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文是关于农民、民族及统一问题的一些观点。半年前写给中共领袖们，现作为日志转录如下，未作修改。——2010年7月】
《中国农民、民族及统一问题》
主席、委员长、总理阁下：
您们好！
九月初，我寄了两份《红水河在呻吟》到国家主席办公室和国务院，后来又拿一份给贵州黔西南州国家安全局，他们曾允诺代为转交。九月------十月，全中国都忙于六十年庆典，都沉浸在节日的喜庆中。“节日”过去，该念书的念书，该打工的打工，该上班的上班，该下田的下田，一切的一切恢复如常，我们又不得不回头静下来思考：怎样解决中国存在的那些问题？
《红水河在呻吟》是关于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投资一百亿的天生桥一级水电站和近几年投资330多亿已开始发电的中国第二大水电站------龙滩水电站的水库移民问题，以及十多万亩的贵州黔西南州共青林场、一百万亩(600多平方公里)广西雅长林场与当地农民之间的土地纠纷问题等等。尽管这只是珠江水系主干流红水河及南北盘江流域广、贵两省区农民问题的一小部分，它也是当今中国农民问题的缩影。
《呻吟》不是一、两个案子，不是一、两个人或一、两家人之间的摩擦，也不是一、两个乡村之间的冲突，而是直接涉及两省区十多个县市十多二十万农民近百亿水电站淹没补偿及土地纠纷；她不是书斋式的理论探讨，而是一堆堆红水河沿岸农民想说的话，想写的报告。材料繁多，内容庞杂，不敢奢望日理万机的阁下们能看完，可要是容纳了如此之多农民问题材料的《呻吟》都被压在抽屉里不为阁下们所知，那是渎职，是红水河流域农民的悲哀，是我们时代的悲哀，是历史的悲哀。
中国农民问题大多因腐败引起，腐败免不了，偷盗免不了，就看我们的门是木门还是钢门。人非圣贤，刚生下来时无善无恶，桌上什么都没有，人人都是君子；即使桌上有一大摞钱，而门太牢固，又有人在坚守，大多数人仍是绅士；可要是桌上有钱门不牢又无能人看守，即使门上贴无数张“偷者砍手！盗者削足”！有几人还能抵御住诱惑？有几人还能是君子？有几个身着白大褂的人不被玷污？只要我们时代缺少打开盒子的机会，人人都是善者。
浮上来的球总要把它按下，漏出来的洞总要补上，有了腐败也一定要打击。腐败不是导致社会混乱的直接原因，而是因腐败使社会不公，使社会形成对抗，使民众尊严受到伤害，使百姓的利益受到侵犯。百姓为了其权益，就会上访、静坐、示威，从而导致社会混乱。倘若只是为了防止混乱蔓延、维护社会稳定，动用警力就足矣。倘若只是为了防止混乱，避免静坐、示威，头痛医头，脚疼治脚，抓、罚几个贪腐官员，处分几个贪腐干部，对少数尤其突出的案例作一些‘处理’，敷衍容易，安抚也不难。可是既想反腐又想防腐，既想稳定又想和谐（和谐不是忍，是百姓在没有怨言、没有矛盾、平心静气的生活。），压浮球、补漏洞是不够的，也不是‘下决心’抑或‘制订更多法律法规’能做得到的，而要换换土壤，要重新设计水坝。
曾在某部电视剧里看到某反腐官员感叹：“不反腐要亡国，而彻底反腐又要亡党啊”！要解决农民问题，要反腐防腐，中国必须走多党民主制。“多党制”也不一定会‘亡党’啊。中国不学东欧，不照搬前苏联民主模式，旧人可以设计新坝，可以建设新坝，中国未来的民主之路也可以由共产党去推动，台湾的民主进程就是样板。
多党民主制能最有效反腐防腐，除此之外，在民主的框架下，中国还能更容易解决历史、现在及未来已经存在或将会存在的问题。
一、 台湾问题：
从中山先生去世后，国共两党二十多年合了分，分了合，合了又再分，最后划海而居。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因为这条“政治”海沟，无数的家庭生离死别，这就是‘政治’。
蒋先生想光复大陆，毛先生想解放台湾，三十年过去，那一代人大多已作古，后继者们开始相认，不过已是主与客而非一家子。
大陆想收复台湾，这是几代领导人的梦想，可台湾却不愿归顺大陆。一是大陆是共产党的中国，台湾是国民党的台湾，老蒋与老毛是政治冤家，国民党不可能臣服于共产党；二是台湾嫌大陆贫困；三是当香港、澳门都已顺利回归，中国大陆已跻身世界经济强国，台湾人还是不愿回归，因为大陆经济强大，而政治贫穷。
台湾已非一党的台湾，而是多党制的台湾，是大中国台湾人的台湾。绝大多数台湾人并不想从大中国中分离出去，只是在他们眼中，大陆不是大陆百姓的大陆，而只是共产党的大陆，是共产党的天下。“总统、立法委、县市长，我们想选谁就投谁，要是回归大陆，我们去何处要这等权利”？无论海基、海协等等再谈几十年，至多不过从促进民间往来到实现‘三通’，抑或未来大陆、台湾的领导人握手寒暄，让一代又一代海内外华人憧憬着‘统一’的梦幻。
要想使海峡两岸的统一有实质性进展，使五星红旗插上台湾岛，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统一成为“中国”，了却几代中国大陆领导人、几代海内外中国人“统一”的心愿，中国大陆必须改变自己的形象------中国大陆是中国人的大陆，不只是共产党一个政党的大陆。
二、西藏、新疆问题：
两、三千年前，当中国地图上开始出现被称为“国家”时也许仅仅限于黄河流域的一小部分，后来不断扩展、不断融入，以及朝代更替，尤其是黄河流域以外的民族入主中原，才使中国有了现在这样的版图（本来应该还更大）。与此同时，经两、三千年在黄河、长江、珠江等诸多平原人口聚居区不同民族间的融合，逐渐通用一种或几种语言，盛行一种或几种习俗……这一人口聚居区就划为汉族------即现在占中国总人口90%的大汉民族。距离中心地远的地区的民族仍保持千年以前的语言、服饰、风俗，就划为不同的‘少数民族’。民族的划分不只是依据语言、服饰、习俗，也有地域或政治因素。一片地域如果没有一个占绝对统治地位的民族或语言或宗教来维系（共同的信念），在人类几千年的历史中，她早晚会分裂。因为有了占人口绝对多数的大汉民族，中国历史直至现在乃至将来，中国仍是一个统一的大国。
民族界线的划分不一定有实质性意义，不过老百姓区分很明确：“你是藏族，他是维吾尔族；我是汉族，他是满族；我是白族，你是壮族”……中华民族包括汉族及各个少数民族，中国属于整个中华民族，不过一些少数民族如藏族、维吾尔族(尤其是境外的藏人、维吾尔人)不一定这么看，他们会认为‘中国是大汉民族的中国，中国是共产党的中国’。“藏独”、“疆独”在国外有势力，在西藏、新疆也有一些追随者，可要是我们能使世人相信：‘中国是中华民族的中国’、‘中国是多党制的中国’、‘中国是中国人民的中国’，则“藏独”、“疆独”不仅在国内，甚至在国外也会失去其理论基础，失去其行动支持，失去其市场，失去其存在的意义。
三、蒙古问题：
中华民族包括汉族及周边的各个少数民族，中国的版图包括黄河、长江流域及周边各个民族世代居住的地方，因此，无论是台湾、香港、澳门还是西藏、新疆、蒙古（内蒙和外蒙），都是中华民族世代居住地，都属于中国，都不能丢弃。
从现在中国大陆地图看，蒙古就像是中国与前苏联及现在的俄罗斯之间的一块缓冲地带，不过万一的万一，那块缓冲地带在现代战争中也没有多少缓冲作用，况且，外蒙、内蒙都是蒙古人，都是成吉思汗及其子孙们建立的元朝以及后来的清朝、中华民国的子民，都是中华民族的一份子，我们也不忍心让他们先去挡弹头吧（他们也没那能力）。
一、两百年前俄国通过不平等条约占去的那150多万平方公里是特殊之地，在可以看得见的将来，我们无力收回，可是蒙古未曾被苏、俄侵占。由于历史的原因而分离，也只是因为历史的原因，49年以后的中国共产党政府承认了蒙古的独立。
无论从历史、从民族还是从国家安全考虑，蒙古都应回归大中国。
半个世纪以前，共产党政府已经承认，想出尔反尔说不过去，可要是中国大陆走向多党制，台湾也已回归，国民党（未承认蒙古独立）或非共产党（无论在野还是执政）就有充足的理由提出“蒙古应回归中国”。
如果台湾已回归，美国不会干预蒙古问题；至于俄罗斯，他们也许会阻碍，但二、三十年后的中国一定已经是世界经济大国（现在也已经是经济强国），加之多党民主制，中国也是政治大国，中、俄之间将会有更多的经济、政治交流，相信到那时中、俄不会因为蒙古问题而发生冲突。
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不能像明朝去加固长城，那样的话我们有几代人会背上历史骂名，我们应该推倒内蒙、外蒙的界墙，应该忘却内蒙、外蒙的概念。
无论是汉族高山族、壮族藏族，还是维吾尔族蒙古族，都应该和睦相处统一在一个大家庭里。这也是各个时代的领袖们的任务和责任。
四、国际地位：
中国有悠久的人类文明史，中国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中国是体育强国，改革三十年，中国已经是世界经济强国。但中国仍不是七国首脑，不是八国峰会；在很多国际事务中，我们也只能扮演很次要的角色。中国有大国、强国的历史和实力，但没有大国的政治地位，因为我们一党制不合时代潮流，得不到世界多数有影响的国家的认同，即使在国内也得不到大多数百姓的拥护。
不仅如此，我们的领导人外出访问时有时还会遇到一些尴尬事。哪一国领导人出访国外都可能遇到抗议示威，而中国领导人在国外遭到抗议却引人注目，因为抗议都是来自中国人或中国人的后裔，有持不同政见人士，有台独，有藏独，有疆独，有法轮功……有些政府还会让我们难看，中国政府反对的他们就支持，尤其在藏独、疆独等，即使比较温和的如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更不用说美英法。
强大的中国无需随声附和某个或某些国家，也无需将就某个团体、组织或个人，只是有众多的反对者，就应该考虑我们自身。的确，中国应该有中国的特色，但如果这种特色不合时代潮流，也不为大多数国民所赞同，就应该改革。
贵州民间人士韦登忠
2009年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