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高考集体舞弊，第一个落点是贵州松桃。不法分子利用学生组织多个作弊小组，他们事先安排好的考生，将无线纽扣高清摄像机带入考场，在偷拍试题后通过无线电设备将试题图片传输到考场外。考场外专门负责做题的人再将答案通过无线电信号传输到考生带进考场的专用尺子、橡皮和无线电耳机上，有的学生也可以直接通过手机接受。（据6月9日《中国青年报》）

　　高考舞弊已经彻底进入高科技时代，组织更加缜密细致，作弊团伙躲避追踪能力越来越强。“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这在高考作弊中也得到最大印证。中国青年报记者也直接采访到一些“作弊成功”的考生，他们“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这样尴尬现实实际上寓示着高考在实现公平诉求上，打了一个巨大的折扣。

　　就在今年高考前，教育部还对广大考生进行过提醒，在高考中违规，除按相关规定严肃处理外，还将被记入诚信档案。看来，诚信档案这根道德大棒对贵州松桃这帮作弊考生没有起到教化和震慑作用。在这些人内心，只要能挤过高考这根独木桥，未来人生就从此拨开云雾见天日，那一刻，谁还管得了脚下的洪水涛涛呢？

　　“高考不绝，作弊不止”，这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现实。就连很多作奸犯科者被送进深牢大狱，也没能让参与高考舞弊者望而却步，“诚信”这面道德旗帜自然也难起效用。现在高考作弊越来越“扎堆化”，广东电白、河南濮阳、湖南耒阳、河南郸城、吉林松原……近年来发生在这些地区的高考集体舞弊案，越来越有规模化、产业化、集团化的趋势，其中包含着权力腐败与监守自盗的共同特点。比如，今年贵州松桃用手机作弊成功的考生称，“学校要照顾升学率”是他们躲过追查的原因。换句话说，学校本身也高考舞弊的既得利益者，学校升学率高了，教育部门“政绩”自也就上去了，他们都会成为高考舞弊的受益者。

　　这就提供了一种警示，围绕高考舞弊很可能形成特定的既得利益集团。事实上，有关高考集体舞弊的“产业链”也已经越来越清晰，从设备开发到人力援助，从市场兜售到权力公关，这是一个极其庞大的利益共同体，考生只不过其中一个环节而已。而且，高考舞弊似乎越来越可以衍生出很多产品，带来很多商机，对相关人才也有更高要求。比如，在贵州松桃高考舞弊事件中，连尺子、橡皮这种文化用品都可以“变身”为接受信息的工具。而科技开发、人力配备、市场开发、权力公关等一些系列手段，也都能细分到具体市场运行中。这一切完全可以视为一个庞大的商业系统，在通过高考舞弊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

　　人们都把教育公平视为一种底线公平。如果连高考最后都遭遇特别利益集团捆绑，以集体舞弊形态制造不公，那将是何等可怕的事。要知道，中国社会一些领域存在不公平，一些公众长期诉求的改革裹足不前，说到底，都是来自于特殊利益集团捆绑，医改、房改与教改，这些年转身缓慢，其中就有既得利益集团的阻碍因素。而年复一年出现的高考集体舞弊事件，也自然让人担心，是否会形成资本与权力勾结的既得利益集团。

　　从贵州松桃发生的高考集体舞弊事件件上，多少能看出一些迹象，就是一些地方的资本与权力联姻，拥有了一种可以突破相关监管的力量。如果不能迅速遏止这种现象，这些既得利益者就很可能像滚雪球一样，抱成一团，越来越大。那时候，高考公平很可能就要面临更加可怕的深度沦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