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文学者眼中的我国现行计生政策

　　

　　                          

　　

　　就我个人愿望说，如果我国今天的人口能够退回到上世纪50年代5亿水平而又不付出任何重大代价，我将谢天谢地，叫我向谁磕头下跪我都愿意！问题是：自然法则不允许我们一厢情愿！

　　

　　人类生存始终与两个自然不能分离，一个是外在的自然，即大自然；一个是内在的自然，即人自身的本体自然。外在的自然属于物质的自然，内在的自然，属于精神的自然。自然者，天然也。须知，“天”（人的内在世界也属于它的范畴）也是有灵性的。这个“灵性”并不玄妙，它就是宇宙万物运行的固有规律，是不可随意触犯的，触犯了，就会引起“天”怒，受到惩罚。

　　

　　人类亿万年来一直与大自然共融于一体，共居于一个地球，本身就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向来是和谐无犯的。只是近几百年来，随着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和一系列科学技术的重大发现和发明，人很快自我膨胀成“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莎士比亚语），一厢情愿地把大自然当作他可以任意掠夺和奴役的对象，因而成了“自然的祸害，万物的杀手”。于是，江河泛滥了，地球升温了，厄尔尼诺逞威了，人类的朋友不断消失了……这时，人类才开始醒悟：原来大自然有它自在的生态规律，是不能按照人的主观愿望对它为所欲为的。于是“生物链”或“食物链”的概念出来了，“生态平衡”的概念出来了，“温室效应”的概念出来了……这些科学规律逐渐为人们所领悟和接受，它们从一些陌生名词，变成了科学常识。这一自然生态意识的萌发，首先见之于欧洲一些发达国家，约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以德国的“绿色和平组织”诞生为标志。那时，这个组织所在的故乡，莱茵河的鱼类几乎灭绝了！

　　

　　中国自从上世纪40年代末结束内战以来，在十分贫穷的基础上开始了大规模的建设。面对近亿人口缺吃少穿，当时的当政者顾不上考虑生态保护问题，而且当时也不可能产生那种意识，甚至直到90年代前期，有的省市负责人在讨论本地区经济建设规划时还宣称：“环境污染问题到21世纪再去考虑！”但正是从那时起，随着国际上“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提出和国际环保峰会的召开，国内的环保意识也开始觉醒，民间出现了自发的绿色环保组织，官方建立起了政府性的环保机构，忍痛关、停了大批的构成污染源的生产单位，特别是长江洪水的爆发，刺激了我们的环保意识更大程度的觉醒，促使我们下更大的决心，花更大的代价，偿还愧欠大自然的孽债，终于导致“三退”（即“退耕还林、退耕还草、退耕还湖”）方针的出台和诸如“首钢”这样超大工程的搬迁，表明我国对于环保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上下都取得了共识。

　　

　　比起我们对“外在自然”受到破坏的切肤之痛，我们对“内在自然”即“精神生态”的自在性的认识则要迟钝得多，基本上还是个盲区。这突出表现在我国近30年来计划生育政策的制定和长期坚持中未能尊重这个自然。而且在这样一个以“人”为中心的重大问题上，我国的人文科学始终缺席！这说明了什么？

　　

　　我国奉为“国策”的计生政策是以“一对夫妇生一胎”的硬性规定为核心的。它在约占全国人口95%的汉族家庭中推行。尽管近年来有所微调，但它的基本格局和精神并没有改变，尽管“科学决策”、“以人为本”的口号提出和强调已经多年，决策层对这一依靠权力强行推行的给亿万群众带来迷惘和痛苦的重大决策迄今未见有过反思。人们只热衷于从一头，即如何“减少”这一头思考问题，津津乐道“减少四个亿”的成绩，却从不提为此付出的巨大代价，特别是触犯人的精神生态的固有规律，从而损害人的精神人格，以致危及民族精神健康的、无可估量的“软代价”！在我看来，这个用来制定和坚持这一政策的思维完全是一厢情愿的思维，是一种十分明显的反自然、反科学思维。

　　

　　

　　生物的繁殖规律，只要没有人类的破坏或天灾的威胁，总是从少到多的，这是自然。人类至今没有脱离生物的属性，其繁殖规律与一般其他生物没有两样。如果不是因为天意，你要人为地强行使它从多到少，这就是反自然。反自然的行为是必然要受到自然的报复的。这方面我们有过很多教训了。曾记否，我们曾经因为狼要伤人，就想当然地见狼就打，就杀；我们曾经因为麻雀糟蹋我们的粮食，就想当然地开展“除四害”运动，必欲除尽而后快。曾几何时，我们终于觉悟了：麻雀要夺粮，狼要伤人，以及我们必须要为它们付出一定的损失，这都是上苍安排的，是它老天爷在“生物链”中规定好了的，是忤逆不得的。我们甚至承认了它们是我们的朋友。可惜它们已经寥寥无几了，这又使我们感到恐慌。这时我们想到了当时那种一厢情愿的思维和短期行为多么愚蠢。现在我们在强行坚持“独生子女”的时候，是不是在重复当年的“一厢情愿”的思维呢？大家都知道，“一厢情愿”是个贬义词，其意是不顾客观规律和实际情况，一心凭主观愿望和眼前利益行事，最后导致失败，造成不良后果。

　　

　　

　　人作为生物的自然

　　生物的繁殖规律，只要没有人类的破坏或天灾的威胁，总是从少到多的，这是自然。人类至今没有脱离生物的属性，其繁殖规律与一般其他生物没有两样。如果不是因为天意，你要人为地强行使它从多到少，这就是反自然。反自然的行为是必然要受到自然的报复的。这方面我们有过很多教训了。曾记否，我们曾经因为狼要伤人，就想当然地见狼就打，就杀；我们曾经因为麻雀糟蹋我们的粮食，就想当然地开展“除四害”运动，必欲除尽而后快。曾几何时，我们终于觉悟了：麻雀要夺粮，狼要伤人，以及我们必须要为它们付出一定的损失，这都是上苍安排的，是它老天爷在“生物链”中规定好了的，是忤逆不得的。我们甚至承认了它们是我们的朋友。可惜它们已经寥寥无几了，这又使我们感到恐慌。这时我们想到了当时那种一厢情愿的思维和短期行为多么愚蠢。现在我们在强行坚持“独生子女”的时候，是不是在重复当年的“一厢情愿”的思维呢？大家都知道，“一厢情愿”是个贬义词，其意是不顾客观规律和实际情况，一心凭主观愿望和眼前利益行事，最后导致失败，造成不良后果。

　　人的成长环境的自然

　　

　　从中学课本里我们就开始懂得，处于自然状态的哺乳动物，也就是通常所说的“野生动物”一般都有族群意识和族群关系，这是它们生存的自然原生态的核心，一旦遭到入侵或破坏，它们就会拼死反抗，不仅是灵长类动物，连狼也不例外。这种现象在人类这里主要表现为家庭和家族的血统关系。它在人的童年阶段就鲜明地体现出来了！君不见，兄弟姐妹一起玩乐，欢天喜地，发自内心，出自天性。他们打打闹闹，时而哭，时而笑，从不记仇，也不计较：亲情也。他们一会儿争斗，一会儿和解，一会儿谦让――原来成人社会的谈判原则和妥协策略早在孩提时代就开始训练了！这是孩子成长的天然环境，也就是“原生态”。在这种自然生态环境中，兄弟姐妹之间不同性别、性格和性情必然会发生不同程度的摩擦、磨合及至互相调济、圆融，有利于养成合群意识和集体意识；大龄儿童对低龄儿童还会起某种自发的启蒙作用。在这样的天然乐园中兄弟姐妹们建立起了“手足情”。一个人童年时期有没有这个经历是不一样的，这必然影响着一个人未来精神人格的形成。故早在计生政策实行以前，每当我们听到某某人是独生子或独生女时，脑子里马上闪现出他（她）受过“宠爱”的猜想（须知“受宠爱”可不是完全正面的意味）。如今你人为地把这个儿童原生态的天然乐园取消了，让孩子一个人孤零零地在父母跟前转悠，让他备尝孤单和无聊的滋味，必然给孩子心理造成负面的影响。无怪乎朱镕基总理2000年访问日本期间，一次在和日本记者筑紫哲也对话时，千叶县一位五年级小学生通过记者问：“为什么中国每个家庭只能有一个小孩？会不会寂寞？”这个小孩子的提问可以说喊出了亿万中国小朋友的心声！

　　

　　你也许会反驳说：在独生子女情况下，孩子可以得到父母更多的爱。没错！父母会把多子女的爱集中在这唯一的“宝贝疙瘩”身上。然而这种转移性的堆积型的爱是溶解性的，它属于刚才提及的“宠爱”范畴。它固然能让孩子得到父母更多的温暖和甜蜜，但它弥补不了孩子从兄弟姐妹的玩乐中获得的天然的欢乐，而且这种宠爱多半属于溺爱，其消极性是显而易见的：它容易诱发孩子天性中的惰性，消蚀孩子天性中的斗志，助长孩子的慵懒和骄纵倾向。因此独生子女的家庭环境对孩子未来精神人格的生成是不利的。难怪，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所谓“小皇帝”这一指称独生子女的雅号一经出现，就立刻不胫而走，人们――包括独生子女的父母――一边发出会心的微笑，一边皱着眉头接受对小宝宝的这一幽默的戏称。为什么要“皱着眉头”呢？“小皇帝”是唯我独尊的同义语啊！一个国家的国民在儿时就具有了唯我独尊的君主的特征，那不叫人忧虑吗？这正是失去了孩子赖以成长的兄弟姐妹的原生态家庭环境以后，人的正常精神生态遭到破坏的严重信号。

　　

　　也许有人会强调：那就让政府采取措施，加强对家长的教育，要求他们不要娇惯孩子就是了。在无奈情况下，这当然也不失为一种没有办法的办法，这样做肯定会起一定的作用，但是不能解决根本问题。为什么？存在决定意识。这是一条难以抗拒的客观规律。笔者的子辈和孙辈都是独辈。我何尝没有经常提醒和要求过自己？！然而“唯一性”的现实总会有办法击中你“人性中的热点”，从而得逞。上幼儿园不必说，自上小学起，别人的孩子都有父母接送，你能忍心让自己的孩子单独来回？别人的孩子有这个那个豪华的玩具，你能忍看孩子的馋涎？……我曾经有过多少次懊悔：这里不应该迁就，那里不应该原谅。但第十次懊悔了，却仍未能避免第十一次！我唯一没有跨过的底线，就是放弃自己的工作，去为孩子“陪读”；不仅陪到北京、上海、广州，还要陪到伦敦、纽约、堪培拉！因为我认为，如果说上述“懊悔”归咎于我的“心太软”，那么这样的“陪读”可要造成长幼的耻辱了！而且，这可能是中国独有的教育和人文景观，因而也是国家的耻辱！据北京某高校统计，今年该校入学新生90％都是由家长陪送到校的！我不知道古今中外是否有过这样的先例？

　　

　　我之所以不愿跨过这条“陪读”的底线，因为我经常想起近30年前国外街头的一景。一位德国弗赖堡大学的朋友（讲师）陪我上街。他手上抱着一个两岁的女孩，后头跟着一个四岁的男孩。这位高个子父亲只顾自己大步向前走去，远远落在后头的男孩不得不跑步紧追，不久他终于跌倒了，哇哇直哭。我正弯下腰去想扶他起来，他父亲扭过头来说：“别管他！”说完像什么也没有发生一样，只顾继续往前走。我听着他那命令式的口气，立刻意识到这位父亲也许在有意训练自己的孩子，就直起身来站着不动了（毕竟不是自己的孩子，这时的心倒是硬得起来的）。孩子看看父亲，看看我，发现我们俩都不准备帮助，立刻丢掉幻想，一跃而起，继续往前跑……此事一直来让我经常设身处地地想：如果这位父亲只有这一个孩子，他是否还会这么铁石心肠呢？或者，如果这个孩子处于家里“唯一”的地位，他是否还会自己爬起来呢？这是值得大家深思的问题。

　　人的伦理关系的自然

　　

　　

　　

　　人的情感分“大爱”和“小爱”。大爱包括人类意识、民族感情和社会关怀；小爱包括亲情、爱情和友情。而在“亲情”这一层面则有父母之情、夫妻之情和兄弟之情，属于家庭关系，这是核心层，一般叫“直系层”。外延一圈是“近亲层”，属于“家族关系”，包括叔叔、伯伯、姑姑、姨姨、舅舅、表兄、表妹、堂兄、堂妹等类别。再往外就是“远亲层”了。你看，人的正常的亲情，即“伦常之情”包涵了这许多不同层次的血亲关系，这是一个丰富的、亲疏有序的情感系统。这样一个天然的亲缘体系是人的最温馨的精神大家园，情感上广阔而牢靠的慰藉。一旦需要帮忙，“三亲六故”呼之即来；需要倾诉，可随时找到渲泄之处；发生大灾小难，则远近亲戚首先是你的后盾。但是这个情感系统是以一个拥有兄弟姐妹的天然家庭关系为基础的。现在随着兄弟姐妹的被取消，这个情感系统的丰富性就缺三少五了！好比一幢房屋，经过“瘦身”，尽管柱子、栋梁等主要构件还在，但某些缘木和檩条没有了！则这幢房屋的结构的完整性和牢固性必然受到损害。由于伦理关系的缺失，人的情感的丰富性和层次感就会变得单调，细腻性缺乏，敏感度降低，因而明达事理的能力变弱，这意味着人的精神生态失去平衡，导致人性变异。

　　

　　

　　  家庭兴旺与家庭结构的自然

　　

　　如果没有过分的人为干预，一个正常家庭，不管是三代同堂，还是四世同堂，其成员结构应该是宝塔形的，即父辈大于祖辈，孙辈大于父辈。这样的家庭，由于中年以下的成员占多数，家庭必然充满活力和朝气，呈现兴旺景象。然而如今的现状是，这个固有的自然家庭结构被颠倒过来了，变成“四二一”的锥形，衰老的一代变成了多数！这一非自然的现象带来的弊端，从一个人文学者的眼光去看，首先还不在于这个家庭骨干所承受的过重的经济和劳务压力，而在于这个家庭缺乏足够的朝气或者说“兴旺气象”，而这样的家庭气氛对下一代的身心健康和精神人格的形成是不利的！

　　

　　

　　社会活力与社会人口结构的自然

　　

　　家庭结构倒挂的模式，相当程度上映现了我国社会人口结构的走向。在这里社会与家庭一样，从自然走向异常。目前我国老龄化倾向的形成速度与规模，超过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引起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人口学家的高度关注。与上述阐述的理由一样，作为人文学者，笔者首先看到的是，在我国，老龄化的急剧形成与青壮年劳力的相应减少是同时而反向进行的。据经济学家估算，如果我国的现行计生政策坚持不变，那么仅从2012年至2022年这10年间，我国青壮年劳动力将减少一个亿！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到那时我国社会活力将明显减退。社会活力是一切事业发展的“原动力”，也是国民赖以焕发朝气、积极进取的无形资源。社会活力减退这一趋向必将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强劲势头造成明显的制约，我国国防的后备力量也势将相应受到牵制，我国的人文生态也会受到消极影响。至于过早过快形成的“老龄化”后果对经济和社会造成的压力，许多有关专家已经分析得相当透彻了，无须赘述。

　　

　　性别比的自然

　　

　　在一个不存在性别歧视的社会里，人们生男生女是听其自然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国民中的男女性别比例基本上是合乎规律的，保持在100:103左右，学界把“自然”的红线钉在107。中国的国民，首先是乡村中的农民，长期受封建意识的影响，重男轻女，故实行独生子女政策以来，溺婴与歧视性堕胎现象严重，导致人口性别比的严重失调，据2007年的抽样调查统计达到120，也曾有过123 的数据，成为违背自然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这一现象意味着我国有将近1/5的男性公民求偶陷入绝望。他们因此而心情焦虑、情绪烦躁，这势必影响他的人格完善和精神情操的追求，有的甚至在性饥渴的驱使下铤而走险，走上犯罪的道路，给社会增加不稳定因素。我们如何应对呢？已经紧迫地提到我们的面前。

　　控制人口过快增长的必要性及其警戒线

　　 

　　

　　上面谈到诸多自然，主要是人的内在自然，即“精神生态的自在性”这一自然。凡属自然的东西，都有它固有的法则，都具有“神”的至尊和威严，是不可随便冒犯的，否则必受报复。但人类为了眼前的生存，有时不得不明知故犯，例如废气排放，例如塑料成灾，等等（这里暂且不提诸如细菌武器、化学武器、原子武器等等这样一些犯罪性试验）。在人口问题上也是如此。由于人类不受“食物链”约束，如人口任其无限增长，势必使地球不堪重负，只能由人类自身进行控制。但控制的力度必须在科学还能勉强允许的前提下，理智地加以掌握，不得跨越自然最大容忍度的警戒线。二次大战以后，随着国际形势的缓和，生产率的迅速提高和医学的发展，人口普遍增长很快，尤其在那些经济不发达或欠发达的国家和地区，例如非洲、亚洲。以亚洲而论，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人口普遍膨胀，许多国家和地区如韩国、日本、台湾、新加坡、印尼、马来西亚、泰国、印度、中国等，至60年代中期，总和生育率一般都达到5以上，约等于现在世界平均总和生育率（2.7）的一倍！故从这时候起，除中国外，这些国家赶紧采取节制人口过快发展的断然措施。不过这些国家倒也没有走极端，都没有强行规定一对夫妇只许生一胎。当时新加坡的口号是：“两个就够了！”台湾的口号是“一个不算少，两个恰恰好”。看来，两胎就是国际约定俗成的控制人口过快增长的“警戒线”。从实践看，是行之有效的，因而是比较科学的。例如韩国，从1962年开始实行二胎政策，至1995年生育率即从原来的5.5降到1.65，低于更替水平，第二年赶紧叫停。新加坡更快，至1977年，生育率即从1963年的5.1降到1.82，80年代就转为鼓励生育了！台湾至1984年，其生育率即从1963年的5.47降到更替水平以下，5年后，即1989年就改为“三个不嫌多” 了！伊朗起步较晚，1989年才开始提倡二胎，但不禁止三胎，至2006年，即不到20年，其生育率就从1990年的5.3降到1,7了！越南也晚，1988年才开始实行二胎计划，到现在也从原来的3.8，降到现在的1.8了。（以上资料根据香港《财经文摘》2009年第7期）

　　

　　我国五六十年代对人口膨胀采取与上述国家相反的态度，错失良机。但从70年起，可能受到周边国家的启悟，也开始提出“一个不少，两个正好”的口号。在当时情况下，这个口号是必要的，也是行之有效的，十年后即1980年我国人口的总和生育率即降至2.4，接近更替水平。

　　

　　自1979年开始，中共中央采取更加果断措施，先是要求共产党员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继而规定所有汉族家庭都必须这么做，并作为“国策”看待。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这个措施都未免过于严厉，跨越了迄今为止世界上还未见哪个国家敢于跨越的警戒线！我们的国情无论怎么特殊，也不至于成为世界上唯一的特例吧？

　　现在是让实践说话的时候了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重要原理。上世纪70年代末，这条真理曾被我国思想界着重宣传并有效运用了一番，产生极好的效果。我国以独生子女为核心的计生政策迄今已经有了30年的实践，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现在我们有足够的条件，结合中央一再强调的“以人为本”和“科学决策”精神来审视和评价这一政策的得失了。

　　

　　据统计，30年来，我国已经有一亿独生子女先后出生，在各级学校占了很大的比重，此外还有一部分已经走上工作岗位。它们的各种表现引起各方面的关注，甚至包括计生委本身。最近一项由计生委牵头、联合中央各有关部门共同实施的“青少年健康人格工程”正在启动。笔者有幸聆听了国家人口与计生委等部门联合致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的报告，其中指出：“大量调查研究表明，过去一二十年里，我国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水平在下滑（浓墨为笔者所加），普遍存在人格缺失现象，独生子女尤为明显。”（浓墨为笔者所加）又说：“以孩子为中心的家庭结构，加之溺爱和教育缺失，使独生子女在自主能力、适应能力、责任意识、进取意识、感恩意识、吃苦耐劳等方面表现出更多的人格缺陷。”

　　

　　会上还分发了国内外学术界对独生子女调查研究的材料，学者们的结论与上述观点是一致的，认为独生子女普遍存在着孤独感、依赖性强、感恩意识差、责任意识欠缺、性格脆弱、道德弱化等人格缺陷。美国心理学家G•哈尔也认为：“独生子女本身就是一种病态。”并且多数美国人认为独生子女适应不良、自我为中心、固执等个性缺陷。一份研究报告指出：“在存在较重的心理问题的学生中，独生子女均高于非独生子女。”难怪，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对16所大学生10年中退学的原因分析发现，1982年以前，主要为传染性疾病，而1982年以后则为精神障碍。那就是说，以前多为生理疾病，现在多为精神疾病。可见独生子女的“内在自然”被破坏了！

　　

　　内在自然的破坏也就是人的精神生态的自在性受到干扰或侵犯，平衡被打破了！“干扰”因素就是我们没有尊重生育规律的自然法则，这同我们在向大自然索取的时候，不尊重其生态平衡的神圣性是一样的。这样做对青少年的健康和健全的精神人格的形成必然产生负面影响。

　　“成绩”与代价：孰赢孰亏？

　　

　　有关当局动不动就以“减少四个亿”来证明独生子女政策的正确性，并作为驳倒不同意见的王牌，却从来不算一算，这一“成绩”的取得，是花多少代价换来的，花的是什么样的代价？是“硬代价”，还是“软代价”？如果是“硬代价”，则不管多大的天文数字，我都会不置一词；但如果是“软代价”，那么即使掉脑袋我也不会沉默。因为，二者是完全不同性质的事情。打个比方说，前者伤及的是人的皮肤，外伤而已，后者伤及的则是人的精髓，内伤啊！只是一时看不见，摸不着，你就若无其事。其实这无异于慢性吸毒，会导致永劫不复的后果的！这是一。

　　

　　其次，上面说过，你为一味追求超低生育率的“硬指标”，不惜跨越“违法”（违背自然之法）的警戒线，不顾多数群众的不满或不理解，牵牛抬猪、毁粱砸屋，甚至还有逼疯逼死的，从而引起众怒。为此而导致的群体反抗事件亦时有所闻。从某些农村张贴的标语口号，你也可以想象会发生什么：“宁可血流成河，不准多生一个！”“一人超生，全村结扎！”“该流不流，扒房牵牛！”……我曾听到过一个远房侄孙谈及他儿时的一段经历：他跟随他为当地乡政府烧饭的母亲一起住在乡政府。夜间常被院子里凯旋式的喧闹声惊醒，第二天早晨一看：院子里堆满了门板桌椅猪啊牛啊等“战利品”……我想，这样的“战利品”全国加起来恐怕也不少于4亿件吧？你想过没有，这看得见的4亿战利品加上你那看不见的“4个亿”的战利品导致了多少善良的群众与党的亲缘关系的疏离，消耗了执政党的多少威信啊！现在有的领导干部（而且是高层的）慨叹每天“如履薄冰”（笔者亲耳听到），唯恐什么地方又会突然发生什么事件。这跟“软代价”的超支没有直接间接关系吗？

　　

　　第三，你跨越的这条“违法”的“警戒线”实际上是举世公认的不成文的“生育国际法”。你的所作所为人家固然无权干涉，然而人家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你自以为减少四个亿为人类作出了贡献。可是普遍自觉遵守这条“警戒线”的人类愿意接受我们在人家看来是“非人道”的奉献吗？须知，我们在这方面也在支付“软代价”啊，即消耗一定的国际威望！

　　

　　拿国民精神人格的缺失、民族精神健康的衰退以及执政党信誉的超支等等这样巨大的“软代价”换取超低生育率的“硬指标”，孰功孰过？

　　

　　人多是绝对的坏事吗？

　　

　　毛泽东主席在中国人口正在急增的时候，发表“人多力量大”的言论，并动员师生猛批主张节制人口的马寅初，无疑为中国人口的膨胀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他的这一观点和举措必须予以否定，并从中吸取教训（不过“人越多越好”倒不是毛泽东的一贯主张，不然怎么会有1970年中央“一个不少，两个正好”的方针出台呢）。但我们也不能因此把人多看作绝对的坏事，因而反其道而行之，认为“人越少越好”，以致在方针政策上走向另一个极端。须知在人口得到正常控制的前提下，人多首先是好事：在现代生产技术条件下，一个人劳动所创造的财富，可以养活许多人。因此人多首先是一笔重要的经济资源。所谓“人口红利”即由此而来。近二三十年来，我国在经济底子原来很薄弱、技术条件不如发达国家的情况下，GDP一下跃到了世界的前列！靠的是什么？除了改革开放这一正确的大方针外，主要还不是因为我们人多吗？须知这些年来我国的人口由于惯性作用增长仍然是相当快的，但事实证明，经济发展的速度比人口增长的速度更快！由此可以设想，如果当年我们的政策比较适度，允许生二胎，因而我们减少的不是四个亿，而是两个亿，那么我们的GDP也许已经在世界首屈一指了！

　　

　　这一事实有利于消除当年导致我们制订出现行人口政策的重要理由：我国人多地少。“人多地少，吃饭难保”，这是农耕时代的思维。可在现代社会，随着科学技术的加速度发展，劳动生产率迅速提高，加上国际交通的发达和国际经济运行机制的改善，只要有劳力，就能创造红利，吃饭是不成问题的。君不见，我国浙江的人口密度在大陆最大，但恰恰是浙江的经济发展形势在全国最好！秘诀是什么？据我看，除了浙江人的聪明才智外，善于到省外、国外挣饭吃是重要原因。放眼国外，首先是我们的亚洲近邻：无论是“亚洲四小龙”，还是日本、泰国、菲律宾，它们不都是靠这个秘诀而生存而繁荣的吗？值得深思的倒是：这些国家和地区“人多地少”的矛盾和压力都比我们大，可它们中没有一个试图制订跨越“警戒线”的人口政策。笔者曾在国际范围搜索了几十年，看看有没有第二个国家像我们这样，一边吃着巨大的人口红利，一边又把自己的人口当作如此巨大的包袱背负着？可惜没有发现！

　　

　　此外，不要忘了：（科学指导下的）人多，是“人才济济”的不竭源泉！人多，更是国防强固的根基！

　　自然在自行调节呢

　　

　　近几十年来，一个悖论性的人口自然运动规律日益显现出来，即人口数量的发展与经济文化水平的提高是反向运行的，这与我们以往“经济越富裕越养得起孩子”的形式逻辑正好相反！据统计，自1970年至2000年，发达国家的总人口由原来占世界总人口的30%降为20％。这一颓势首先表现在经济发展较早的“老欧洲”：全世界25个出生率最低的国家有22个在欧洲。1950年至2000年欧洲的总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比例由原来的21%降至12%！德国尽管每年都有大量的移民涌入，但它的人口多少年来都在8000万左右徘徊，实际上它的本土人口每年都在减少。有人推算，至本世纪末，德国人口将减少到5000万！南欧的两个大国西班牙和意大利，多年来一直靠大量移民来补充人口的减少。西班牙的移民甚至已经占了它的总人口的11%！有人预计，至2050年，意大利的人口将从2000年的5700万减至4500万；西班牙则从4600万减至3700万。东欧国家同样面临这一严峻形势。俄罗斯早在上世纪50年代起就通过奖励“英雄母亲”鼓励多生，现在尤其如此。乌克兰和保加利亚也很不妙，有人估计那里的人口至本世纪中将减少三分之一！因此，欧盟若要在2050年以前维持目前的人口数量，则每年必须比现在多引进150万移民！

　　

　　导致欧洲人口这一不景气形势的重要原因首先是生育意愿的普遍降低。据统计，德国有大学学历的人中有39%的人不愿生育；学历较低一点的则为25%。另一个原因是不孕症的上升。这是由于自然生态遭到破坏而引起的人类生存环境的日益恶化造成的后果，一时难以逆转。

　　

　　人口状况与经济文化的关系的反证是非洲。那里不少国家的人口还在激增，正说明人口超负跟贫穷是结缘的。但非洲的人口形势没有蔓延性。而欧洲的则有蔓延性。目前亚洲某些国家已开始步其后尘。如前面提及的那些在上世纪60年代开始实行节制生育的国家和地区，现在生育率都在更替水平以下许多，一时难以逆转，不得不转而鼓励生育。如韩国2005年已降到1.08。新加坡80年代就开始懊悔，90年代降到1.7左右，现在只有1.1。我国台湾省现在也只有1.1左右。这个人口密度全国最大的省份已经在提倡“三个不嫌多”了！日本现在是1.32。越南和伊朗提倡二胎较晚，分别始于1988和1989年，现在分别是1.8和1.7。

　　

　　欧洲乃至上述亚洲国家的人口形势是我们的前车之鉴。只要世界经济形态日益趋近，文化互相交流，人们的观念也会日益接近。事实上我国近一二十年来已经呈现这样的趋势。经常看到周围的熟人们为儿辈或孙辈的不愿生育而犯愁，而不解。所谓“单身贵族”、“丁克家庭”日见其多。见微而知著。我们对这一新的现象的出现及其发展趋势必须有足够的估计，借以审视我们的人口政策和人口战略，避免陷入盲目性，导致不可逆转的下滑局面。

　　

　　

　　放开二胎势在必行

　　

　　我国的总和生育率多年来一直在更替水平以下，现在官方的估计是1.8，专家的估计是1.4至1.8。事实上近年来我国人口的实际增长指数均少于官方的计划指数。越来越多的人口专家和民间人口研究者都认为，要做到人口安全地平衡发展，必须要有前瞻性，必须看到现在我国人口之所以还在继续增长，靠的是人口内在运动能量的惯性作用，一旦这种惯性能量耗尽，马上就开始下滑，等到那时再来调整政策，则为时已晚。人口发展规律不是“水龙头”，想开就开，想关就关。那么目前放开二胎有没有风险呢？为此近年来我国人口研究界集中了全国20来位优秀专家进行了两年的研究，最后以详细的文字阐述和图表显示，证明目前放开二胎正是时候，不会有风险。同时我国北方和南方数省的多个试点县经过20来年的二胎实践，也证明没有风险。这些县生育率都在更替水平（2.1）以下。如山西翼城与甘肃酒泉根据2000年的统计分别为1.5和1.4；湖北恩施2005年为1.47，承德现在为1.6。新疆建设兵团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十多年后改为二胎，不但未出现反弹，而且现在的生育率仅为1.00左右。湖北长阳、五峰两县前几年经批准实行二胎后亦未见反弹；07年的统计分别为0.88和0.90，远远低于更替水平。我认为，由于社会上存在着为数不少的不愿生育和不愿生二胎者，以及17%的不孕率，还有将近一亿在城里打工的农村青年生育也不那么容易了，即使放开二胎，我国生育率也不可能达到2.00！                                                                            

　　

　　回来吧，为了亿万青少年精神人格的健全，为了全民族精神生态的安全和健康，尊重自然设定的“警戒线”，本着执政党“以人为本”和“科学决策”的承诺，赋予我国的计生政策以充分的科学精神和丰富的人文内涵。当然，尊重自然是需要付出痛苦的，否则，将来的历史学家那一关怎么过呢？

　　

　　

　　

　　

　　2009年孟秋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