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消费者和中国商品市场一样是不够成熟的。首先是，商家的承诺不够；其次是，消费者的自爱意识不够。许多在西方国家行之有效的规范，在中国就不一定行得通。比如，在美国，相当普遍地实行一种无条件退货的制度。顾客哪怕，是购买内衣，只要觉得不合适就能以“不舒服”为由退货，商家一般都很信守承诺，不会有任何刁难。还有，美国超级市场中的化妆品，并不特别反对顾客试用。一些无家可归的女人，心安理得地从超级市场货架上取下化妆品自由地试用。服务员并不干涉。在美国商家看来，顾客是上帝，上帝是多种多样的，口袋里有钱的上帝不敢得罪，口袋里没有多少钱的“上帝”，也不敢得罪。

　　商业承诺制的悠久传统，保证着顾客拥有的上帝的感觉是全真的。而承诺的全真，又提高了顾客的自觉、自律和自尊，形成了一种良性循环。

　　90年代初的德国，那里的公共汽车是很少的，大家都有自己的汽车；车站上像我们火车站上一样张贴着时刻表。

　　在德国，那里的公共汽车是很少的，大家都有自己的汽车；车站上像我们火车站上一样张贴着时刻表。在马克思家乡那样的小城市，有时一班公共汽车，要等上一个小时。一回，刚到德国居住的我国一位女士在一处公共汽车停靠站等车，她和一位德国老太太闲聊，不知不觉中汽车已经开了过去。于是她们就赶忙边追边喊，但司机始终没听到，汽车就这样开走了。她追了一气，停了下来。可那个老太太却坚持追到了街角。不久，老太太回来了。她问，为什么不追下去了？老太太说，她根本没有追汽车，是跑到街角打了一个投诉电话，公共汽车公司已经向她道歉，马上就派一辆小汽车来，把我们送到目的地去。说话间小汽车就到了。

　　我想，这样的制度，要在我国实行，其结果只能是制造公司垮台的条件。光是调查究竟是公共汽车故意不停，还是顾客有意不上车，就要雇用许多调查人员，还免不了被一些作伪证的团伙坑得个落花流水。

　　当然，西方人也不是个个都是圣人，他们也有他们的问题，但是毕竟数量较少，性质也不大严重。据一个商店主人说，每逢到暑假前夕，总有几个中学生去商店“买”黑色西装礼服，在毕业典礼上用过以后又退还。但是这样的做法是要受到家长和社会谴责的，所以也就不会在太大的程度上危及承诺制的生命。

　　当然，一下子达不到较高的水准，也不能完全怪顾客，因为，中国当前的主要问题很难说是顾客的不自爱，更严重的是商家服务缺乏起码的承诺。假冒伪劣，坑蒙拐骗，不仅是屡禁不止，而且是屡打不死。除了市场管理和竞争机制不健全以外，顾客的自我保护意识不足，也纵容了某些奸商的不良行径。 

　　在一般情况下，光有管理体制的规范是不够的。原因很简单，制度是死的，而人是活的，再严格的制度也不可能没有弹性的部位。没有高度自觉的人，这些部位就可能成为一纸空文。妨碍我们自觉地和市场上恶劣现象做斗争的主观因素大致有两种：一是中国传统观念，特别是在经济问题上持息事宁人的态度。当代中国人也许从50年代就养成了政治上的高度敏感，而在经济上却表现得好像很清高。二是在传统儒家的教义中，义和利处于绝对对立的地位，这成为中国人心理上的一个很沉重的负担，即使意识到自己的利益受到了损害，也不愿意公开地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好像为了金钱去纠缠就丧失了清高的品格似的。

　　但要是一个美国人就不这样，他们虽然过得比我们要富裕，但是那种斤斤计较的劲头，常常令我感到他们有一点呆气。不但法律鼓励他们这样做，而且舆论也在道德上支持他们。“小气”在英语中并不是一个常用词，不像我们中国在口头上用得这样频繁，而且也不常常与强烈的贬义联系在一起，有时它只是表明节约、有节制而已。当中国人说着“小气” 、美国人说着“stingy”的时候，也许在表层意识是相近的，可是深层的文化价值观念上距离却是很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