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之默:谁来宽容?


   

  当1840年的中英鸦片战争以中国的战败开始,在我们的历史记忆中,便只剩下了中国百年的耻辱史。而那一刻,中国所谓的GDP在世界仍占1/3,比现在的美国还要多的数据,却已经不足了弥合受伤的心。而当一百多年后的今天,GDP如何超越日本,却成为我们梦寐以求的东西。似乎超过了,就可以证明许多东西了。
  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和2010年的上海世博会,它们的成功举行,是否能否给我们带来更多的自豪感呢?我想可以的。以举国之力,来办一场令世人瞩目的活动,显然,它的意义是很重大的。一如我们在08年的电视新闻和报纸媒体中常常听到的,看到的字词:它成功地证明了中国的崛起。
  是的,中国在崛起了,但它却也是不安的。当西方政治家们和媒体们开始大力赞扬中国模式;甚至开始认为北京共识将取代华盛顿共识时,我们却显得不安了。认为这是他们在捧杀中国。但当“中国威胁论”沉碴泛起时,我们也同样地陷入了恐慌。西方怎样了?似乎他们亡我之心不死。如果现在还是在冷战时代,因为意识形态的不同,这或许倒也容易理解。但在一个我们自认为和他们在认为中国不断崛起的时候,当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不断上升,尤其是在亚非拉等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力日益变得举足轻重的时候,我们为何还在如此地害怕?
  显然,这不仅仅是一个集体的害怕,它更是一个个体的害怕。因为我们常常可以在一些批评中国社会存在问题的背后看来类似的留言和评论。它们或是指责作者的“崇洋媚外”,或是留下更为进攻性的人身攻击的言语。在他们看来,这些人显然是居心叵测。要么是从欧美国家留学回来,要么是被外国收买了的人。似乎除了那些人之外,所有批评者的身份都是间谍或是卖国之人,只有他们是爱国的,而与之相反的,就统统是不爱国的了。
  当然,我们也常常可以看来,与这些相对立的人,同样在留言与评论中与他们相对骂的网友。但无论双方如何,似乎彼此的意见必然是不相容的。这让人很是困惑。在同样的教育背景之下,一代人却可以如此地“分裂”?是我们哪里出了问题吗?难道除了彼此的不相容之外,就没有宽容可言了吗?或者,还只是因为我们的身上,本身就充满了矛盾与困惑,让我们在这样的世界中,显得无所适从。
  我们这一代人,从小就在国耻的教育当中长大。近百余年来的耻辱,似乎已经永远无法清洗干净,因为欧美国家的阴谋总是一个接一个。而只要我们还不是世界第一,似乎他们就随时有可能消灭我们的。即使我们经常说,世界经济已经将彼此联结在一起,但我们似乎永远不会相信这样的话语能保证什么。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以爱国的名义,用民族主义的精神,来鼓舞士气。让意见统一,这思想统一,这样高涨的情绪,总是可以击毁外来的一切力量。而国内的那些批评者,就更不在言下了。
  但这样狂热的情绪,究竟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呢?是胜利的快感,还是一时的痛快?对历史耻辱的强调,用高涨的民族情绪来应对所有的事情,于是,什么宽容也就都没有了。即使站在对面的人,也常常因此,被动地,或在刺激之下,也陷入了另一种极端。彼此的不相容,也就没有了中间地带可言,也就没有谁会来宽容谁了。
  我们最为熟悉的德国。因为对一战战败的耿耿于怀,民众及国家陷入了莫名其妙的不安与困惑之中。最终,它们自己摧毁了民主的魏玛共和国,将纳粹党(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送上了执政党的地位。而随着民众的集体国家化,纳粹化,那场灭绝人性的种族大屠杀也就随之而来。当然,或许这是德国的不幸,注定要经历这样的一场劫难。
  同样经历民族主义劫难的还有我们当年深深怀念的前南斯拉夫共和国。因为米洛舍维奇等人的大塞尔维亚民族主义的作祟,使得铁托一手创建,并曾经很好地控制国内的民族情绪的南斯拉夫,在转眼间便灰飞烟灭。在那其中,民族主义究竟是团结了南斯拉夫还是撕裂了南斯拉夫,其实是不言而喻的。在美国的战机轰炸南斯拉夫之间,其国内的“切特尼克”运动制造的恐怖气氛,事实上就已经给整个国家带来的灾难。民族冲突与国家的分裂,已经成为必然。
  因而,在一个没有宽容的社会,无论是现实中还是虚拟的网络中,谁能保证,没有宽容的社会,它能保证永远的稳定呢?如果心中所有的矛盾与困惑只能被迫演变成无休止的愤怒情绪,那么,谁能给予保证,这一些都将化解?但这样的困惑与矛盾,这样的“敌视”情绪,并非没有良药可治。美国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同样经历了这样的一场恐慌。美国害怕谁呢?它害怕英国会攻击它,害怕英国会来灭亡它。以致于美国总统麦金莱不得不发动对西班牙的战争,因为不如此,即无法控制国内那激昂而愤怒的大众情绪。当然,最终美国还是走过了这一段历史。但不是美西战争帮助了美国,而是紧随其后,在二十世纪初,美国的那场进步主义运动。
  我们期待一个伟大的国家,一个强盛的国家,但首先却希望,它是一个宽容的国家,宽容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