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不到位使央企缺少竞争力

李荣融，这位很有见地、敢于直言的央企“掌门人”又讲了一次真话，在最近召开的中央企业科技工作会议上说：中央企业与跨国公司相比，核心竞争力不强，自主创新能力有很大差距，虽然125家中央企业中，有中石油这样的全球市值第一的企业，可是数不出几个产品能排上全球第一，更找不出一个全球叫得响的品牌。我国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工业制造大国，但我们企业只在一些低端或中低端的产品和产业上赢得了国际竞争力，由于缺少核心制造技术和高端产品开发能力，难以进入产业高端，一些领域的关键生产设备目前仍需依赖进口。他还说，中央企业以技术进步求发展的机制尚未形成，工业新产品开发的技术约有70%属于外源性技术。

把李主任话说白了，就是央企属于“虚胖”，缺少内生创新能力，是典型的规模扩张型企业。这种企业与整个国家经济的规模扩张型成长模式同出一辙，政府发展经济的体制与国企发展体制是同一制度的不同版本，政府就是央企，央企就是政府，规模扩张是央企执政团队最大执政偏好，追求的目标相同，不是质量而是数量。企业是市场主体，应该具有市场经济竞争主体本该具有的内生能力，效率是企业的生命。央企依靠规模扩张求得市场地位，与市场经济本质要求相悖，这是国有企业改革不到位的直接体现。

国有企业财产所有权名归国家、实归全民，最心疼国有资产的是财产所有人、是全体国民，他们没有办法行使所有人权力，只能委托政府、并通过政府再委托企业经营者，委托代理的链条太长，财产所有人对代理人鞭长莫及，所以才有国有企业所有权虚置、所有权主体缺位的问题。经营国有资产代理人，拥有经济营决策权，但没有剩余索取权，所有权和控制权没有捆绑，这是导致国有企业经济效率低下的根本原因。正在于此，国有企业启动了市场化趋向的改革，实施财产所有权主体多元化，力图通过所有权主体多元化，把所有权主体引进企业内部、直接行使控制权，达到解决所有权主体缺位的问题。

然而，国有企业改革到今天，至少有两个问题、并且是改革中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没有解决：

第一，国有企业产权主体虽然多元化，但并没有解决所有权虚置问题。

大多数国有企业已经进行股份化改革，甚至实现上市，但在所有权主体构成中，拥有话语权利主体，基本都是国企本身，是国有企业互相参股，只是由原来的一个国有主体、变成多个国有主体，主体多元了，主体身份却仍然是代理人，剩余索取权仍然是国家、仍然是全民，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相分离的原有问题没有丝毫得到解决。这种产权多元化式的改革，张维迎老师曾经用“斑马效应”做了形象比喻，在马背上划上几个道道就说是斑马，纯属自欺欺人。

第二，向组织负责的用人机制让经营者价值导向多元化，造成央企经营者市场竞争意识弱化。

现在的国有企业，仍然有隐形行政级别，央企大都属于副部级，央企领导人中部分由中央组织部选择任命，部分由国资委选择任命。权利是谁给的，自然向谁负责，如果由股东选择，就向股东负责，如果由党组织选择就向党组织负责。这里不是说党组织与股东目标不一致，问题在于不可能完全一致，只要不完全一致，从普遍意义上讲，就很难使其对企业倾注的精力能够等同于完全市场化企业经营者，只要如此就不可能保证国企竞争能力与完全市场化企业竞争力处于同一平台，国有企业效率损失是必然的。

这种产权设置和由此决定的人事选择制度安排，注定企业经营者除了关注市场变化，还要关注党组织希望和要求。党组织也是由经济人构成的，是经济人就不可能是纯粹的共产党人，自利性、非市场性的要求就必然存在。在这种导向下，规模扩张更显眼、更能直接证明自己的政绩，更能得到上级领导和党组织认可，更有成就感。这种制度的导向不可能造就国际性的市场竞争能力，缺少叫得响的品牌、缺少核心技术就成为必然。

国有企业微观效率低下是客观事实，国有企业存在本身不是为了微观效率，而是为了宏观效益，因此，除非必须的为了宏观的政治经济军事安全的国有企业，这需要保留，需要以微观效率牺牲为代价，其他类型国有企业必须淡化股权垄断地位，而应该把能够直接进入企业内部的所有权主体引进来，让国有财产“搭便车”，通过市场手段约束和激励经营者达到竞争能力的提升。而绝大多数国有企业则完全应该从市场中退出，尤其是地方国企根本没有保留的必要，国进民退是对改革的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