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的受挫　王溢嘉

　　最近重读吾友黄宗仁兄所译《从精神分析到存在主义》（原作者为奥地利精神科医师佛兰克）一书，彷佛又回复到学生时代的心情，想起那段与几个朋友分享存在之挫折的日子。

　　宗仁兄在译序里说：“曾经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我活得很不痛快，日子里尽是恍惚、不安与了无自信的内疚；面对著极具攻击性的现实世界，既抓不住生命中恒常的喜悦，连自己是否配成为一个人也无法肯定；於是我把自己孤立起来成为塔里的男人一个，仅靠著时兴时落的激情，捱过一次次死亡的诱惑。”

　　

　　这种心情我是相当熟悉的，我曾与他在如今已杳不可寻的「七七餐厅」楼上，面对面瘫在沙发的暗红纹路里，抽烟喝酒，而不说一句话，直到天亮，才拖著自以为非常疲惫的身子塞进计程车里，飞驶向那个被称为“异乡都会”的彼端――台大附近的单身宿舍。

　　彼时生命对他的最大嘲弄是――一个相当非理性的人读的竟是需要绝对理性的台大数学系，在这种嘲弄下，他开始翻译佛兰克的这本书，想了解佛兰克对“生命意义”的诠释。在他断断续续翻译这本书的期间，他的“数学”终於没念完，而入伍服役。

　　有一天他跑来找我，说他的“志愿”变了，重考考上台大心理系，要我先借他四千元好去注册。过了一段时间，他拿钱来还我，说他终於想通了，用我借他的钱去买家俱，和他的女友建立一个小家庭，台大心理系也不必念了。他以反讽的方式来诠释他的生命意义，心理系也许能提供他不少关於生命意义的理论，但他终於明白，他要的是“意义”，而不是“理论”。

　　曾经有过一位哲学家，自己关在斗室里思索“生命意义”此类的问题，越思索越觉得烦躁不安，后来他走出斗室，到一个弹子房去看人家打弹子（撞球），看著看著，刚才的烦躁不安竟慢慢消失了。学生时代，我也常因为无聊，而自己一个人到中华路的弹子房看人家打弹子，一看就是良久，这间看完了换另一间，我不知道那些人为什么那么自在快乐。回到寝室，翻开齐克果的书，齐克果有个“可以为之生为之死的理念”，但我没有；於是只好又游荡到宗仁兄或其他友人的住处，相濡以沫，分享存在的受挫。

　　这种行径，现在想起来是相当可笑的。我们几个人在当时低闷的时局中，孑然一身，像梭尔?贝娄小说《摆荡的人》中的男主角，徵兵令已经下达，但不知何时要赴战场，生命因等待而摆荡而搁浅。我们亦觉得学生时代只是一种“暂时状态”，毕业是它的结局，在等待结局揭晓的时段里，我们缺乏事物的永恒感、自我的从属感与完整感。

　　在当时，我们尚无法了解“生活的目的是在增进人类全体的生活，生命的意义是在创造宇宙继起的生命”这句话，对学生来说，它太过遥远，而且泛指的是一般性的生命意义；我们需要的是独特的、无可取代的生命意义。我们觉得自己有各种潜能，但无法确知该发挥何种潜能，因为若是专注於神经生理学，势必无法再专注於老庄哲学，但选择神经生理学或选择老庄哲学，它的终极意义又是什么，我们想先搞清楚，但却因为无法了解诸如此类的终极意义而有著无能之痛，结果是书剑无成，而依然故我。

　　在当时，我们有点鄙夷把心力专注於教科书的同学，从未思及那可能是出於他们“真诚的选择”，当然也无法认识到自己实际上是“怯於选择”，只是在起跑线附近摆荡、犹疑，问：“跑这条路有什么意义？”

　　佛洛伊德曾说：“一旦个人怀疑其生命的意义与价值时，他就是有病了。”他认为生活在基本上只是一种满足需要、消除紧张、维持均衡的奋斗而已；你若问“生命有什么意义？”那是因为你的欲望受挫，它只是一种“心理防卫机转”或“合理化作用”而已。行为主义更直斥“意义”两字是一种纯粹的“幻想”。

　　虽然我们当时因为无法了解个人生命的意义，而有著无能之痛，但我们均未寻求任何专业的协助，直到今天，我仍为此深感庆幸。如果上帝果真存在，那么上帝将是最好的心理治疗师，无所不能、无所不知的他将明确的告诉你――你为何而生，你生命的意义是什么？

　　但我不想要别人的答案，我宁可自己去摸索、追寻。好心的精神科医师，他可能认为我有忧郁症，给我药吃，让我快乐一点，不再去想这个问题。或者藉挖掘我的过去，告诉我是什么心理郁结导致我问这个问题。总之，多数人都会暗示，追问生命意义这个问题相当无聊，你越追问，他们越烦。

　　佛兰克曾提到他上初中时的一段往事：有一天，教科学的老师在课堂上口沬横飞地向学生们解释，生命分析到最后，只是一种燃烧，一种氧化的过程。十二岁的佛兰克站起来问：“弗利兹博士，如果你说的是真的，那么生命有什么意义呢？”

　　在这个前提下，他后来发展出独树一帜的“意义治疗法”是一点也不足为奇的。意义治疗法鼓励你追问生命意义的问题，但它没有现成的答案可以提供给你，它只是要你去探索、去寻找，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和你辩难。

　　现代科学和现代心理学有一种“把人看扁”的倾向，它们认为遣传和环境支配你绝大部分的行为，如果某人有什么高贵的情操，它们往往会为它找出某种“形而下”的促发因素，而降低它的高贵性。在昔日，当我拿起教科书，追问“研读神经生理学有什么意义？”时，如果我不视此为“高贵”的问题，或者“看低”自己，我可能得到下面的答案：“因为我害怕努力去读的结果，成绩仍比别人差”、“因为我最近失恋”……总之，是我的心理有毛病。

　　但我不这样认为。虽然我为此蹉跎了不少时日，但在佛兰克的启示下，我终於对自己的问题有了较清楚的认识：一、神经生理学、考试、医师执照……都不具有“意义性”，它们只是实现生命意义的手段。二、只有在“超越个体”时，才能产生“意义性”。生命的意义不在自身，不在神经生理学的白纸黑字间，而恒发生於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社会之间。一个医师的生命意义恒发生在他与病人之间。“医师”只是个空壳，本身不具任何意义。三、内省或沉思、阅读均无法求得生命意义，因为生命意义不是去“发明”的，而是去“发现”的（在人与客体之间），唯有在行动中才能发现生命的意义。

　　四、每个个体都是独特而唯一的，因此，他的生命意义也是独特而唯一的，无法取代的。五、生命的任何阶段都是一种“暂时状态”，只有逝去的日子才是“永恒”的，因为在那些日子里你做了某些有意义的事。六、个人终究要透过他所选定的目标，而成就他那无可取代的生命意义，在每一个暂时状态中，看似有很多选择（包括不选择），但就他所选定的目标来看，只有一种选择是正确的。七、这种选择的总和，就是个人对其生命意义的实现。

　　以此来检视及辩难自己的问题，很清楚地可以看出，昔日一群分享存在之挫折的友人，都是相当自恋的、勇於相信自己的自由而怯於以此自由去做选择的、无行动能力的、难以跨出自我与他人产生连带关系的。我们寻问一些枝节的问题，以为是触到生命意义的核心，其实根本就是“门外汉”。但若无这生涩的酝酿期，徘徊在“门外”良久仍不愿离去，也许终生就要错过“进去”的机会。

　　宗仁兄在那本书的序言里说：“仅靠著时兴时落的激情，捱过一次次死亡的诱惑”，这种经验不是一般学生能够体会的，我们曾经以过多的、各式各样的激情去填补心灵的空虚，让我们的神经因熟悉快乐而迟钝，让我们的眼睛因饱餍光彩而混浊，我们做遍了各种被称为“快乐”的事，但还是空虚，我们绝望了。

　　齐克果曾说：“绝望是死病”，奇怪的是我们并没有因此而“死”。很多年后，有人问我为什么不去当医师，而要从事文化事业？我的回答是“绝望”。我很庆幸我不是在四十岁的时候“绝望”，而是在二十岁的时候就“绝望”。这种说法不是身历其境的人也许会搞得满头雾水，我花很长一段时间，才从生活中体认卡缪所说“希望是勇气的敌人”这句话的真谛。一个拒绝再希望下去的人（譬如一个决定自杀或决定辞职的人），他立刻会发现种种生存习俗（或公司规章）的可笑性质（荒谬感），他不再理会这些，他整个人豁出去了，他有勇气做任何事，包括结束自己的生命。

　　我们没有结束自己的肉身，但我们到彼时为止的想望差不多都已经结束了。昔日那段日子就像一个美丽的恋人，在梦幻般的爱情中，让我们品尝绝望的苦果，我们以埋葬过去恋情所换来的勇气，重谱新的生命之恋。

（原载《张老师月刊》，收录於《失去的暴龙与青蛙》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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