅仅停留在纸上谈兵的阶段，政府部门已有所作为。例如2005年和2007年，中国曾经启动两次出口退税调整， 调低甚至取消一些高耗能、高污染及引起贸易摩擦的产品的出口退税。

　　但是，2008年不期而至的全球金融危机打断了中国结构调整和经济市场化改革的步伐，政府部门和银行以凯恩斯主义的名义进行了4万亿的资源配置和接近9.6万亿的半指令性贷款，从而诱发了一场“国进民退”运动；货币投放量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房地产市场积聚了大量的泡沫；2008年11月，出口退税目录调整， 一些原本已经被调低的项目再次被调升；甚至有人主张调低最低工资标准，以应对国际经济金融危机，所幸未果。

　　这次政策反复令当下所谓的後危机时代中国经济结构继续调整面对前所未有的纠结：温家宝总理表示，目前国内外经济形势复杂， 中国宏观调控两难问题不少；工人用跳楼和罢工抗议过低的工资和福利；经济学家忧虑滞涨或者通胀；游资炒菜、炒豆导致管理部门对价格问题杯弓蛇影，甚至提出对媒体“不实报导”的“零容忍”；房地产调控政策在各方利益的较量中僵持不前，价格胶着；人民币升值压力时强时弱......

　　中国经济转型疼痛显现， 而且还有继续加剧的趋势。这次加薪潮势必挤出那些极度依赖低工资、低福利的低效企业；近期解振华表示下半年不仅要完成今年的节能减排任务， 而且要弥补前四年的欠债，其相关举措势必挤出部分高污染、高能耗的企业。 无论是依赖低工资的企业还是高污染、高能耗的企业，它们的被迫退出都可能带来暂时的失业增加；在去年货币超量发行的背景下，一些垄断企业甚至公务员搭车加薪可能进一步推高通货膨胀率，因此，CPI上行尚未到顶；而靠政府投资带来的经济增速年中後放缓已渐成共识。

　　但是，无论从内生还是外生性的制约因素来看，中国经济结构和经济增长模式的调整，都已经没有退路可走。就劳动力而言， 一方面，跳楼惨剧和罢工潮说明，农民工对长期低工资、低福利的的隐忍已经接近底线；另一方面，根据《经济学人》杂志引用的一组数据，今後10年， 中国年龄在15-24岁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人口将下降30%，而这个年龄段的劳动力正是中国低端制造业的劳动力主力。 从外部来看， 外部市场可以利用徵收汇率操纵税和碳排放税的方式轻易挡住中国的出口产品。

　　在目前调结构、保增长以及保低通胀的纠葛中， 有经济学家建议收回去年投放的流动性。但笔者认为，去年的天量货币投放已如覆水难收，因为在中国目前的金融体系和市场结构下，市场化的收缩政策最先受伤的一定是实体经济，从而造成“硬着陆”，甚至最坏的结果——“滞涨”。

　　因此，关键在于能否能成功地把游离的资金引入实体经济，从而接盘经济结构调整中释放的劳动力。笔者认为可以从两方面着手， 一方面， 重手挤出楼市、股市、商品市场等泡沫，并堵住资金进入通道。 另一方面， 制定细则落实发展民营经济的的“新36条”；降低对低技术、低工资、高能耗、高污染企业的出口退税，并以节省的财力减少国内生产和流通环节的税收，鼓励创业和实体经济发展；放开贷款利率管制， 宣布民间金融合法化，利用民间金融渠道配置从泡沫市场退出的资金，使其进入实体经济，鼓励中小企业发展。 所有这些措施，可以吸纳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中淘汰产能释放出来的劳动力，增加劳动者收入，增加内需，舒缓经济调整中的阵痛。

　　事实上，上述政策中有的已经推出，有的已研究多时，呼之欲出。关键在于推进和有诚意的落实。任何的反复和犹疑都是危险的，因为过去的经验已经证明，每一次的政策反复都可能加重下一次调整的疼痛。忍受阵痛是成长和蜕变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