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观之一）

别逼孩子用膝盖感恩

2010年06月10日

一

重庆似乎盛产“感恩新闻”。引起议论的万州纯阳中学“感恩”事件，昨天有续闻：重庆市万州区委、区政府对该校提出严肃批评，并责成该区教委全面调查，作出妥善处理。纯阳中学则发布《反思书》，称认识到了让学生感恩的“方法不对”，保证今后不再出现类似事件。

“纯阳感恩”还没完全打上句号，又一“感恩新闻”传来：重庆铁路中学高三10班学生，穿着印有班主任唐祥学卡通头像的T恤赶考。唐老师的卡通头像，出自班上的漫画高手刘媛之手。班长王蕊介绍，这是班上的同学早就策划好的，目的就是想在高考即将和班主任分别之际，给最喜欢的班主任唐祥学一个惊喜，也是给即将过生日的唐老师一份特别的礼物。

谢谢这件“感恩T恤”，给我们带来一缕清新，一扫“纯阳感恩”的庸俗之气。

虽说万州区委、区政府对纯阳中学组织“感恩仪式”提出了“严肃批评”，但是他们真的清楚这种所谓“感恩教育”的误人之处吗？从纯阳中学的《反思书》里，我们也读不出他们“反思”出一点什么。

二

900多名高三毕业生，至少十多个班级，几十位任课教师，教学风格、责任心等等，总是有差异的。总有一些学生，因为各种原因，内心里没有那种感恩的心情；有感恩心情的，也未必强烈到非跪下来不可的程度。感恩心很强的，也未必喜欢屈膝这个姿态。学校组织统一的“跪谢”礼，有没有考虑那些不愿跪下的学生的内心感受？报道中说道，一些学生是看到前排学生跪下后，才跟着跪下的，还有学生是蹲着的、有的干脆坐在地上，也有两个学生没有跪下，照样站着。可见，一些学生感到勉强而抵触。

众目睽睽之下，那两个仍然站着的学生是有勇气的——即使大多数都跪了，我也不跪；即使有感恩之心，我也要用我自己的方式来表达，拒绝“被跪下”。这不是感恩方式问题，是个人心灵自由、精神自由问题。情感世界，“我的地盘我做主”。

有两种教育，一种是培养独立的人格，自由的精神；一种是让自己的膝盖听从别人的意愿。纯阳中学的领导那么喜欢看学生下跪，倒使人怀疑：他们自己在精神上有没有直立过？

三

桃李无言，下自成蹊。“感恩T恤”叫人想到这个成语。敢打赌，唐祥学老师从来也没有觉得，自己认真教学生、爱学生，是在“施恩”。他肯定觉得，他为学生做的一切，是应该做的，也是喜欢做的；进考场之前，几个调皮的学生要摸唐老师的肚子，“沾点运气”，平时，学生会把“早恋”的秘密告诉唐老师而不是父母：唐老师爱学生，学生也爱他。他与学生，在人格上是平等的。有平等，才有爱。“恩”，也有施者与受者。一说感恩，就要跪下，这说明，“恩”在传统文化的语境里，施者与受者有上下、尊卑之分。纯阳中学应该也有唐老师这样爱学生的老师，他们肯定不愿意自己对学生的爱心被说成是“恩情”，看到学生朝自己跪下来，他们肯定感到很别扭，甚至，恶心。

（价值观之二）

国家该感谢周洋爹妈

2010-03-09

面对3名韩国运动员的联手围堵，周洋的冬奥夺冠之旅惊心动魄；气还没有喘匀，记者的话筒就捅到嘴边了，打草稿来不及了，领导也没说事先让他审稿。周洋肯定不可能像坐在贵宾席上的于副局长那样想得全面、周密、稳妥，只能想到什么说什么，什么感受最强烈说什么。

没有说“感谢国家”又怎么了?难道于副局长忘了，周洋和她的伙伴们夺冠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高举五星红旗绕场滑行！是把五星红旗展开在胸前让记者拍照！难道这不比语言更有力量，更令人感动、亢奋？

为祖国夺了金牌还不算爱国，激动地向全世界挥舞五星红旗也不算爱国？非要说出“感谢国家”这4个字才算爱国？而且顺序也不能搞错，一定要“先国家后父母”？

有意思的是，于副局长说“小孩儿有些心里话没有表述出来”，说明于副局长知道周洋他们对国家有感谢之情，那为什么还要在政协会议上批评周洋？为什么还要如此吹毛求疵，求全责备？

听话听音，于副局长怪罪周洋的，不是周洋不爱国，而是没有把爱国感情“说”出来，没有表态，表“爱国态”。

于副局长久经“表态文化”熏陶与教育，深谙“表态”的重要。周洋表错了态，忘了说“感谢国家”，也许真会妨碍到于副局长？设身处地替于副局长想想，我们应该能理解，于副局长要在全国政协会议这样的场合，对周洋的“表态错误”再特地表一个态，也许是必要的？

这些从普通家庭，甚至是贫困家庭走出来的孩子，为祖国争了光，他们的父母，特别是周洋父母那样的困难人群，从小培养孩子，更加不易，国家应该感谢周洋父母才是。

当然仅有家长的努力，周洋他们也夺不了金牌，国家在周洋他们身上也投了很多钱，但是，所谓国家的钱，不就是老百姓辛苦挣的吗？包括于副局长们的官薪。于副局长们更要感谢国家，感谢周洋父母才合道理。

如果觉得说爱国比做爱国的实事还重要，于副局长换上冰刀去试试？

 

（价值观之三）

   穷二代、鲁迅与“国学”

2009年11月16日

近日，“富二代”再次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在广东顺德举行的一个“富二代的快乐成长与家业传承”论坛上，广东一些企业家呼吁政府出资培养“富二代”接班人，13日，《广州日报·顺德金版》刊出《培养富二代，该谁来出钱？》一文，引起各方激辩，各大门户网站纷纷转载。14日，《广州日报》继续为这一话题加温，报道江浙一带“富二代”教育培训机构施展招数招揽学生。“除培养未来的CEO外，他们还开设了不少另类课程，如高雅音乐欣赏、萨克斯的入门学习、绅士淑女聚会等。”

这个时候，不知道人们还有没有兴趣关注处在社会另一端的群体——农民工二代（简称穷二代）？

《参考消息》11日一篇报道的题目就是《农民工二代犯罪率攀升令人忧》。报道说，据广州大学人权研究中心的一项调查显示，广州监狱中近80%的年轻囚犯都曾在成长阶段被进城务工的父母留在农村。关于农民工二代的犯罪原因，调查报告称：从农村到城市的巨大落差和社会歧视，是年轻务工人员出现高犯罪率的部分原因。很多受访者表示，犯罪是为了发泄不满。当他们的父母在城市遭遇不公平待遇时，他们更容易爆发，比如不公平的薪酬待遇、缺少社会福利、劳动权利缺失等。

中科院王春光早在10年前就指出，这个群体的多数人缺乏归属感。说白了，“缺乏归属感”就是“被抛弃感”。被谁抛弃？医疗、劳动保护等社会福利缺失，被社会繁荣所抛弃；欠薪，被老板抛弃；投诉无门，被政府部门抛弃；爬上高楼抗议，被称为“跳楼秀”，被世态炎凉抛弃。他们的孩子与城市孩子同校，引起城里人抗议——下一代继续被抛弃。听一位老师说过，一位博士家长，要求学校把高学历家庭的孩子与农民工孩子分开编班，怕自己的孩子“受影响”。

每次听到这样的事情，总觉得读书人说鲁迅难懂是一件奇怪的事情。当成年的闰土遇到童年的玩伴“我”，恭敬地喊出“老爷”，鲁迅为人与人的隔阂而沉痛；看到“我”的侄子宏儿与闰土的儿子水生玩在一起，鲁迅以为希望尚存。鲁迅一生，与对人的奴役为敌；或者说，人与人的隔阂，人对人的压迫，是鲁迅一生的敌人。但是，离《故乡》成稿已经89年，鲁迅去世也已73年，鲁迅的敌人，似乎更恣肆、更无所不在了。

一位当红国学讲师教人用孔子、庄子滋养心灵，“用平和的心态来对待生活中的缺憾与苦难”，“在今天这么一个竞争激烈的时代，保持良好的心态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更加重要。”不知道她会不会对农民工二代也这么说。不过，她或他们的“国学”课原本就不是给农民工二代准备的，对他们改变命运也不会有作用，他们更适合受邀去给富二代培训班上课。鲁迅才是农民工的“国学”——如果“国学”这个词的使用权还没有被买断。

 

（价值观之四）

救与不救，谁更理性

（见报标题：生命面前，谁在冷血）

2009年10月28日

 

这几天，人们又在争议：长江大学三名学生为抢救两个落水儿童而献身，是否值得？

类似的争议，以前也曾有过。

1982年7月11日，第四军医大学学生张华因救老农而牺牲，有人发问：一个大学生为一个老农而死，值得吗？一个人读到大学，要花多少钱，毕业以后，他用他的知识能创造多少价值，而一个老农能创造多少价值？

这种“理性”的质疑，在当时引发了一场争议，有人赞成，有人反对。反对的理由，是说“生命不能用钱来衡量”，“生命是平等的”云云。这些理由，在冷静、清晰、量化的“理性”面前，显得软弱了一点，模糊了一点，似乎很难说服那些头脑清醒的“理性”者。

1998年，美国二战影片《拯救大兵瑞恩》，也引发了类似的争论。士兵瑞恩的三个哥哥都阵亡了，美军决定要找到瑞恩，然后把他送回美国，把瑞恩还给他母亲。8名士兵冒着生命危险穿越战区寻找瑞恩，最后6名士兵为拯救瑞恩而阵亡。影片在中国观众当中引起争论：为了救一个人，赔进6条命，值得吗？理性人士可能有一个没说出来的疑问：“市场理性”，或者说“经济理性”不是你们西方人的发明吗？你们怎么会拍出这种没有理性的影片来？

依本人看，美国人的影片拍得很理性。试想：如果不救瑞恩，让他母亲失去全部四个儿子，美国军人会怎么想？他们在战场上是更勇敢地作战，还是更多想怎么保命，怎么躲枪子儿？美国民众的参军意愿是更高还是更低？

假设有两个敌对国家开战了,两国其他所有的战争能力与条件都一样,唯一的区别在于是否拯救大兵瑞恩，哪一个国家战胜的可能性更大呢？

当然，“理性派”可以质疑说，你这是国家理性、集体理性，而不是个人理性。就个人理性而言，“理性派”似乎有这样三重心理：一是倾向于（或者说习惯于）把自己当成有能力救人的人，二是认为自己的生命比别人的生命值钱，于是顺理成章地有了第三重心理：不太愿意去救别人——如果他去救了，就违背了价值（价格）理性。

但是，“理性派”可能面临这样的困境：当他限于绝境时，他是否希望有人来救他？他是否会对目击者说：“我的命比你的命值钱，所以你必须来救我，哪怕你为救我而死”？这听起来很荒唐，但值得钦佩：因为他把价值理性进行到底了。如果他惊慌失措地大喊“救命！”，那他就理性得不够彻底。不够坚定——别人需要他去救时，他是“理性”的，他需要别人救时，理性早已不知跑到哪里去了。如果想要避免这个困境，理性派就要设法确保自己永远不会陷于绝境，不会陷于需要他人救助的处境。

当然，“道德派”也不一定个个都会去救人，但不救的原因往往是因为懦弱；如果他向别人求救，仅仅是因为想活下去，或者说怕死；生死关头，是求生的本能在起作用，而不是觉得自己的小命一定比别人更值钱。“生命是平等的”，无非是承认人人都有求生的本能而已。

究竟谁比谁更理性呢？谁的命又比谁更值钱呢？

 

观察一

（《民生当头，广州市长有魄力》）

因为“超常规、跨越式发展”在某个局部，某个范围内，是能够办成一点事情的；因而也能在普通民众中赢得一些口碑，认为这个领导有魄力，会办事。人都喜欢赏心悦目的景致，中国人尤其喜欢、向往带“洋味”的景观，比如漂亮的商业街，豪华、现代的“CBD”（中央商务区）等，不但是地方官员的政绩，往往还被这个地方的群众引以为豪。他们不知道，他的赏心悦目，有可能是以另一部分群众的合法权益遭受侵害换来的，也不会知道，这个“赏心悦目”喂肥了哪些人。他们在当地媒体上看不到这类消息，听不到受害者的呼声，即使在民间口口相传时听到了，也不会太关心，一是不知情，无从关心起，再一个是经验告诉他，关心也没有用——“关心”是需要渠道的；于是，他人的痛苦离自己很远，似乎和自己无关。他们在赞叹某位领导的“魄力”的时候，不会想到自己也生活在这种“魄力”之下，只要有需要，他自己完全有可能同样沦为这种“魄力”的牺牲品。

观察二

（《久违了，工会主席的声音》）

看得出来，陈伟光是一个有工人情感、工人立场的工会主席。但是，他的工人情感、工人立场更多地是出于他的个人良知。有一个事实必须指出：陈伟光的个人利益，并不取决于工人群体的整体利益。

像陈伟光这样的专职工会干部，他的身份其实是官员，因为他是有行政级别的，按照行政级别拿工资、享受各种待遇。也就是说，他的个人利益，不是跟工人“一损俱损，一荣俱荣”，而是跟官员群体同命运。陈伟光虽然看不惯广州公安以“工人讨薪”为对象搞应急演习，但是，他跟广州市公安局局长，都是广州官员群体中的一员，行政级别也不会差太多，广州市总工会与广州市公安局，是“兄弟单位”。当然，这个“兄弟关系”不包括公安局要防范的讨薪工人。陈伟光参加机关分房时，“总工会主席”这个身份在理论上所代表的工人群众是没有资格享受这个待遇的。

正是因为如此，陈伟光位居“厅局级”还能为工人说话，实属难得，同样因为如此，除了替工人感到委屈，陈伟光似乎很难为改变工人的命运再多做些什么。他不能不受制于这个体制。因为同样的原因，更多的工会专职干部，哪怕行政级别还不及陈伟光，也不会有多少工人感情，更多的是官腔、官态。工人权益受损，不会影响他的升迁，他又何必为工人去得罪领导,得罪与领导交好的老板。

“事实判断”之一

柴静：《给我一个宾语》 

刘瑜在《民主的细节》中提供的不是翻译体的术语，而是细节

去年在美国的那段时间，正是大选前夜，美国人狂热无比，满坑满谷都是衣服上印着奥巴马头像的人。我跟一帮人吃饭，就因为一个女医生对奥巴马的书有句微词，立刻她的朋友就挂下脸来站起身要走。连我的MSN上，有些跟美国八竿子打不着的人也挂着“we can change ”，刘瑜当时在博客里说了一句“我老想问——CHANGE WHAT?”

这话真是煞风景。

在举国如痴如醉把口号当成歌儿来唱的时候，站出来说——别光喊改变啦，你要改变啥啊？为什么要改？问题出在哪儿？要怎么改？这么改的后遗症可能是什么？这是刘瑜根深蒂固的思维习惯，我把它叫做“给我一个宾语”。

在这本书里，刘瑜写到“控制石油什么？”。“大家都说美国人打伊拉克是要控制石油，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控制产量？控制开发权？控制价格？控制出口国方向？甚至，控制所有权？”她接下去分析伊拉克的石油产量，美国政府与石油企业的关系……

作为一个调查记者，我认同刘瑜所说的“从意识形态的高地回到事实与细节的平原”——“如果我们有耐心去寻找和阅读事实，很多观念冲突甚至政治冲突都会缓解”。反之亦然。

王佩曾经批评过当下的一些报纸上的“万能时评家”——“他们忽而是物理学家、动物学家，忽而是社会学家、女权学家。根据需要，在文科生、理科生、工科生和法科生之间，自由变换角色。当然他们有几样“撒手锏”一直握在手中，“宪政”、“制度”是必不可少的，“自由”、“真相”是不能不提的，如果还能祭出几样“公民社会”、“公共空间”那简直就是完胜了”。（“万能时评家”所谈话题，果然与““宪政”、“制度”无关吗？调查记者是否站在“事实与细节的平原上”了解过呢？是不是“预设的立场”遮蔽了她的视线，因此可以从高空越过“事实和细节”而直达“标准答案”？）

33岁的刘瑜在哥大与哈佛受过7年的政治学的学术训练，现在在剑桥当讲师，但她的时评，提供的不是翻译体的术语，而是细节——她想知道：为什么美国前司法部长要去当萨达姆的辩护律师，为什么哥大的博士要辍学去当地铁售票员？金融危机是左派的错还是右派的错？热爱主旋律的美国人为什么会容忍低级下流的电视节目？为什么热衷于保护弱者的法令最终伤害了弱者？……

她说她的动机“并非要做政治判断，只是出于知识上的兴趣，和一个人的好奇心”。没有预设的立场，可观察的东西就多，她把民主当成是生活方式，从每一个细节里研究它运转的效果和引起的争议，所以她的文章里往往没有标准答案，这可能会让有的人不适，就像不戴游泳圈游泳，下水时会有恐惧之感，但时间长了，思想的肌肉会变得慢慢强健起来。

刘瑜写过小说，是地道的女文青一名，她的履历也确可归入精英，有才情的人多忍耐不住要卖弄，但她在这书里没有精英式的居高临下的嘴脸，也没有脂粉气，只用了白描式的手法来很“笨”地找事实与数据。

“很多时候我们对一个事物的看法不同，不是因为我们的价值观或者智力的不同，而仅仅是因为对事实掌握得不同”她说。（相反的情形也是有的，即坚持某种价值观也会导致对事实的曲扭或忽视。）

“事实判断”之二

砸车事件：不要站在云端里说话

前几天，浙江卫视钱江都市频道的辩论节目里在辩砸车老人阎政明这件事，一方表示赞成，一方反对。

反对派的理由之一是，如果大家都像他那样拿砖头去砸车，人家违法你就用违法的方法去制止，社会不就乱套了吗？

其实，“大家”是不会学阎政明砸车的。大部分人是不会为了公共利益挺身而出的，更何况像阎政明那样砸撤车要冒多重危险：或被车撞伤或撞死，或与开车人发生冲突，或因行为违法，受到警方制裁。一般人在合法、安全的情况未必肯为公益出力，何况是在冒风险的情况下，所以大可不必担心“大家”像阎政明那样去做。而且阎政明砸车后没有受到警方制裁，反而成了名人，各地电视台竞相邀请他去做嘉宾，即使是这样，也没有听说谁学阎政明老人上街砸车了。

其二，既然没有人会仿效阎政明砸车，也就不用担心社会因此而“乱套”。别的且不说，斑马线上频频撞死人，就是乱象之一。阎政明的出现，引起社会对这个问题的关注和重视，即使对减轻乱套起不了多大作用，加剧乱套肯定是不会的，引起乱套更不必担心。因为社会早就乱套了。斑马线上频频撞死人，还不算乱套？

还有一个辩论者说，治理汽车闯斑马线，有一千个一万个办法，也轮不到砸车这个办法。问题是，这一千个一万个办法在哪里？在阎政明砸车之前，谁曾提出过哪怕十个、百个办法了？但凡有一个办法能制止汽车在斑马线上闯红灯，又何劳一个七旬老人冒着危险上斑马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