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仅就中国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债务总额和偿债能力，也就是经济学方法来判断，中国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问题可能是中国经济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主要是体现在地方政府的偿债能力。

    但是，我们认为仅简单判断政府负债总额、负债总额对年度GDP占比来预测中国地方政府平台存在严重的偿付能力危机那就是在忽悠人。首先，负债是个固定指标，它相对（利息增长）不会随着时间的迁移而增长，但是衡量负债规模的货币长期看是贬值的，表现为负债总额随时间而自然衰减；其次，GDP是个动态指标，它与政府的偿债能力的关系是间接关系不是直接决定关系，决定政府偿债能力的是税收、财政收入而不是GDP，GDP与税收和财政收入的关系也不是绝对正相关关系。所以，将政府负债的偿债能力与GDP挂钩是非常荒谬的，说到这里，我们也不得不说今年的欧元债务危机就是这个逻辑关系上忽悠全球金融市场。

    其次，政府税收和财政收入在中国的支出结构与传统经济学定义的支出结构是不同的，这就是中国特色。中国的财政收入支出主要是两大块，维持和支持政府开支、政府公共设施建设，而经济学定义的政府在公共福利的支出在中国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结构中占据的比例非常有限，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地方政府在使用财政收入的结构上更加倾向于盈利性而不是福利性，所以，地方政府除了维持公务员和政府开支以外，大部分的财政负债资本主要还是应用于可带来政府财政收入增长的市政建设，然后通过投资环境改善增加外来工业投资和服务业投资增加税收、提高地价和房地产价格等渠道来回收这部分的负债支出。也就是说地方政府负债中相当部分是用以宏观经济结构的公司性经营行为，亏损或者回收不回来的可能性很低，而全国性的地方政府如果真的出现负债偿还困境或者危机（我以为这种可能性非常小），央行只要扩张人民币供给实现一定幅度或者持续数年的小幅度通胀就能解决地方政府的困境。

    所以，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问题如果仅仅是经济学意义上，在中国就不是什么大问题。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问题的实质性问题是政治和吏治方面，它更多的是一个政治问题而不是经济问题，是政府功能转换和重新定位于宏观经济的管理者而不是执行者这样转换问题。而金融市场拿地方债务问题来作为利空工具，不折不扣是市场操控行为和全民忽悠，是似是而非的经济专家的说胡话。

    此外，我们觉得海归经济学家在财经评论中屡屡对中国市场测不准或者乱测，主要问题在他们被西方经济学洗脑或者有部分是外来资本的代言人，没有或者不能将中国的实践与西方的理论有机结合，不过历史从来如此，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看也是如此，真正在中国实践共产主义和将共产党变成执政党的不是当年的海龟陈独秀、王明、洛浦等海外学成的专家或者学者，而是土生土长具有农民气质的毛泽东，而毛泽东恰恰是生存于海龟的教导的环境下吸收海龟的成就和观点并与中国的现实结合而成长为中国的开国领袖，我们的中国经济学不能忽视这样的历史规律，海归如果不能将自己学到的东西与中国的实践相结合最后就一定是海待，下岗是市场对他们的必然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