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务公开”、“财政透明”是今天的政改新课题，几乎每年两会都要引发热议，但“千呼万唤总不出”，似乎成了“老大难”。——其实这样一个课题，在400年前的晚明时期，已被一位京城官员轻松解决。

万历十八年（1590），有个湖南长沙人沈榜到顺天府宛平县做知县。他是个有心人，在任期间留心政务，利用宛平县署大量第一手档案资料，编纂了一本《宛署杂记》，里面详细记录了该县的政治、经济、历史、人文等资料。尤其是第十四、十五两卷，题为“经费”上、下，把宛平县一年的例行财政支出不厌其详地罗列出来，是一篇极为透明的政府财政“流水账”。

这里要说明一下，那时的宛平县，并非今天北京卢沟桥头那座小小的宛平城。在明代，北京称顺天府，城、近郊区被两个“附郭县”——大兴和宛平“瓜分”。全城以钟鼓楼为中轴线，中轴以东的东城、崇文以及东郊的广大地区，统归大兴县。中轴以西的西城、宣武以及西郊的广大区域，统归宛平县。两县各占半个北京城，两县知县无异于半个“京兆尹”。

京兆尹不好当，因为不但要管好京城的百姓，还要承担起为皇家及中央衙门服务的繁冗任务。看看《宛署杂记》“经费”下的“子项目”：“坛壝、宗庙、陵园、行幸、宫禁、内府、各衙门、乡试、会试、殿试、乡会试武举……”也就是说，每年京城各坛庙及皇陵的祭祀费用、中央各衙门的办公用品，还有在北京举行的各级科举考试的组织经费等，都要由宛平、大兴两县共同承担。

     差使有大有小，小差使只需十几两银子。如天坛的“圜丘冬至祭”，宛平县只需预备五十束“苇把”，二百斤“烧香木炭”、十五两灯油以及一百斤木炭，连同运送的“脚钱”，总共才十七两四分五厘银子，仅合今天人民币四千余元。而大宗开支则要几百两、上千两。如宛平每年都要与大兴县分担宗庙的祭祀开支，十二个月的费用加起来，宛平的支出是白银四百五十两（约相当11万元）。至于三年一届的“会试”，宛平要担负将近一千两银子（23～24万元）！

为中央各衙门提供办公费用，负担就更沉重。服务对象包括翰林院、六部、都察院、按院、盐院、太仆寺、光禄寺、通政司……总共三十多个衙门。不过哪怕只是一笔小开支，也都列出详细的清单来。举翰林院为例：

翰林院：教习庶吉士，每年折笔墨价一百二两八钱八厘。装钉匠二名，每名每日工食银七分，一季该银一十二两六钱，如闰月，加银四两二钱，小旬，一日除银一钱四分。（万历）二十年四月奉文复回，匠役停止。以上行银大户解。

所谓“庶吉士”，是指明代从进士中选一部分优秀者到六部及翰林院做见习官员，又叫“庶常”。翰林院用于培养庶吉士的经费，“大头儿”为办公用品（“笔墨”折价），是有整有零的一百零二两八钱八厘银子（约两万五千元）。另外还配备两名装订本册的工匠，每人日工资白银七分（将近17元）。

不足百字的记录，包含着不少信息，可以看出制定者心细如发：不但注意到闰月问题，还考虑到大旬、小旬的不同，原则是：既不能让个人白干，也不能教国家吃亏。而预算的变更，也都有明文记载，有年月可查。此外还写明经费的来源及支付方式（“行银大户解”），“行银”是指向商铺征缴的税银。具体到这一笔，大概是由大商铺直接上交翰林院吧。

我多年前第一次读到这本书，感到既新奇又好笑。笑这位宛平知县过于迂腐，把这些陈芝麻、烂谷子都一笔不漏地记录下来，究竟有何用处？一些地方竟细碎到了这般地步：“太仆寺正堂、大门、二门、东西角门、土地祠、后宅门，大小门神、桃符各二十副，共价一两四钱三分二厘。”——连太仆寺衙门有多少道门，大年初一需要贴多少门神、桃符（即对联），应支多少钱，也要记录在案，这未免太“小家子气”了吧？

然而若干年后，当我再读该书时才领悟：这正是作者光明磊落、目光远大处。

首先，沈榜的所作所为，是中国历史上“政务公开”的首次尝试。他并非打着“公开”的旗号，罗列一堆“同比”、“环比”的百分数，故意让人摸不着头脑。他的作法简单而明了，就是把政府财政档案全部公开，物品细到一针一线，银钱少到一毫一厘……连篇累牍的账目、枯燥无味的数字，可以让你读到呕吐。然而你可以抱怨他过于琐细，却不能指责他有所隐瞒、不够透明！这同时也使人们相信：沈榜自己是位清官，襟怀坦白，两袖清风，因此才有公布账目的自信和勇气，才能做到“无事不可对人言”。

其次，我们还可就此推断，即使沈榜不编纂这本书，封建时代官府中也有着一套完整的财政制度。因为沈榜所依据的材料，是官府历年的旧档案。可以看出，那时的政府财政支出规矩很严，增一项用度、撤一项开支，都是有法可依、有例可循的。（当然，从《宛署杂记》的记述，我们也发现不少问题，有的很有意思，我们以后再谈。）

其三，这种披露形式既可看作对政府既往财务活动的汇报与公开，也可看作对未来财务预算的公示与规范。有了这篇账目，继任官员要想擅改制度、巧立名目、借机敛财、贪污公款，就得大费周折。否则，从原则上讲，任何一个人都可以手持《宛署杂记》追问：太仆寺的“门神、桃符”为何从以前的一两四钱，涨到现在的十四两或一百四十两？根据何在？先例何在？

值得我们深思的是，沈榜在公布这些材料时，似乎并没有什么顾虑。大概当时官场也没有将政府财政收支列为“机密”的规定。当然也未听说《宛署杂记》出版后触犯了什么官场禁忌、受到何种查封或禁毁。——封建时代，地方官号称“父母官”，被视为皇帝委派的牧羊人。百姓则是“子民”，是牧鞭下的羊群。然而“父母官”与“牧羊者”居然主动向下民公开自己的账簿，此事颇为费解。或许因为当时的官员毕竟读过一些孔孟的书，心中尚存“浩然之气”的缘故吧。当然，也可理解为那时的百姓地位低下，就是知道一些官场腐败的现实，又能怎样？

奇怪的倒是我们今天的某些干部，打着“公仆”的旗号，口口声声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但对待“主人”要求查看自家账本的要求，却总是躲躲闪闪、藏藏掖掖，寻找各种借口搪塞拒绝，始终不肯大大方方地公布出来。——而每当听到这样的消息：某单位以每台三万元的天价采购电脑、个别地方拿着中央拨给的救灾款大规模组织干部“考察世博”、某地干部享用万元一桌的大餐而不以为耻……群众对这种拒绝“政务公开”的做法，也便愈发疑虑重重。

我再读《宛署杂记》的感慨是：二十一世纪的人民公仆，即使不能“与时俱进”，也千万别被400年前一个小小的封建官吏所耻笑啊！（按：京师附郭县的知县只比一般“七品芝麻官”高一级，为六品）

附：关于白银与人民币的换算，我在《食货金瓶梅》一书中换算为一两银折合人民币200元。眼下粮食单价有所上涨，依据《宛署杂记》中“白米六升，银四分八厘；白面五斤，银三分五厘”的记载，我将其修正为一两银折人民币240元，虽不精确，庶几近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