寂寞中的独体与狂欢

   ——诗人、诗评家赵卫峰访谈

贵阳日报记者　郑文丰

【人物名片】

　　赵卫峰：白族。黔人。生于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国作协会员。著有诗集3部，批评文集1部。2008年被贵州省作协评为“改革开放30周年贵州10大影响力诗人”。曾获贵阳市政府文艺奖等。主编出版有《高处的暗语：贵州诗》、《新世纪新贵州诗丛》、《中国诗歌批评文集》和民办刊物《诗歌杂志》等。其中，一套九册的《新世纪新贵州诗丛》由作家出版社近期推出，均为贵州青年诗人作品集，赵卫峰批评文集《当代诗观察》亦收录其中。

　　★贵州可采诗

　　记者：最近您主编出版的《新世纪新贵州诗丛》，大多是贵州青年诗人作品集；而您主编的诗歌民刊《诗歌杂志·黔地专号》，几乎牵涉您认为的全部贵州诗人。这给人的感觉是贵州可采诗，“黔诗圈”正在成型。

　　赵卫峰：应该说，世纪之交以来，贵州诗歌正呈现出创作多样化特征，贵州可采诗，“黔诗圈”正在成型。但由于贵州诗歌面对着贵州文化时空的边缘和文学传媒的稀缺，有必要重新梳理和介绍当下贵州诗歌的状貌，这就是《新世纪新贵州诗丛》和《诗歌杂志·黔地专号》的编选主旨。这书与刊选择和主要面对的是青年诗人，他们正共同创造着诗歌的“多彩贵州”。

　　《诗丛》中，末未的《似悟非悟》着眼于日常生活，以具体可感的生活细节，深刻的人生体验，对人生与世界的情况进行还原，让人感受到他的真诚，是诗人献给他自己四十岁的“礼物”；吴英文的《细节凌乱》，题材多样，笔致简朴，日常生活的发现以及对日常口语的提炼，在不动声色中体现了作者的写作个性和人生态度；姜静玮在《感谢》中，力求使自己的诗歌以情感人，以灵悟动人，在诗歌中寻找生命的孤独和幸福，感受生命的疼痛和焦灼；冰木草的《黑暗中的手语》，是一本抒情特质浓厚的诗歌集，它以黔地乡土为一个独特的基础，集中展现了作者脚下的那片热土上生生不息的人、生灵、事物，具体而微，淋漓尽致。乡土情感成为了诗人血脉里涌动着的情感的动力源，他观察着他们的生与死，喜与乐，而不只是他一个人的喜怒哀乐，这让作者的作品在一个写作日益个人化的时代里，显得另有特色……

　　记者：就您的理解，贵州诗歌的地方特色及人文背景是什么？

　　赵卫峰：贵州诗歌的人文背景有两个传统：中原文化的大传统，民族原生态、早期移民文化与民族文化融合的地方性小传统。受其影响，贵州诗歌的地方特色主要是重抒情、关注现实，趋向主文化。具体在实践上，可通过语言的方言特色，体现陌生化的诗意。我在《如不是在路上火车又怎能叫做火车》有这样一句：“火车何曾尊重过耳朵？这家伙大声武气。”这里“大声武气”纯属于生活化的贵州方言，并无对应的普通话词汇可以“翻译”，诗意就是在“翻译”中缺少的部分。还有一种日常性的诗意，贵阳80后杨长江的《渴望》：“我急切地渴望，有一扇窗/在我的床头打开/成缕成缕的风，簇拥着经过/像是赶赴一场盛大的晚宴/我一伸手，就能拽住它们的衣角/它们停下来，还是带我走/都是一件愉快的事”。尾句“都是一件愉快的事”像一条彩带，将貌似散乱平淡的日常现象串连起来，使其重新获得了“诗意”，诗意是独特的生活视角。

　　记者：上个世纪80年代，朦胧诗潮推动了现代诗歌的社会影响，后来它成为了一种典范，贵州诗歌有没有可能、有没有必要成为一种诗歌典范？

　　赵卫峰：诗歌需要典范，因为“典范”可以作为参照物。但不只贵州，当代中国尚未出现有实质影响的典范，这是共识分化、喜好小众化的文化趋势与传播格局决定的。贵州诗人中，戴冰将阅读资源与现实环境有机结合，使他的作品比较“陌生”；喻子涵则以散文诗的形式把贵州高原历史地理人情融会贯通，用大传统的壳装载小传统的内容……他们的创作相对更靠近“典范”。

　　当然，典范的另一意味是模式化。想想“样板戏”的概念，它代表某种时空背景中的强势传播，“样板”有了，但“戏”的特性不一定充分。所以只能说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记者：贵州诗歌如何克服文化边缘，走向中心？

　　赵卫峰：我想你的意思是指改变相对落后的现状。但就文学而言，只要把握好“边缘”，自身就可以成为一个“中心”，作为一种实在状态的边缘化并非坏事。如今，传统性思想文化、日常性物质文化、时尚性娱乐文化、规定性主流文化、地方性民族文化、流行性通俗文化不断移动联通交叉，没有绝对的中心。边缘不是诗意的坟墓，诗意恰好就在边缘。

　　★寂寞的独体

　　记者：阿多诺曾说：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残酷的，所以诗人不敢写诗。当今消费性社会诗意缺失，写诗对诗人而言不也是残酷的么？作为寻找诗意的诗人，您会宽容还是愤怒？

　　赵卫峰：在表面上，我力图能回归正常人的生活状态；但在内心里，诗人必然是精神界战士，和时代、环境、甚至和自己作战。正常的生活与内心的叛逆，形成了一个相悖的张力结构，当我个人生活处于危机中，往往是诗歌离我最近的时候。

　　我在写诗时，随时都想着写与众不同的东西；后来看一些文艺批评，时常觉得不合意，于是自己试着写诗评。如果这是一个诗意匮缺的时代，那么诗歌的存在与坚持，意味着一种审美的反抗。可能有人认为在消费时代里，诗歌因为边缘而似乎被抛弃了，其实没有，我想关键是自己不要抛弃自己，今天的诗歌，正沿着变化着的审美观回到它的原初功能，就是围绕“人”认识你自己。正如陈丹青所言，“真正的艺术家无所谓时代，但关键他是自己时代的何等艺术家。”

　　记者：读诗的人少了，读懂诗的人更少。作为诗人，您放弃了被多数人了解么？

　　赵卫峰：应该放弃了，我主动离开了“人群”。一个江湖艺人是需要大声吆喝扯场子的，并且围观的观众是越多越好，但随着对武功体悟的深入，他会自觉离开人群，因为他需要走向自我的独体。这不如说是他“抛弃”了人群。

　　★诗意的狂欢

　　记者：您主编过多套诗集，也是民间刊物《诗歌杂志》的主编。上世纪北岛主编的民刊《今天》杂志，整个八十年代诗歌几乎从这本民刊走出。同为民刊，《诗歌杂志》意味着什么？

　　赵卫峰：《诗歌杂志》与绝大多数诗歌刊物不同的是，它以纸媒方式及时地把国内有关的批评复制保存下来，精华文章几乎占了内容的一半。每一期都注重概念性、专题性、方向性，比如80后专题、城市与地方性专题等。

　　应该说就贵州省而言，“诗歌杂志”已是一种综合概念，它是黔地与全国诗歌交流的一个窗口，比如陕西诗人李小洛很有特色，我注意到其诗作时，她还不太被国内诗界关注，为此我写了评论推介，后来“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将其列为候选人，提名理由用的是我的评语；就贵州而言，它打破了地域限制，促进了民间交流，一些不错的80后诗人就是这样“认识”的，如分属贵州各地的冰木草、拾荒者、吴英文等已初步构成了贵州诗歌群体——这当然是一种若有若无但又肯定存在的一种诗意气氛。

　　《诗歌杂志》里面的诗作先后约有30余人次被《中国诗歌精选》和《绿风》、《诗歌月刊》、《贵州作家》、《山花》选用，曾被广东《佛山文艺》、天涯网等专题介绍。由王蒙主编、《作家》杂志主编宗仁发先生选编《中国年度最佳诗歌》接连三年转选《诗歌杂志》所刊诗歌作品近20余人次，其选量超过很多公开的文学刊物和诗歌刊物。

　　记者：您好像希望通过各种形式，在诗人之间举办一个充满诗意狂欢的嘉年华？

　　赵卫峰：从传播角度说，文学艺术本身就是与传播、活动、再度创作等紧密链接的。以“华语文学传媒大奖”为例，该奖目前在国内奖金最高，影响也极大，标准也最高，但基础却是大众传媒，说明信息时代传播对文学的作用日益增大。这恰好是贵州所欠缺的。

　　只是传播与活动需要适度，文艺家终归不是活动家。我在参与和组织这种活动时，主要想促进诗人们之间的艺术交流，在这一群体里寻找对话者，不过通常很难达到这种效果。往深里说，说明诗歌的交流主要还是要以静态的阅读为主，因为这有助于想象与思考。但总的来说，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用诗意嘉年华，用诗意的狂欢反抗绝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