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另一位辅臣就是首席大学士周延儒。四月初，清军在山东等地饱掠一番之后准备回师关外，再一次路经京师附近。尽管皇帝和朝臣都知道清兵这次抵近京城大概只是过路，却还是不免紧张起来。一向精明的周延儒深知清兵带着大批俘获的人口辎重，肯定无心再战，主持这次京师防卫的军务决不会吃什么大亏，而且只要把清兵安安稳稳地送出长城以外，就可收到驱除敌寇，捍卫朝廷的大功。他同样深知，皇帝正为吴甡受命后拖拖拉拉不肯离京而恼怒，很需要在辅臣中有一个勇于任事的榜样。为此，他在四月初四日自请出京督师御敌。在明代历史上还从来没有过首辅亲自统兵作战的先例，崇祯帝对于周延儒这一别出心裁的申请果然非常满意，非常高兴，觉得毕竟是自己最信任的股肱大臣，在危机时刻能为自己分忧解难，所以立即就批准了周延儒的请求。

　　周延儒这一次出兵真是雷厉风行，在皇帝批准的第二天，不再进行任何准备就带着少量京营官兵出了城。这时候京畿地区仍然有三四个总督、五六个巡抚、七八个总兵，大帅如云，兵力也有十多万人。但各路统帅都抱定了不与敌人接触的方针，只是从旁观望或徐徐尾随，因而根本无仗可打。周延儒明知这些情况，却也打定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主意，以为清军反正早晚要出边回国，因而每天只是同幕僚们饮酒欢会，并不把军事形势放在心上。他的如意算盘果然打得不错。清军急着回家，不想再打硬仗，既然没有人阻截，就直奔京师以东的长城而来，把那一带的长城拆出了许多口子，悠然扬长而去。周延儒对于官场上和战场上的绝窍倒都非常熟悉，把各路官军抓获的散兵游勇和一些无辜的流民斩首充数，向皇帝报捷说与敌人交战斩获百余人，现已将敌军驱逐出边外。于是大获全胜。

　　崇祯帝对于首辅督师旗开得胜真的很高兴，因为这些年来胜利的捷报毕竟是太少了。他一次又一次地对周延儒予以嘉奖，特赐金币，等他班师回朝之后又晋升为中极殿大学士、太师。这后一项晋封在明代太过隆重了，文臣中得到过太师衔的只有万历时期的张居正一人，周延儒坚持辞免，获准。对比之下，崇祯帝于对吴甡更加深了痛恨，在周延儒回朝后不久就降旨切责吴甡迁延逗留，令他停止入直内阁。吴甡只得上疏谢罪，并且请求辞去职务。这个请求立即得到批准。

　　这一幕辅臣督师的闹剧至此并没有结束。周延儒刚回到京城，就有言官弹劾他故意纵敌出关，“狡诈欺君，丧师辱国”。崇祯帝开始还不大相信，但后来锦衣卫的密探又把在周延儒军中打探到的情况密报上来，无非说他怎样悠游京郊，不理军务；怎样杀良冒功，怯懦不战。崇祯帝这才大怒，甚至悲从中来，感到自首辅以下的文武大臣全都这样蒙混欺骗，全都对天下大坏的形势如此不负责任，要挽狂澜于既倒真是毫无希望可言。

　　五月里，新任保定巡抚徐标进京入对，向皇帝报告了一路的见闻：“臣自江淮来，途经数千里，见到城陷处固荡然一空，就是没有被攻陷的城市，也仅存四壁城隍。物力已尽，蹂躏无余，蓬蒿满路，鸡犬无音，路上竟没有遇到过一个耕田的人。皇上几乎没有人民，没有土地了，如何还能达到天下大治呢？”这一番悲观的实况和悲观的论调让崇祯帝更为悲观，只能流着眼泪说：“都是诸臣不实心任事，才到这步田地呀！”

　　这确实是他的心里话。多年以来他一直认为是朝臣们的结党营私和敷衍塞责坏了国家的大事，此前两位辅臣督师的种种表现更证明了朝臣们的狡黠无能与可耻可恨。出于这种怨恨，他在这个月罢免了周延儒，但还为周延儒留了一点面子，准许他“乘传而归”，就是回家路上由国家驿站提供交通食宿。在此前后，他还罢免了近来办事不力的吏部尚书郑三俊、户部尚书傅淑训和兵部尚书张国维。但在这种危亡的时刻大批更换重臣对于国事到底能有什么补益呢？连他自己也弄不清楚。

　　清军出塞之后，京畿附近至少暂时平静了。而且由于清太宗皇太极于这年八月突然病逝，清朝方面忙着处理自己内部的权力再分配，一时无暇顾及关内，整个的对清战事竟有将近一年的安定局面。但已经分崩离析的明王朝却没有能力利用这个时机来振兴自强了。

　　湖广方面的战局还在恶化。五月初，张献忠攻克了武昌，把楚王朱华奎扔到长江里淹死，退职大学士贺逢圣投水自尽。这是农民军自起义以来占领的第一座省城，张献忠改武昌府为天授府，当作自己的首都，自称“西王”，设五府、六部及总督、巡抚，正式建立了大西政权。李自成则在自己统辖的广大地区加强政权建设，铲除残余的官军和团丁武装。

　　朝政也在继续恶化。周延儒罢相后，陈演继任为首辅，而这位崇祯朝最后一任首辅却无疑是历任首辅中最庸碌无能的一个。他主政以后的主要兴趣好像是集中在煽动言官们追究周延儒的过失、罪责上，而且真的煽动起一个不小的运动。一些趋炎附势、唯恐天下不乱的言官们也为有机会投井下石而摩拳擦掌，兴奋不已。

　　似乎是祸不单行，京城中从这年二月起又流行起瘟疫。这是一次恶性的传染病，来势猛烈，有些家庭刚刚发现有人染病，没有几天功夫一家人就死得精光。这样厉害的瘟疫在京城的历史上闻所未闻，引起市民的极大恐慌。由于城外清军还在活动，想逃到郊外躲避瘟神都不行，城里的居民只能烧香祈祷，求菩萨保佑。江西的张天师这时候正在京城，崇祯帝急忙命他建坛设醮，祈禳瘟疫。但这位有一千多年传统的道教领袖的法力看来并不怎么样，连日烧符念咒，疫情却没有丝毫减退。老百姓只能用一些土办法来自我保护，每到夜间邻里们就组织起来敲锣打鼓整夜地折腾，说是为了驱除厉鬼。连夜的锣鼓喧填吵得深宫里的皇帝后妃们都不能安眠，但在这种疫疠横行、人心大乱的情况下，根本无法下令禁止。

　　清兵退出塞外后，一些有能力的人家开始逃离，其他大部分人仍然战战兢兢地生活在恐怖之中。整个夏季京城中病死的人无数，一些全家死绝的没有人帮助埋葬，尸体就在屋里腐败发臭。极度的恐怖感和悲观绝望的情绪酿造出大量的流言蜚语。有人传说：皇上梦见一个神人递给他一张白纸，上面只写着一个“有”字。市井间解释说，“有”字是半个“大”和半个“明”的结合，“大不成大，明不成明”，岂不是大明将亡的征兆！还有人传说：皇宫里有一间长年封闭的小屋，祖上传下来的禁令不许开封。一天皇上兴起，非要打开看看里面到底有什么东西。太监们哭劝不成，只得打开。结果里面只有一个小匣，小匣里面有两幅画，一幅画着七个身穿朝服的官员，上面写着四个字“官多法乱”；另一幅画着几个人隔河对泣，上面也是四个字“军民号泣”。人们说这是当年刘伯温留下来的镇宫之物，一旦现露出来，画中的内容就要变成现实，仍然是亡国之兆。

　　在民间流传更多的是关于鬼魅横行的说法，不少人一口咬定在大白天亲眼见到过死鬼。狡猾的宦官们还要趁机渔利，负责收缴城门关税和市场经营税的太监们把税收装进自己的腰包，然后向上司汇报说白天收到的钱到晚间点数的时候发现都变成了阴间用的纸钱。这种说法一传开，市井更为恐慌，作小买卖的生意人只好在小摊小铺前面放上一个水盆，让顾客把铜钱放进水里，以识别真假。——堂堂的天子之都，完全成了人鬼混淆的世界。

　　在没完没了的天灾和人祸的打击下，崇祯帝的自信心已经丧失殆尽。长期以来，他一直为着到底谁是造成天下大乱的罪魁祸首这个问题而困惑。在一般情况下，他当然更愿意把罪责全推给无能而邪恶的朝臣，因而不论是降旨切责还是召对痛斥，他总是反复强调“诸臣负朕”，“朝臣皆不实心用事”一类的话。但在内心深处，他又不能不为自己是否真的失德于天下而焦灼不安。他毕竟是帝国的君主，而且深信那一套受命于天、代天行道的传统儒家理论。如果说种种人祸还可以勉强推到群臣身上，那么连年的水旱虫灾，山崩地震，以及当前京师这场瘟疫的流行，却可能是上天垂象示警，用灾变来表示对于君主失德的不满。而所谓失德，也许真像有些臣子在私下里甚至公开表示过的，就是他多年来用人不淑、行政乖张、自作聪明、果于杀戮。他不敢在心中正视这一点，当然更不会公开承认这些，但隐隐约约地还是总会有一些自责自怨的情绪。正是在这种情绪的支配下，他才会在痛责、罢黜、惩办、杀戮朝臣的同时，又不时地想起要下诏罪己。自从崇祯15年（1642）闰十一月第二次发布罪己诏书以后，他降谕自责和下诏向上天和天下百姓认错的频率大大加快了。

　　这年六月十三日，崇祯帝第三次发布了罪己诏书。诏书对国事的惨痛描述相当具体，说是“逆胡（指清军）蜂拥阑入内地，京畿、山东成为一片废墟”；“流贼接连攻陷藩王封地，数次惊扰皇陵，河南、湖广江北地区大半受到摧残”；“加以天灾不断出现，蝗旱频仍，而贪官污吏一意搜括，横征暴敛，不顾民间凋疲。致使兵灾祸乱连翩，边境腹地交困；老弱死于沟壑，丁壮亡于干戈。万姓何辜，遭此异惨！”但说到自己的“罪行”却还是空洞的一句话，“皆朕不德所致也”。至于罪己后的改进措施，这一次总算有了一点具体内容，除了在此前已经免除的河南省失陷地区5年来拖欠的赋税钱粮外，（其实这一地区都由李自成控制着，朝廷即使想收钱粮也收不到，）“直隶各省在兵乱中残破的府、卫、州、县，自崇祯十六年为始，一切三饷加派各项钱粮，免征二年；其未经残破而村落荒芜可怜者，各抚、按分别速奏，酌量减缓。”

　　在帝国全面崩溃的形势下，减免部分地区的三饷加派，已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而这一举措却使得早已支应计拙的国家财政雪上加霜，国库无银，各路兵马却急需粮饷，户部用尽心机，还是无法筹措。于是，有人提出用发行纸币，也就是钱钞的办法。罪己诏刚刚发布，桐城一个叫蒋臣的秀才进京建言，说是国初实行钞法，因而国用充足，只要恢复旧制，每年印制钱钞3000万贯，朝廷就可以凭空收入白银3000万两，既不必加派扰民，又可以充实军饷。这一套惊人的经济学理论居然打动了户、工两部的大员和崇祯帝本人，崇祯帝立即命太监主持设立了内宝钞局专司印钞，昼夜赶制，印出一部分就在京城募商发卖，每贯面值一两，只收9钱7分。可是京城的商人们听说朝廷要用纸币换取银子，纷纷停业逃跑，没有一个主动购买的。阁臣在讨论此事的时候说：“商民再愚蠢，谁会用一两银子买一张纸呢？”崇祯帝却不解地问：“为什么高皇帝（朱元璋）的时候就能实行？”阁臣也弄不清楚，只好回答：“高皇帝似乎也只是承元朝旧制，当时只用作赏赐和一部分官俸，连兵饷也不曾用过。”崇祯帝还是垂涎于那每年3000万两的收入，执意要实行，要求用严刑峻法来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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