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京津沙尘暴，准确地说，应该叫尘暴。尘暴的粉尘主要来源于内蒙古中部地区大小不同的数百个干涸盐湖，而并非一直都在宣传的沙漠、沙地或退化草地、沙化土地等。国家投入巨资治理但未能做到对症下药。治理干盐湖要比治理沙漠和沙地等更为有效，最好的方法之一是种植碱蓬，区区一亿多的投资即可见效。新问题是科学研究的原动力，然而，现在科学研究的机构及体制却在排斥新问题。沙尘之源——干盐湖就是个新问题，该谁来管？由于无利可图，各个部门都悄悄走开了。　　

　　    我是中国地质科学研究院地质研究所的韩同林，自1997年退休，至今整整13年。我们早在2002年春就提出京津沙尘暴的源头是内蒙古境内近五万平方公里的干盐湖，而并非是我们一直都在宣传的沙漠、沙地或退化草地、沙化土地等。跳出“主流”的说法没有得到太多的重视，又恰逢2003年、2004年、 2005年连续三年北京地区降水较多，沙尘暴的发生较少，因此，造林植树毋庸置疑地就成为了人们普遍认同的有效治沙方式。就在我们的结论没有任何“用武之地”的时候，2006年4月16日早晨，“沙尘暴“再次肆虐京城，我们觉得直谏中央领导人重视干盐湖的治理工作的时机来了。

　　    温家宝总理是学习地质学出身，曾在甘肃地质队工作多年。我们相信自己撰写的报告，他一看就会明白，于是联系了中科院海洋所的宋怀龙、内蒙古教育学院教授刘书润、中国工程院院士魏复盛以及我们所的几位研究员共八位专家，联名向温总理提交材料，论证了治理京津地区沙尘暴的关键不在植树造林的科学判断。　　

　　京津风沙源不在沙漠和沙地，造林根本挡不住　　

　　    上世纪70年代，国家开始防治沙尘暴，但效果并不理想。2006年一年，全国就发生过沙尘暴16次。我们很早就怀疑，国家花几千亿人民币去治理，为什么沙尘暴还频频发生？2002年，我和我的同事们与郑柏峪①一起去内蒙古查干诺尔干盐湖考察，看到沙地里建起一个“京津地区风沙源治理工程”的巨大宣传碑。实际上，这碑插错了地方，京津风沙的真正源头不在沙地和沙漠。因为沙子是绝对上不了天的，吹起来之后，很快还会再掉下来；移动的距离也很短，绝不会跑到高空输送到千里之外的北京、天津等地区。只有粉尘才能飞上几千、上万米的高空，并随风飘到几千里以外的北京、天津、韩国、日本、甚至到美国、加拿大等地。十几米或几十米高的林木，根本挡不住这些粉尘。这在地质学里算是基础知识。而内蒙古境内干涸盐湖很多，几十平方公里到两三百平方公里都有，干涸盐湖的湖底累积了几米甚至十几米厚的干粉尘，这才是北京尘暴的真正来源。

　　    1.京津尘暴的主要成分是尘而非沙，植树根本挡不住

　　    降尘中有沙有尘才叫沙尘暴，而京津地区所谓的“沙尘暴”中，96%以上都是由颗粒大小在0.075毫米以下的粉尘构成，因此应该叫“尘暴”。沙暴基本上由直径0.1～0.5毫米的沙粒级的颗粒构成。两者在搬运距离和方式上都不一样。沙暴主要以地面滚动、跳动和低空飘移为主，扬起的高度很低，几米到十几米左右，搬运的距离很小，几米、十几米。而尘暴不一样，它主要在几千米、上万米的高空飘动，飞在高空的飞机机翼上，都可以看到全是黄泥一样的尘土；它的搬运距离可以在数千公里以外。防治北京地区的尘暴，拿植树造林去解决问题是绝对行不通的。尘暴从几千米高空过来，树有多高？能挡住它们吗？植树造林对改善尘暴源区的环境可能有效，但对治理北京的尘暴而言，其作用是极其微小的，甚至可以说是无济于事。

　　    2.京津尘暴源主要来自内蒙古干盐湖

　　    从扫描电镜和常温水溶盐（指在常温下溶解于水中的盐碱物质）的分析结果来看，北京2006年4月16号的尘暴的粉尘物质，不是一般的尘暴，而是含大量盐碱物质的“盐碱尘暴”（也有人称“化学尘暴”），这些盐碱物质成分里富含硫化物和氯化物等化学沉积的各种盐类矿物，具有极强的腐蚀性和污染性。而这些高含量盐碱物质只有干盐湖中才有。此外，今年3月19日尘暴粉尘的三个样品经水溶盐含量测定，其盐量均达到了2.3%以上，充分说明北京尘暴来源于干盐湖盐碱地。大家知道粉尘是风搬运而来，与风向有很大关系。因此从北京尘暴的风向可以判断应该来自张家口以北、内蒙古中部和蒙古国的东南部地区。人们会问，这些地区有没有含盐度高的地方呢？我们通过对这些地区分布的山地、丘陵、平原、沙地、沙漠、干盐湖、农耕地、退化草地、沙化土地地表的初步调查和取样分析、对比后发现：沙漠、沙地含盐量只有百分之零点零几，农耕地含盐量是百分之零点几，退化草地、沙化土地也都是百分之零点几，唯独干盐湖可高达7%～8%以上，最高可达30%以上。今年北京3月19日这次尘暴，三个不同地点采集的粉尘，其含盐碱量均高达2.3%，与干盐湖关系最密切。还有从沙漠、沙地的矿物成分看，主要由坚硬的、磨圆度好的和比重较大的石英、长石等矿物组成，而北京的降尘主要是伊利石、高岭土等硬度小、比重轻、多呈棱角状的粘土矿物组成，而这种粉尘也只有在干涸湖中最多、最集中分布。以上充分说明，北京尘暴的降尘，与干盐湖关系最为密切。单从粉尘中含盐量高达2.3%这点也可以看出，北京尘暴的粉尘物质，绝大部分应该来自干盐湖。因为来自其他地表再多的粉尘，也无法达到2.3%的高含盐量。

　　    3.干盐湖面积虽小，但含尘量大，风起如撒盐

　　    内蒙古境内干盐湖的覆盖面积大约是4万～5万平方公里，每年还有新干涸的湖泊。干盐湖的粉尘为什么这么多？大家知道，河北北部、内蒙古中部地区，绝大多数的湖泊均属于内陆湖，湖泊分布区的地势低，周围的水都往湖泊里流，在流水搬运过程中，最后到达湖泊中的物质，都是一些极为细小的粘土物质为主，湖泊中几乎集中了周边地表物质颗粒最细、最多的地方。湖水干了以后，就形成了粉尘物质的重要来源地区。因此，尽管干盐湖的总面积不大，但是它的粉尘物质含量可达到 80%～90%以上；而总面积巨大的沙漠、沙地，所含粉尘量仅仅才百分之零点几。只要有三四级风，干盐湖中的粉尘就能飞起来，并很快飞上天，并且带有很多的盐碱。北京海拔五六百米，离北京两百公里以外的地方，海拔就达到了1400米上下，高差达到约一公里，风吹过北京来，就像是站在屋顶上往院子里撒盐一样。粉尘极细且质量轻，污染面积极大。打个比方说，一根烟头很小，也很轻，可点燃后，房间里的每个地方都会充满着烟味。

　　    4.治理干盐湖，要多种耐盐碱的碱蓬

　　    耐盐碱的植物在盐碱度很高的区域照样能生长，因此治理干盐湖最好的方法是种植碱蓬。碱蓬会逐渐吸收掉很多盐，然后可被牛羊当草料吃掉一部分，干盐湖的含盐量就减少了一部分。这种碱蓬人也可以吃，富有营养，它的籽经处理后对预防治疗心脏病有很好的作用。成片的绿色碱蓬，还可大大减轻地表的风力，减少地表起尘。　　

　　“沙尘暴”消失了三年，却并非是人的功劳　　

　　    2006年4月16日早晨，我打开窗户，天空黄压压一片。连续三年，北京的沙尘暴销声匿迹后，这又一次席卷而来。风平浪静的一夜，就静静地下了33.3万吨的粉尘。当时我也蒙了，没有任何天气预报，也没有刮大风。我赶紧跑到院子里，从停放的汽车顶盖上收集粉尘样品（2006年4月16日的粉尘，现在是千金难求了），化验结果一出来，果然不出所料，含盐量很高，与盐湖完全一致。北京尘暴的粉尘主要来源于干盐湖，得到了初步应证。

　　    三年前，我们就曾强调，京津地区沙尘暴的重要源头是干盐湖，而不是沙漠和沙地等，还将《肆虐京津的是尘暴而非沙尘暴》②的文章投寄给北京至少三四十家报社，《北京日报》还组织气象局、林业局专家争论过。随后，尘暴销声匿迹了几年，相关部门认为是“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的治理结果。但我们心里很清楚，那主要是降水量大和大气环流不利于尘暴发生的缘故。如果天气稍微干旱点，又有有利于发生尘暴的大气条件，尘暴还会照样发生的。三年后尘暴再度肆虐京城，于是发生了前文我们联名给温总理写信的那一幕。
　　

　　科学研究是在争论中成长，但如果连争论的机会都没有呢？　　

　　    信件发出后，很快收到了国务院信访办的回函：你们给温家宝总理的来信收悉，已报送中央领导同志参阅，感谢您对防沙、治沙工作的关心，欢迎继续来信反映所关注的问题。

　　    没过多久，所里通知我去参加温总理2006年6月12日召开的《沙尘暴防治工作专家座谈会》，当时参会的有发改委、科技部、财政部、国土资源部、水利部、农业部、环保总局等国家部委的相关人士，受邀专家共13位，其中有八名院士（江泽慧领头），还有两个博士生导师、三个研究员。我的级别最低：研究员，还是退休的。大会上发言，我被安排在第一个。

　　    座谈会上没有任何争论，尽管我们的观点和其他12名专家有所不同。就像一个人和一个足球队踢球，我摆出架势，要射门了，可对方瞅都不瞅一眼。也许，我们不善于和人交流，想争论，但却根本没有得到争论的机会！双方力量太悬殊了，人们可能认为不自量力，不需一击，何苦费力，放你一马吧！之后，2007年、 2008年、2009年，看起来又是风调雨顺。有关部门花大量资金在北京周边搞了多次人工降雨，压住了沙尘，保证了奥运会天气。依赖人工降雨，短期行长期却不行。我们心里很清楚。没人理我？是因为利益、面子？还是懒得听，或压根瞧不起，麻木，漠视？或仅仅是疏忽？

　　    2010年3月19日，尘暴又一次来了。尽管这次尘暴的危害性并不比2006年4月16日那次尘暴弱，不过，北京的市民和政府的相关部门似乎已经“习惯” 了北京这种尘暴天气。除了媒体“爆炒”一下、关心一下之外，也就很快过去了。干盐湖仍旧毫不吝啬继续为北京尘暴免费供应着要多少有多少的盐碱粉尘! 再也没有人去过问严重危害北京百姓生命健康的尘暴的真正源头和重要源头——干涸的盐湖该如何去治理。　　

　　观念为什么跟不上问题的脚步？　　

　　    化验尘暴降尘的物质成分，分析它的真正来源，如此常识的方法，大家为什么想不到？就像哥伦布立鸡蛋一样，轻轻磕一下，鸡蛋就能立起来，所有的问题便解决了。可我们的研究惯性太大，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就开始围绕北京的“沙尘暴”不断研究，采取各种手段、各项措施去治理沙漠、沙地、退化草地、沙化土地，植树造林、退耕还草、退耕还林。培养出了几代科学家，几代研究生，但在回答方向性的问题时，根本就跳不出旧观念的圈子。治理项目的大批课题下来了，人们就像分蛋糕一样，你一块，我一块，没人会考虑这蛋糕从哪里来的，我们应不应该吃，有没有中毒的危险。

　　    新问题是科学研究的原动力，然而，现在我们一些科学“带头人”、科学研究的机构及体制却在排斥新问题。如今的科研沦为了“占山为王”，背后是分工盲视，谁都不去认真研究新问题，谁都害怕新问题要是出了差错担责，影响自己的前程和仕途。可要是有人真去琢磨了，其他人会异口同声地蔑视。要是新问题触及自己的研究领域、与自己多年来或毕生的研究成果相违背或自己的成果将遭到全盘否定时，那就会完全变个样，他将毫不留情、不择手段、尽最大可能动员自己的影响力，对新问题研究者进行刁难、想方设法去阻止。随便拿个例子看，就可见一斑了。如2006年，由华夏出版社出版的、被誉为“中国地质界石破天惊的重大发现”的《发现冰臼》这本书，因触及到我国著名院士为首的一大帮人的毕生研究成果和观点，这个院士可以不顾科学工作者起码应遵遁的科学道德、个人品质，在公开的刊物上采用谩骂、诽谤等手法，说该书作者是“无知”，“欺骗行为”，“伪科学”，“胡说”，“迷惑人”，“误导人”“害人”等等，污蔑之言和不实之词，完全违背了科学研究要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一贯方针，完全失去了一个科学工作者应遵遁的基本科学道德。但可悲的是，我们有些主管部门听之任之。我们的机制太缺乏面对新问题的经验了，直到新问题确实危害我们了，才可能去立项研究。在得到认可之前，想从主管部门或研究机构的指缝里弄出一点钱来，难于上青天，他们总会找出各式各样“冠冕堂皇”的理由，让你无法得到研究经费，继续进行研究。为什么我们申请的很多项目都无法得到批准？因为我们的观点非主流，仿佛在体制之外。

　　    举个例子说，我们在一次试验中偶然发现，在尘暴的粉尘中有藻类生物，藻类从哪来？对环境和人体健康的危害如何？需要有资金去支持研究。如果是过去，我会东奔西跑，上上下下去找相关部门支持，现在可不这样，我宁肯找对新问题、新发现有良知的支持者，得到一些资助，自己动手采用一些最简陋、最原始的方法去研究。功夫不负有心人，我们终于培养出一杯杯色彩鲜艳的各种各样的藻类植物。有绿色的，蓝色的，金色的，看起来是那么漂亮，也很令人兴奋，我们似乎一夜间变成了生物学的学生。

　　    尘暴中漂浮的藻类是否会对环境和人体产生危害，到现在还是未知数。藻类的生存环境非常广泛，甚至有的藻类不需要空气和阳光也能生长。至于藻类在人体的呼吸系统里会产生何种反应，是否会威胁到我们的健康，很多怪病的发生是否与这些藻类有关等等，都有待于我们去探索、去研究。

　　    尘暴粉尘的腐蚀危害，空气中藻类的危害，这些新问题都没有专门人才去探索。现在，有的科研就像承包工程一样，科学家成了“大工头”，拿到钱后再承包出去。最后把资料一汇总，一写报告就完了。真正的科学家接触不到实际，不干具体工作，就很难去发现新问题，更谈不上去研究新问题。　　

　　科学失灵的背后：利益的羁绊　　

　　    譬如说，干盐湖就是个新问题，该谁来管？由于无利可图，各个部门都悄悄走开了。农业部门不管，是因为这里无法种田；林业部门不管，是因为这里无法种树；水利部门不管，是因为这里没有水可供灌溉。所有人都不去管它，可它却是北京尘暴的最重要源头。每年打着“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的牌子，国家投入巨资，花去纳税人的钱几百上千亿，却对北京尘暴真正的和最重要的源头——干涸的盐湖区，孰视无睹，不花一分钱去研究、去治理，为什么？并非像有关主管部门说的那样冠冕堂皇，如果追根问底，最重要的还是部门之间的经济利益问题。

　　    再往远了说，以气候变暖为话题的谈判，背后就是层层利益的关系。地球上二氧化碳的确增多了，这可以检测出来，但二氧化碳增多的结果并不是全球气温升高。有关研究已经证实，全球气候向着温暖方向发展，是地球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二氧化碳在全球表层局部地域（如城市、工厂、矿山等）增多，使空气的密度增加，从而促使大气环流不断加强，才是地球表层极端环境天气频频发生的重要原因。但这些科学常识层面的问题，一旦纠缠上利益，就很难看清了。哥本哈根的全球气候谈判，除去经济利益和政治企图的因素以外，还留下了什么冷静客观的科学研究呢？科学研究本应走在现实的最前面，然而由于利益无处不在钩的羁绊，却无法做到这一点。

　　晒晒这几年的经济账　　

　　    1997年4月，我从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退休，职称是研究员，当时每月领取958元退休金。从2002年4月我第一次去内蒙古地区考察干盐湖，到 2009年8月我最后一次去取样，八年间，我共去过内蒙13次。主要的开销是到野外考察、住宿、取样时的租车费用（若有机会就尽量蹭别人的车）和样品化验费。化验很费钱，一个数据分析，就得60块钱左右，几个样品下来，需几千块，上万块钱都不止。这几年花在样品分析、测试的钱上一共在九万元以上。

　　    而我们一共得到的费用呢，第一笔经费是由我所拨出的五万元，主要用于为温家宝总理2006年6月12日召开的专家座谈会准备汇报材科、进行有关样品分析测试，余下一万多元后来到内蒙实地调查和取样。因经费不足，两辆吉普车是由一个汽车企业赞助的，这样我们才得以顺利完成任务。第二笔经费是去年所里的青年基金，共八万元。到野外考察、取样两次，单样品分析测试花去六万多元，而当时项目能支付的仅两万多元，缺口是通过合作研究，由“北京市理化分析测试中心”的刘艳菊博士和“阿巴嘎旗绿草原环境治理有限责任公司”的郑柏峪总经理协助解决的。

　　    13万元，两个课题，跨度八年，平均一个月100多元，这是什么概念？现今的一项课题最少都是十几万元、几十万元。国家围绕三北防护林，一共花了近40亿元。为了“京津地区风沙源治理工程”，国家已投入几百上千亿，可是40多年来对京津地区发生的是“尘暴”还是“沙尘暴”都没有搞清楚，尘暴的真正源头都搞错了。而我们从2002年开始至2009年止的短短八年，两个项目13万元，还无法连续投入研究的情况下，最终搞清了京津地区的“沙尘暴”实际上却是“尘暴”，并且确定这不是一般的尘暴，而是具有极强腐蚀性和污染性的“盐碱尘暴”，并从北京尘暴的粉尘物质中首次发现和培养出藻类植物。

　　    多年来一直从事干盐湖治理的郑柏峪自己拿出两万元现场拍摄尘暴发生发展情景，他和宋怀龙教授试种碱蓬是从2003年阿巴嘎旗政府出资两万元买碱蓬种子开始的。其后，2008年韩国现代汽车成立了“中国荒漠化防治——查干诺尔项目”和“生态和平亚洲”联手，出资600万人民币历时五年对查干诺尔干盐湖进行种植碱蓬治理工作。然而我国的有关部门，对此却无动于衷，一毛不拔。宁愿拿几百上千亿去治并不是京津地区尘暴的真正的重要源头，以至今日尘暴仍严重肆虐京津地区。　　

　　我的研究动力是想知道事情的真相，而不仅是环保理念　　

　　    前不久，在中青报大楼里举行的“绿色记者沙龙”的活动中，一名跑环保口的记者问我，研究沙尘暴的最大动力是什么？老实讲，研究沙尘暴的动力与我几十年来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是完全一样的。我的研究只是不怕得罪人，不受利益驱使和左右，一根筋地想知道事情的真相究竟是怎么回事。自从我大学毕业后到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参加工作开始，每参加一个项目或课题，除完成本身工作外，我还进行着一系列“业余爱好”的科学研究工作，克服了来自各方面的怀疑、非议、压力，并最终取得令人十分满意的结果。对于沙尘暴的研究，我最心疼的是那么多钱究竟花在了哪里？究竟产生了什么效果？ 

① 郑柏峪，生态保护志愿者。

② 这篇文章为联合署名，作者是韩念勇，韩同林，刘书润，林景星，王建平，朱大岗，孟宪刚，邵兆刚，郑柏峪，宋欣洲，郭光毅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