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人物志》对《典论.论文》的影响

潘世东

  [摘要] 笔者以为，在刘劭与曹丕、《人物志》与《典论.论文》之间，存在着多方面的、直接的影响与被影响的关系。《典论.论文》中的诸多思想理路和学术向度的获得，几乎无处找不到它同《人物志》的或深或浅、或隐或显的联系。对于《典论.论文》来说，刘劭的《人物志》是一眼深泉，一股雄风，一团酵母，没有它丰富的思想滋润，没有它辨证思维方式和思想的鼓舞和启迪，没有它坚实厚韧的哲学的力的感发，就不会有《典论.论文》思想的活泼敏锐、思维方式的灵犀生动和思维视野的开阔宽广，以及思维质量的高度和深度。

   [关键词]  刘劭；《人物志》；影响；曹丕；《典论.论文》 

   [中图分类号]  I209  [文章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无庸否认，曹丕的《典论.论文》作为我国第一部文学理论专著，在文学和文学理论的发展史上，无异于开山的巨响，标志着我国的文学和文学理论自觉的时代的到来。作为高自立标的集大成者，也不难看出世代先贤和诸子百家对它的濡沫和滋润。但在这里，笔者所要证明的则是，对它影响最深、滋润最富、作用最为直接的还是一代名理学大师刘劭的《人物志》和他所处时代的文化和哲学思潮。

这里，笔者重点所要证明的，还是刘劭的《人物志》对《典论.论文》的启发和影响。

一.   刘劭其人其书与曹丕

刘劭是三国（魏）时很有学识和影响的法律家和著作家，也是当时一位很有名气的名理学家。他曾在尚书令荀彧的门下做过记吏，魏黄初中，又做过尚书郎和散骑侍郎。他知识渊博，才能超群。时人夏侯惠为散骑侍郎，当明帝下诏求贤时，便极力推荐刘劭。奏曰：刘劭是一位“精忠笃深，体周于数[1]”的世俗少有的非凡之人，因而，深得各方面的钦佩和推重：“故性实之士服其平和良正，清静之士慕其玄虚退让，文学之士嘉其推步详密，意思之士知其深沉笃固，文章之士爱其著作属辞，制度之士贵其化略较要，策略之士赞其明思通微”[2]。——拥有如此之才之德之性，真乃世之奇士高士绝士，足可左右一时之风，也足可成为一世之师表！其人其文、其言其行在当时风行信奉的程度，其声其名在当时饮誉的情形，也就可想而知了·。

事实上也正是如此。首先，他有丰富的著述让人景仰师法。刘劭一生著有《新律》、《律略论》、《都官考课》、《法论》、《法略》、《乐论.十四篇》、《人物志》等百余篇（部）。从著作的种类可见出其才能的多样化和知识的广阔性。在那个推崇知识、器重才能、赏识人才和“唯才是举”的时代，刘劭这等人物不能不让朝野上下侧目而视、另眼相待。其次，他日渐受到赏识、推重，一步步登上治国要津，成为统治者的核心骨干力量。他历经汉魏两朝，在三国时代还是荀彧的门下记吏。在魏曹丕称帝的黄初期间，刘劭开始发迹。先是尚书郎，再是散骑侍郎，在朝廷上的政治地位距离曹丕越来越近，这说明一点，刘劭作为一位脱颖而出的政治文化帅才越来越受到曹丕的关注和器重。曹丕即位初期，也曾出任陈留太守。但不久就被调回朝廷，与议郎庾嶷、荀说等人定科令，议国政，自此，成为筹划国计民生的重要人物[3]。

可以说，刘劭在当时是一个全面成功的人物。“百姓称之”，名人称之，社会关注之，而且在朝廷中有相当的地位。尤其是一当他的《人物志》问世不久，就在学术界、舆论界和政界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四本才性”（才性合、才性离、才性同、才性异）之争，历时之久，卷入名臣名士之多，引起关注之大，皆居汉末魏初之首。对于“以著述为务……博闻强识，才艺兼佳”[4]、受益师法于诸种人才、又真正敬才爱才重才的曹丕来说，象刘劭这样的人不能不让他注意，也不能不让他情不自禁地师法、钦佩和景仰；其人其风，其才其德，其情其性也不能不对他有所熏染、陶冶。关于这一点，我们很可以从环绕在曹丕身边的庞大的邺下文人集团和曹丕在邺下这个文人集团中的不容置疑的绝对领导权以及吸附力上见出一斑。另外，还可以从曹丕慕才尚贤爱文的一贯风格和刘劭在他执政期间屡受升迁、器重的情形中看出。既然如此，刘劭的著述对于曹丕的影响也就自然是不刊之论了。但这还局限在近乎猜想的层面，真正要落到实处，最有说服力的还是二者之间的文本对读。

我们以为，刘劭对曹丕影响最大、最为直接和深刻、同时也是最有意义的还是他的《人物志》对曹丕《典论.论文》的影响。细味《人物志》和《典论.论文》，两相比较，其间的承继联系，便赫然在目。

二．《人物志》对《典论.论文》的思想原则启迪和影响

《典论.论文》对《人物志》的承继吸收，首先表现在它对《人物志》一系列的观点和原则的认同、吸收和挪借上。

1.       对“以己观人”的否弃与对“文人相轻”的剖析

刘劭的《人物志》在鉴识人才的指导思想和原则上，提出要革除“以己取人”的恶习。他认为，“爱善疾恶”乃人之常情，但各人的爱恶又是有所不同的，这样就容易出现“各自立度、以相观采”的倾向，也即把自己的主观个人爱好作为鉴识人才的标准。而以爱恶为标准就有可能喜庸才而弃人才，因为就庸才而言，他虽有一百个短处，也总会有一个长处，而这一个长处正与己相同，于是，对识人者来说，便觉得“情通意亲”，只知其长而忘其所短；就人才来说，他虽有百长也必有一乏，或因乏而不显己长，或因己长而轻己所短，这样就会使识人者“志乖意违”，知其一乏而忘其百长，因此，刘劭坚决反对识人过程中存在的“誉同体，毁对反，所以征彼非而著己是”的恶习。他认为鉴识人物不能“以己观人”，应该防止那种“能识同体之善，而或失异量之美”的主观偏见作为鉴识标准的不良作法，对这种“交流进趋之类，皆亲爱同体而誉之，憎恶对反而毁之”的党同伐异之类的做法，是深恶痛绝的，并坚决主张予以革除。刘劭的这种鉴识人才的指导思想和对“以己观人”、取人恶习的抨击否弃，在《典论.论文》中引起曹丕的深刻共鸣。受这种思想的启发，他分析、审视、总结了文坛的种种怪异现象，尖锐地指出了文学批评中存在的“以己观人”：“文人相轻，自古而然”[5]，然后，又根据自己对不同的文气、不同的文体的认识，说明各个作家的各种作品各有短长，无法兼善，进而指出了“文人相轻”的不合理和荒唐滑稽所在：“各以所长，相轻所短”，这是“闇于自见”的结果，这也是不能展开真正、客观的文学批评的根本原因。这个了不起的结论既判明了千百年来文人相轻现象的根本症结所在，更为后世文人相师相承、相谦相识指出了一条光明大道。对于文人的相互认识、相互借鉴、相互学习和提高，对于文人的顺利成长，以及对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学批评的发展都有着巨大而深远的意义。正是循此以往，才有建安文学集团的日益壮大的无限能量，和文学集团内部的相识相知、相携相爱的积极、和善、友好的人际氛围和思想氛围，也才得以出现“斯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以自骋骥騄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以此相服，亦良难矣”的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各不相骄的空前盛况。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以为，曹丕对“文人相轻”的症根的揭示，完全得力于刘劭的“以己观人”论。可以说，是刘劭对“以己观人”弊端的分析抨击，直接导出了曹丕的“以己之长，相轻所短”的精辟结论。于是，我们可以说，曹丕的精辟结论是刘劭“以己观人”论的批判思想和精神在《.典论论文》中的运用和发挥，同时，也是它在文学批评中的具体化和深入化。

在这个问题上，尤其值得庆幸的是，曹丕《典论.论文》并没有仅仅停留在对刘劭所提出的“以己观人”倾向的简单批判的水平上，随着对“文人相轻”弊端和成因的剖析，他提出了自己的文学批评主张：“君子审己以度人……故能免于斯累而作论文”[6]。在这里，曹丕主张把文学批评建立在一个客观、中允、有我又无我的基础上。“己”既要参入其中，又要出乎其外。由此可知，这里的“己”已不再是原始混沌、带有各种偏见的“己”了，而是过滤了、被理性审视过了的“己”，用这样的“己”去审视他人，既能照顾审视他人过程中必须的个人经验和理性，又能避免个人的偏见色彩，所得结论就能跳出“文人相轻”的格局了。这个倡议是理智而科学的，是刘劭的“以己观人”论的批判精神和思想在文学批评中的活学活用。因为，“以己观人”虽然是片面的、主观的，但废己观人更是片面的，甚至是荒唐不可能的。只有将客观的标准和自身的经验认识以及真切的感受结合起来，才能得到科学、客观而又不乏个性色彩的文学批评——这正是文学批评所必须的素质和风格灵魂所在。这种认识，正是曹丕对刘劭《人物志》思想精华深入领会、深入发展和活学活用的地方。

2．“以耳败目”与“向声背实”

作为提倡名实相一的名理学理论大师的刘劭，贯穿其思想始终、并成其为理论基础的就是名实相符、重实轻名的思想观念。他主张，要透过现象看本质，应该把表与里、名与实、言与行结合起来，不然，就会“以耳败目”，犯下“或以貌少为不足，或以瑰姿为巨伟，或以直露为虚华，或以巧饰为真实”[7]的错误，做出“以名取人”、重名轻实的荒谬决定。

这种鉴识人才的思想和方法，到了曹丕的《典论.论文》中就成了对文学批评中存在的错误倾向的描状和斥责：“常人贵远贱近，向声背实，又闇于自见，谓己为贤”。这种思想对当时文坛、乃至整个中华族类，不啻都是一个形象而尖刻的描状。直指文坛，足见作者对此有着何等的切肤之痛和切齿之恨，也足见作者对此问题忧虑的深重。在这里，受到刘劭的启发，作者向人们提出了如何对待往人、如何看待现实的问题，并旗帜鲜明地将那些溺于“贵古贱今，向声背实”的人贬斥定位为庸俗的“常人”，虽舍此再无余论，但作者的褒贬态度却是自不待言的了。

也许知情的人会说，刘劭的这种思想早在东汉初期的桓谭就提出来了，不是刘劭所创。诚然如此，桓谭确实早就立论：“世咸尊古卑今，贵所闻而贱所见也，故轻易之”[8]。除此之外，东汉时期的王充也多次涉及此说：“述事者好高古而下今，贵所闻而贱所见”，“俗儒好长古而短今……信久远之伪，忽近今之实”[9]；在《论衡.案书》中又说，“夫俗珍古而不贵今，谓今之文不如古之书。夫今古一也，才有高下，言有是非，不论善恶而徒贵古，是谓古人贤今人也……善才有深浅，无有古今；文有真伪，无有故新”。上述文献充分地说明了前人对这个观点的重视和关注程度，但相形之下，刘劭对这个观点阐述得更为集中，分析得更为透彻，尤其是一当他的《人物志》问世，便引起朝野轰动、上下侧目，曹丕身当其世，自然不会置身度外，一定会受到《人物志》扑面而来的强大影响，这是旁人旁书所无法比拟的。一个更为可信的旁证就是，在曹丕时代王充的《论衡》还不为世所传，史载当时只有两本，能否到达曹丕之手，还是大有疑问的事。另外，《抱朴子》中的另一段记载可以作为另一个有力的旁证：“时人嫌蔡邕得异书，或搜求其帐中隐处，果得《论衡》，抱数卷持去，邕叮咛曰：‘唯吾与尔共之，勿广也’”[10]。——对当时举世公认的大学者蔡邕来说，尚且如此稀罕、珍贵和难得，对一般人来说，就更不用说了。由此可窥一斑，此书在当时是何等的稀少和罕见，又是怎样的被封锁的了。

3.从“依乎五质”到“文以气为主”

在《人物志》中，刘劭把性情、才能、形神的统一作为他鉴识人才的重要基础和依据。他认为，对人的把握关键在于认识其复杂多变的精神世界；而对精神世界的把握，则要通过人在气禀过程中所形成的特殊形质等生理机能的观察了解。他说：“凡有血气者，莫不含元一以为质，禀阴阳以立性，体五行而著形。苟有形质，犹可即而求之”[11]。这里，刘劭把“元一”（元气）、“阴阳”（气的运行）、“五行”（金、木、水、火、土）等物质元素作为人的性质、形体的客观条件和要素，在他看来，人的性质、形体、表现上的差异性与多样性，主要是由不同质的气所决定的：“依乎五质”。“五质内充”形成人的不同性质，“五精外彰”则形成人的不同形体，而有些人所摄取的“阴阳”“五行”之气较重，有的人则偏重于某一面，这样就形成不同质的人的性质和形体。这些阐述，中心意思无外乎一点：人以气为主。气之多寡有体，人之形质有别。

刘劭的这种观点，直接影响了曹丕《典论.论文》中的“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强力而致”的论断，可以说，刘劭的“依乎五质”说直接孕育了曹丕的“文以气为主”说。如果追寻二者的差别，那仅只是存在着内涵与外延上有所不同而已。在刘劭那里，“气”是生命的本质，是生命的最基本的元素，也是生命的一种蕴涵着、勃发着的力；而在曹丕那里，“气”则仅仅局限于一个人的精神风貌和个性气质，它也是文章的生命和本质。“清气”则是指竣爽超迈的阳刚之气，而“浊气”则是指凝重沉郁的阴柔之气。与此相应的是，不同的气质个性、精神风貌则决定着不同的风格和气势。一旦作家的“气”性已定，则文章的风格气势已成，也就不再是人为的努力可以随意改变的了。刘劭的“气”规定的是人的才能的全与偏，而曹丕的“气”规定的是作家和文章风格气势的刚与柔。正是从这点出发，曹丕认为，作家的气质个性，是形成各自独特风格的必要先决条件。作家形形色色，气质个性多种多样，因此，也就各有短长，难可兼善：“徐干时有齐气”、应瑒则“和而不壮”、刘桢则“壮而不密”、孔融则“体气高妙”——这在某种程度上又可看出刘劭的“全气”出“中和”的“王者之质”、“偏气”产生“只通一材”的“偏至之质”的思想痕迹。

三.《人物志》的辨证思维方式与《典论.论文》对七子的评价

魏晋六朝哲学作为我国哲学史上真正意义上的哲学的开始，一个突出的特征便是抽象的思辨性代替了汉代以前哲学的具体的经验性。刘劭的《人物志》作为汉魏之间承前启后的过渡性著作，自然不可避免地带有这个时代较浓厚的思辨色彩。作为这种色彩标志的，便是辨证思维方式在其中的运用。具体到《人物志》中，便是作者在鉴识人才的过程中，注重联系，注重对立，注重在对立统一中去揭示人物的本质。譬诸，在人才的长短问题上，他认为，应该把一个人的长处和短处联系起来观察，并应“观其所短，以知所长”，这就是说，应该从一个人的短处来看一个人的长处。他说，“人皆有所短”，比如正直的人，他有“扞”；刚强的人，有其“厉”；温和的人，有其“愞”；厚实的人，有其“拘”。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如果正直的人不“扞”，怎能表现出他的正直呢？既然人们喜欢他的正直，就不应该非议他的“扞”。其它“愞”、“拘”、“厉”类，都同此一理。这就揭示一个道理：任何事物都有其相互对立的因素，但二者相反相成，相得益彰，其中，一者消失，另一者也就随之不复存在。从这个认识出发，刘劭以为，鉴识人才就应该从“观其征之所短”入手，并加以深入细致的了解，这样就会作到“其才之所长可知也”。刘劭这种从一个人的短处去分析一个人的长处的看法，确实很有见识。但恰是在这一点上，一般人总是不敢越雷池一步。

然而，正是在这一点上，曹丕借鉴和吸收了刘劭的这种娴熟的辨证思维方式和丰富的辩证法思想，使其文论多方面的内容都表现出较浓的辨证色彩，如，在有限和无穷的关系上，他以为“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致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12]。在对待穷达处境上，他提倡“不以隐约而弗务，不以康乐而加思”；在追究形神的实质上，“以犬羊之质，服虎豹之文；以众星之明，假日月之光；动见瞻观，何时易乎”、“夫本同而末异……”[13]可以说，曹丕的思想也处处闪耀着辩证法的光彩，折射着一个思想者的睿智和警厉。然而，最[１]能体现曹丕辨证思想境界和水准、同时也倍受人称道和被人倍加关注的，还是他对建安七子的人文评品以及由这种评品所倡导的风格。请看：“王粲长于辞赋，徐干时有齐气，然粲之匹也……琳瑀之章表书记，今之隽也。应瑒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理不胜辞……”[14]可以与这段文字形成互文对照、并对此进行补充使之更加完整的，是曹丕的《与吴质书》中的文字：“……德琏常斐然有著述之意，其才学足以著书，美志不遂，良可痛矣……孔璋章表殊健，微为繁富。公干有逸气，但未遒耳……元瑜书记翩翩，致足乐也。仲宣独自善于辞赋，惜其体弱，不足起其文。至于所善，古人无以远过”。——这确是一种科学、公允、让人信服的高论，首开了知人论文的作家论之新风，与孟子的知人论世说遥遥呼应。在这里，无论是他那居高临下、洞入深邃的犀利透视，还是那蕴涵其中的雍容大度、曲尽人意的理解和认同，还有那不乏间接的倡导牵引和否定摒弃，都不愧为一代大家风范，其平和、中肯而又正直的风格又不愧为千秋师表。然而，究其成功和精髓所在，却还在于对刘劭的辨证思想和思维方式的深入领会和自觉运用。可以说，没有刘劭运用辨证思维方式对人才进行的辨证剖析在先，就很难有曹丕《典论.论文》中的“作家论”在后。如果说得更为具体一些，那就是刘劭的“视其所短，以知所长”式的辨证思维方式和思想本身，开了曹丕辨证的“作家论”的先河。

综上所述，《典论.论文》中的诸多思想理路和学术向度的获得，几乎无处找不到它同《人物志》的或深或浅、或隐或显的联系。对于《典论.论文》来说，刘劭的《人物志》是一眼深泉，一股雄风，一团酵母，没有它丰富的思想滋润，没有它辨证思维方式和思想的鼓舞和启迪，没有它坚实厚韧的哲学的力的感发，就不会有《典论.论文》思想的活泼敏锐、思维方式的灵犀生动和思维视野的开阔宽广，以及思维质量的高度和深度。当然，无庸否认，舍此之外，促成《典论.论文》产生的还有当时的文学、哲学等意识形态和其它因素，然而，这些已在本论题之外，恕不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