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各式各样的朱三太子中，有一个看起来比较像是真的。那是清朝的定远大将军安亲王岳乐在康熙18年（1679）年在湖南抓获的。当时清军在对吴三桂的战争中已经取得了巨大优势，吴三桂在前一年仓促登基后死了，部将逃散的逃散，降清的降清。岳乐统兵在湘中一带，抓到了几个趁着乱世招兵买马的草头王，为首的是历来倡教作乱的白莲教支派无为教的首领，姚文明和戴必显。两人招供出参加活动的还有一个还俗的和尚，自称是崇祯帝的太子。岳乐乃派兵到新化县的一个寺庙里把那还俗和尚捉拿归案。据后来他书转述的口供来看，那人自称叫朱慈灿，说是12岁遭难逃出京城，在南京被福王监禁过，后出狱为民，先在河南随朽木和尚为僧，后流落江西、湖广20余年，因病还俗。“三藩”之乱起，他不能再安分，才伙同姚、戴等人招兵散札，声称要讨伐吴三桂云云。

　　这位朱三太子用的名字慈灿是正确的，而在当时，许多明朝遗臣对这个名字都并不太清楚，一个游方江湖的和尚是不大可能知道的。其他那些假朱三太子，所用的就多是慈璊、慈英一类不着边际的名字。他的供词也有不少疑点。如说是12岁遭难，同当时惯用的虚岁差了一岁；说被福王监禁过，于史无征。但清廷对于故明皇子的事情向来多有忌讳，在官书上转录的口供，并不完全可信。因而这个朱三太子很可能就是真的定王朱慈灿。

　　这朱慈灿在第二年岳乐班师回朝的时候被带回北京，清廷经过法司审问，还同原北京杨起隆“朱三太子案”中的案犯对质，互相都不认识，最后决定，以谋乱罪同姚、戴等俱处斩。朱慈灿不认识杨起隆的党羽，是情理之中的事，说明不了任何问题。对于他皇子身分的真伪，康熙帝也只是很轻率地说了一句：“彼时朱慈灿年甚小，必不能逸出，今安得尚存？大约是假。”就算是否定了。比起当年处理北太子案时像是更加漫不经心，实际上却是更为处心积虑。因为越是真正的崇祯帝的子孙，清朝统治者越是要斩草除根，同时又要尽量不留痕迹，表面漫不经心地含混过去，实为上策。

　　经过多少年的沧桑巨变和数不清的兵荒马乱，崇祯帝的3个儿子中只有最小的永王朱慈焕竟奇迹般地幸存下来，而且娶妻生子，形成了一个很大的家庭。只是到了康熙47年（1708），距离甲申之变已经60多年了，一场飞来横祸终于还是把这个家庭彻底毁灭了。

　　年龄最小的永王慈焕在大顺军溃败的时候由一个开小差的毛将军携带着逃到河南，在河南种了一年地。后来清政府清查“流贼”，姓毛的害怕出事，抛下朱慈焕一个人跑了。年仅13的朱慈焕只好一个人流浪，在凤阳遇到了一位姓王的明朝给事中，说明了自己的真实身分。王给事老于世故，对外人绝不透露此事，让朱慈焕改姓了自己的王姓，当成自己的儿子养着，让他同自己的儿子一块读书。这段时间，他的生活相当安定，也受到了良好的教育，成了一个标准的青年学士。到十八九岁上，王给事病逝，他无法在王家继续住下去，就出走江南。因为没有谋生的手段，他一度削发为僧，到处云游化缘。后来他在浙江遇到一位姓胡的故明官员，大概又一次透露了自己的真实身分。胡某同样是出于对故国的感情，在家里收留了他，让他蓄发还俗，并且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做妻子。从此他冒藉浙江余姚，以余姚王先生的身分娶妻生子，大体以教书为生，成了一个清朝的顺民。

　　岁月悠悠，一晃就是几十年过去。这期间“王先生”生了6个儿子、3个女儿，还娶了妾，子又生孙，有了一个很庞大的家庭。为了养家糊口，“王先生”常常或是单独一人或是携家带口到各地为人作西席教书先生，也认识了不少清朝的官员士绅。在大多数情况下，他对自己的身世守口如瓶，身在外地的时候甚至还再次改名换姓，或说姓王，或说姓张，名和字、号也时有改变。这一方面说明这位故明皇子相当谨慎，深知暴露真实身分的极大危险性；但另一方面也表明他把自己的真实身分这一点始终看得极重，并没有从心底里放下出身高贵的架子，彻头彻尾地变为一介普通平民。因为有着这种意识，他的皇子身分在家庭内部是并不保密的，妻妾子女大概都知道自己的家庭有着非同寻常的血统。“王先生”还严格按照明代宗室家谱的排辈顺序给儿子们起了标准的龙子龙孙的佳名，诸子排“和”字辈，名中后一个字均为土部的怪字。对于一些最亲密的朋友，他也忍不住要透露出自己的真实身世。这大约是一种难以割舍的“高贵意识”，在一个帝王具有绝对权威的君主专制社会里也许是无法避免的。但正是这种意识最终害了他和他的全家。

　　忍不住要透露出的帝王血统慢慢被一个极小的圈子中的人了解了，而且在更大的范围内被当作模糊不清的传闻流传开。直到康熙后期，各地的豪杰会党仍旧在打着“反清复明”的旗号造反起事。在浙东地区有个张念一又称念一和尚的，聚集部众在大岚山起事，在嵊县、慈溪、上虞等地抗拒官兵，一时颇有声势。张念一的部下中就有知道一些有关“王老先生”（即朱慈焕）的信息的，但显然并不十分清楚。因而张念一在造反的文告中就仍按民间惯例，号称自己拥戴着“朱三太子”，也就是崇祯帝之子定王，用来争取民心。可见张念一等人也没有弄清楚，现在活在浙江的“朱三太子”其实是永王朱慈焕，而非定王朱慈灿。

　　造反活动引起清朝统治者的重视，通过明查暗访和对俘获人员的审讯，他们得知，所谓“朱三”就是余姚的王老先生王士元。“王老先生”本人也听到了一些风声，当时他一家人正寄居在宁波的一个监生家里，为了避免牵连，就举家迁到了湖州府的长兴县。但“王老先生”怕全家搬迁，动静太大，还是不安全，就领着长子和四子北上到山东，找到一个过去的老朋友家里住下。官府果真根据线索找到了“王士元”一家，立即捕捉。朱慈焕的妻、妾、三个女儿和一个儿媳按照崇祯帝一家的老传统，全部自经而死，男性成员除了一子早已故去，3个儿子和1个孙子都被抓住。这是康熙45五年（1706）的事情。

　　至康熙47年（1708）初，大岚山的造反活动被清军彻底镇压下去，张念一等人被抓获，对于“朱三”的追捕也更加紧迫起来。这年四月，清官府的军役到山东汶上县逮捕了朱慈焕和他的两个儿子，先押解到省城济南，不久又押送到杭州去与大岚山的叛乱分子对质。张念一等首犯其实都并不认识朱慈焕，朱慈焕在审讯时也一口否认参预了谋反。他对主审的官员说：“今上（康熙帝）有三大恩于前朝：流贼乱我国家，今上诛灭流贼，与我家报仇，一也；凡我先朝子孙，从不杀害，二也；吾家祖宗坟墓，今上躬行祭奠命人洒扫，三也。况吾今七十五岁，血气已衰，鬓发皆白，乃不作反于‘三藩’叛乱之时，而反于清宁无事之日乎？且所谓谋反者，必占据城池，积草屯粮，招买军马，打造盔甲，吾曾有一于此乎？”说得既哀婉可怜，又合情合理。

　　但对于康熙帝和他的王朝来说，既不想造反又没有造反能力的朱慈焕和他的儿孙们仍然是一种潜在的巨大危险，因而只有彻底剪除才能彻底放心。困难在于，从顺治帝到康熙帝，一直都在假仁假义地高唱举逸兴绝，善待前朝帝裔，以示自己的宽仁大度和守礼好古。直到朱慈焕案发的前10年，康熙帝在南巡的时候祭奠了明孝陵，见到毁圮得很严重，还向身边的大臣表示：“朕意欲访察明代后裔，授以职衔，俾其世守祀事。”这一次明代的后裔真被“访察”到了，而且是最正宗的崇祯帝的亲生儿子，一向胸怀广阔的康熙帝却没有公开其身分，授予其职衔的胆量。为了不食前言，唯一的办法就是拒不承认朱慈焕的真实身分。

　　康熙47年（1708）九月，朱慈焕父子6人又被从杭州押解到北京。（他的孙子钰宝本来也到了杭州，在当年六月的上谕中还提到要将他一起带来京城，但后来好像并没有到北京，可能已死于杭州狱中。）清廷九卿在审讯之后奏报：“朱三供伊系崇祯第四子。查崇祯第四子，已于崇祯十四年身故。又遵旨传唤明代年老太监，俱不认识。朱三明系假冒，朱三父子应凌迟处死。”崇祯帝的第四子根本没有在崇祯14年身故，这是明末和清初各式各样的史籍中有明确记载的；而明朝亡国已60多年，就算真有当年的小太监还留在清宫，又怎么可能认识当年的皇子呢？而这些毫无道理的判断竟然也就成了定案的根据。康熙帝开恩，只将“王世元”即朱慈焕一人凌迟处死，他的5个儿子都被判为斩立决。

　　至此，崇祯帝的全体儿孙们都被杀了个精光，再也不能让人奉为造反的旗帜了。

　　苍茫大地，真是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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