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土崩瓦解（1）

　　进入崇祯16年（1643）以后，这个王朝大势已去的征兆越来越明显了。

　　在内地横行无阻的清军于上年末连下山东州县，并且攻陷了鲁王居住的兖州，鲁王朱以派及东陵王、阳信王、东原王、安邱王等一批郡王被杀的被杀，自尽的自尽。年初，清军分兵两路，一路略东南，围攻属于南京直辖的海州（今连云港）、丰县、沛县等地；一路渡黄河向北，再次蹂躏鲁西、鲁北地区。奉命征讨清军的各路兵马或是借口粮饷不足，或是借口修城筑垒，全部在远离清军的地方观望。负有守土之责的地方官更抵抗不住强悍的清军，只好要么带上细软逃跑，要么献地迎降。清军虽然没有遇到什么像样的抵抗，几个月来毕竟鞍马劳顿，于是趁着春至草肥，竟然在山东各地牧马歇兵，安安稳稳地休整起来。直到四月才载着大批战利品悠然北返。最可惊怪的是明朝朝廷对于将帅们的逗留怯战，竟也眼睁睁地听之任之，毫无办法。

　　农民军在中原一带的攻势更让人心惊肉跳。李自成部在河南大败明军之后开始向自古兵家必争之地的荆襄地区进军，十二月初不费吹灰之力就占领了襄阳，十几天以后又占领荆州。崇祯16年（1643）新年，李自成农民军攻克了湖广的承天府（今湖北钟祥），不久又攻占汉阳，离湖广省城武昌只有一江之隔。此时，以李自成为首的农民军大体已经占有河南、湖广两省十来个府的全部州县，根据地连成一片。这年春天，李自成改襄阳为襄京昌义府，正式建立了自己的政权，李自成称“奉天倡义文武大元帅”，以牛金星为丞相，下设吏、户、礼、兵、刑、工六政府，在地方上设防卸使，所辖府、州、县分别设府尹、州牧、县令。这时候的李自成农民军，早已不是明廷所谓的“流寇”、“盗贼”，而成为一个地域广阔，军力强盛的俨然敌国。

　　农民军的另一支主力张献忠部在崇祯14年（1641）八月信阳失利后一度蛰伏休整，没有什么大的军事行动。但从崇祯15年（1642）夏季起，又在安徽一带活跃起来，五月攻克庐州（今合肥），七月在六安大败明军黄得功、刘良佐部。崇祯16年（1643）初，张献忠又率部西进湖广，连下黄梅、广济、蕲州、蕲水各州县和黄州府（今湖北黄冈），眼看就要沿江而上，袭击武昌。

　　在两支农民大军的夹击之下，长江中游一带的明朝地方政权犹如摧枯拉朽一样地被一一拔除，像几年前那样凭城抵抗的地方官员已成凤毛麟角，倒是带头开城投降的官员士绅大大增多。这也反映了一种社会思潮的变化，本来在明朝士大夫中极为流行的忠君气节，随着国势的日趋衰落和对朝廷的日益失望，逐渐被销磨得所剩无几；而顺应天命准备改朝换代的意识却许多士大夫中慢慢滋生。到了明王朝临近灭亡的时候，在李自成和张献忠的麾下已经聚集起包括明朝原任中央和地方官僚以及举人、生员等相当一批旧王朝知识分子。

　　北京的崇祯帝对于农民军的节节胜利却是一筹莫展。各军失利、各地失陷的急报频频传来，但调集军队进剿的谕旨却形同虚文，根本不起作用。当时明朝在长江中游一带最有实力的军事集团是平贼将军、援剿总兵官左良玉所部。按照兵部的册籍，左良玉部只有25000人，在一镇所统辖的兵马中已算是数额极多了。但由于左良玉在多年同农民军的周旋中善于保存实力，又努力招降纳叛扩充队伍，这时候的实际兵力已经达到20万人。这不但远远超出了一般总兵辖军的数量，而且比任何一个相当于战区司令的督师或总督所能实际调遣的兵力也要多得多。江河日下的明王朝还有这样一支由一个将领统一率领又颇具战斗力的大部队，本来应该是一件幸事。可惜的是，这支部队在长期的争战中早已充分军阀化了，成了左良玉的私人资本，根本不听朝廷调遣。

　　由于朝廷供应的粮饷不足十分之一，左良玉军长期以来靠搜括掠抢来维持，因而走到哪里都被当地人民恨之入骨。左军残害乡民甚于贼匪，对此朝廷并不是不知道，但从来是一眼开一眼闭，很少过问。皇帝和大臣们所希望的无非是这支不费朝廷太多粮饷的大部队能够在关键时刻抵御住农民军的冲击，为朝廷效力。但真到大敌当前的时候，左良玉却惯于坐视不顾或不战而逃。当初开封被围，朝廷为了能利用左良玉的兵力，特地从监狱里释放了早年曾赏识提拔左良玉，对左良玉有大恩的原任户部尚书侯恂，任命他为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保定、山东、河北军务，统辖各镇援剿官兵，以为左良玉总会比较听话一点。但侯恂檄调左良玉部北上援救开封，左良玉却只派了5000人前往，同时以粮饷不继的理由要挟朝廷，主力部队始终没有离开自己的据点襄阳。李自成军南下襄阳，左良玉稍稍抵挡了一下，又把襄阳附近焚抢一空，然后率军向东逃窜。这支恶劣甚于土匪的20万大军先逃到武昌，又顺江向东而下。武昌居民在蛇山上见到左军东去，欢呼“左军过矣！”庆贺更生。

　　逃离了襄阳据点的左良玉军真成了一批无所顾忌的匪徒，不但所过之处烧杀掠抢，甚至公然攻打闭门不纳的州县，完全变作了一伙反叛。三月，左军已经到达芜湖附近，声言要到南京筹措军饷，吓得南京陪都政府乱作一团，急忙派兵陈师江上，准备防御左军。后来还是正在湖口的新任左都御史李邦华对左良玉反复劝诱，又让安庆巡抚拿出15万两库银作为军饷，左良玉才让部卒们稍微安定了一点，驻军于安庆、池州一线。

　　对于左良玉军的这次变乱，崇祯君臣们竟然连声讨的勇气都没有了。李邦华到京后向崇祯帝建议把变乱之罪推到左良玉的一个下级部将王允成的身上，因为此人所部劫掠州县最为猖獗。崇祯帝深知这个左良玉还要依为干城，不能惹；而且实力雄厚，也惹不起。只得忍气对左良玉“戢服变乱”嘉奖了一番，要他把“首恶”王允成斩首以维护朝廷的面子。左良玉却连这点面子也不给，仍然把王允成留在军中，继续我行我素。

　　不但无力对付境外的敌人和境内的叛乱者，而且无力对付自己营垒内部的军阀势力，这是一个政权行将崩溃的重要标志之一。左良玉只是明末军阀中最有代表性的一个罢了，其他各处握有实力的总兵们，如宁远的吴三桂、山东的刘泽清等人实际上都已经成为一方的军阀。朝廷对他们只能小心拢络，而他们对朝廷则要根据自己的利益情况决定态度。

　　崇祯帝自己也弄不清楚，从什么时候起堂堂的天子朝廷竟堕落到要看几个粗鄙武夫的眼色行事了。但为了大局，眼色仍然要看。这是一种十分痛苦的无奈，崇祯帝所能想出来的唯一办法，就是从朝廷派遣有威信、有胆略的得力大臣到前线督师，切实辖制诸军，与“流寇”进行一番决战。可是自从杨嗣昌故去，洪承畴陷于清朝，这样的得力大臣实在太难寻觅了。崇祯帝把朝中大员们扳着指头算了一遍，觉得只有内阁大学士吴甡还算差强人意。吴甡是万历41年（1613）的进士，作过河南、陕西的巡按御史和山西巡抚，在任期间正值“流贼”蜂起的时候，他办事较为得力，朝野口碑多认为他是剿“贼”的干练之才。正是由于有这方面的才能，他自崇祯11年（1638）起被任用为兵部侍郎，对于全国的军事形势和各部队情况十分熟悉。上一年崇祯帝特地提升他为辅臣，主要也是为了在内阁中有一个通晓军事的顾问。比起杨嗣昌、洪承畴来，吴甡虽然要逊色一筹，但论资历、地位、威望和能力，他也要算一个不可多得的人选了。

　　这年三月，襄阳、荆州等地接连失陷和左良玉部作乱的消息相继传来，崇祯帝决定由吴甡以辅臣的身分前往湖广督师。他在召对廷臣的时候流着泪对吴甡说：“卿多年在匪患猖獗之地任职，有战守韬略，可去湖广为朕督师。”此前，除了崇祯初年的孙承宗和后来的杨嗣昌以外，督师大臣一般顶多挂兵部尚书衔，很少由内阁大学士直接担任，这次任命阁臣督师，崇祯帝是相当郑重的。

　　但吴甡对于这个任命却十分不情愿。他知道如今天下大势已去，官军很难节制，而“流寇”则根本没有可能剿灭。既然注定了不可能成功，出去督师就等于出去送死，不是死在农民军的手里就是失败后被皇帝处死，或是像杨嗣昌那样死得不明不白，死后还要留下一世的骂名。但身为大臣，他又不能不为君王效命，强不可为而为之。他在接受任命后提出：一要有精兵3万由自己亲自统辖；二应先沿运河南下到南京，再相机溯江而上，进可讨贼，退可保卫南都及江南富饶之区。

　　吴甡提出这两点，从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不能说没有一定道理。但在崇祯帝看来，这却是吴甡有意避重就轻，推诿迁延的借口。他在同阁臣们面议此事的时候很不高兴地说：“京畿正在对鞑虏用兵，三万精兵哪能仓促间集中起来？何况南京远在下游，何至于现在就去退守？”吴甡回答说：“左良玉骄横跋扈，当年杨嗣昌督师，连下十道号令，他一兵不发。臣才能不如杨嗣昌，而左良玉目前势力又大于当年。臣手中无兵，不能节制，只会损害朝廷威严。由襄阳顺流而下，极易攻至南京，因而应该兼顾，并非退守。”崇祯帝对吴甡所说也无法驳斥，只得先让兵部速议发兵，但心中却对这个吴甡极为不满。国事危急，竟然连大臣也不用命了，这让他心里一阵阵地怒火中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