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简单商品经济中已蕴含着危机的一般可能性,经济危机的本质是生产过剩。在较发达商品经济阶段假设下,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的表现形式未得到充分展开。在虚拟经济发展的发达商品经济阶段,由金融泡沫崩裂的金融危机,引爆和显露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但如果政府作为总体理性者出现,一定程度上可抑制这种现实性。帝国主义体系的经济基础是不平等交换,边缘国家处于“不发达的发展”状态,世界货币由中心国家的信用货币充任,导致过剩资本流向中心国、边缘国家形成畸形经济结构以及储备货币发行国具有一定投机倾向。虚拟经济在一国GDP中的比重过大，对外债务持续增加，将会先后爆发金融危机和主权债务危机，两种危机共同作用将引发世界性经济危机。

　　关键词:金融危机; 主权债务危机; 经济危机

　　

　　围绕由美国金融危机引发的世界性经济振荡,人们又一次从历史、现实和经济、政治等各个角度展开关于危机本质的研究,同时,也提出许多质疑:经济危机是否不可避免?如何认识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解释力?本次危机的后果会如何?对于这些问题,只有站在唯物史观的高度,才能做出恰当的解答。本文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出发,对经济危机生成的基础机理做出分析,以求得到最优的研究视角。

　　

　　一、商品经济与两种危机

　　马克思对经济危机的理论阐述从《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开始,通过《剩余价值理论》的探索,最后在《资本论》中完成了对经济危机的理论认识。

　　马克思认为,经济危机是特定的生产方式下所产生的历史现象。人类社会最初的交换过程产生于原始社会末期,是一种直接的物物交换,即W-W,交换客体仅限于剩余产品且交换行为十分偶然,任何参与交换的个人既是买者又是卖者,产品的交换存在直接的同一性。这种直接的交换过程是绝对平衡的,因此不可能引发任何形式的经济危机。

　　当直接的物物交换发展为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流通(W—G—W)后,原有的统一被分离成买(G—W)和卖(W—G)两种行为,这种分离包含了危机的一般可能性:“相互联系和不可分离的因素彼此脱离,因此它们的统一要通过强制的方法实现,它们的相互联系要通过强加在它们的彼此独立性上的暴力来完成。危机无非是生产过程中已经彼此独立的阶段强制性地实现统一。”[1]由买和卖脱离而形成的潜在危机,是危机最抽象的形式。同时,在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条件下,商品以赊销的形式出售,但商品的价值并未真正实现,商品所有者之间形成债务链关系。这里包含着一个直接的矛盾:在各种支付互相抵销时,货币只是观念上的价值尺度,而在必须进行实际支付时,人们要的是实在的货币,一旦有一个或几个债务人不能如期支付,就会引起连锁反应,使一系列支付不能实现,使整个信用关系遭到破坏,形成支付危机,这是危机的第二种可能形式。危机两种形式上的可能性之间的关系是:“在没有第二种可能性的情况下,第一种可能性也可能出现。就是说,在没有信用的情况下,在没有货币执行支付手段职能的情况下,也可能发生危机。但是,在没有第一种可能性的情况下,即在没有买和卖彼此分离的情况下,却不能出现第二种可能性。”[1]因此,只要有商品经济,就会出现第一种形式的潜在危机;在商业信用条件下,第一种形式危机会导致第二种形式的危机,第一种危机是第二种危机的生成基础,第二种危机是第一种危机的反映,真正的源头集中在第一种危机形式。在简单商品生产条件下,占主导地位的仍然是自然经济,商品货币经济只处于从属地位,不足以形成经济危机爆发的物质基础。

　　商品经济是直接以市场交换为目的的经济形式,经济活动主体是具有独立经济利益和自主权利的实体,通过竞争、价格、供求机制,资源获得有效配置。商品经济的发展是人类历史进程的普遍规律,只有充分发展商品经济,才能实现生产的社会化和现代化。虽然商品经济被认为是一个历史范畴,会随着共产主义生产关系的建立而逐步消亡,但是,就人类历史目前的生产力发展现状,商品经济将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只要商品经济存续,危机的可能性就一直存在。

　　经济危机由一般可能性转变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可能性,是在商品生产转变为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条件下实现的。为使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矛盾展开分析更有层次,这里假设:在简单商品经济和发达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之间有一个较发达的商品经济阶段,在这个阶段,有发达的商品生产体系、雇佣劳动体系和商业信用体系,但不存在借贷信用和银行信用,不存在任何形式资本市场和股份制,资本的扩张完全依靠剩余价值的资本化——资本积累。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及其表现: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与劳动者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的矛盾;企业生产的有组织性与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矛盾,在这个假设阶段仍然成立。

　　     在假设的较发达商品经济阶段,买和卖的分离包含在资本的连续运动中,不同资本的再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相互联结,剩余价值作用范围扩大,危机内容的规定性得以扩大。由于资本流通过程中的分离和独立主要在于卖的过程之后,一般不能很顺利地有一个买的过程作为补充,所以,经济危机的可能性主要是围绕着卖或者剩余价值的实现而形成。西斯蒙第等人把经济危机归结为消费不足的危机,[2]其实消费不足与生产过剩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但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消费是生产的最终目的,用生产过剩更能概括反映二者的矛盾及经济危机的本质。因为有发达的商业信用体系,债务链拉长,当某一环节不能顺利支付时,危机由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大大增强。

　　在这个阶段,经济危机的现实可能性完全取决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直接展开程度。由于假设没有借贷、银行信用体系,货币不能被创造出来,工人消费没有信用支持,只能根据实际可得工资做出消费决策;资本家只有商业信用,没有借贷、银行信用支持,生产扩张只能依靠自身积累,根据自身拥有的实际资本大小做出投资决策,同时还面临真实、可预测的市场需求约束。这样,由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引发的表现形式,相比于具有完善的借贷、银行信用体系的发达商品经济会有所不同:因为经济运行是建立在真实、可预测的社会需求和真实的社会生产能力基础上,生产和消费的盲目性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抑制;当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阶段进入寡头垄断阶段,市场份额划分既定,行业内的垄断资本家在面对有限真实、可预测的社会需求时,会理性地采取协调行动,避免生产过剩最坏结果的出现,此时,平均利润率为零将成为垄断资本家生产扩张的极限。在不考虑技术创新的条件下,过剩资本将退出原行业进入新行业。进入新行业同时也创造着新就业,也受平均利润率为零的扩张极限的限制。这样,生产过剩的现实性将被大大削弱。

　　资本主义私有制是基本矛盾的源头,但是,在当代生产力发展状况下,如果简单地把经济危机的原因归根于私有制,归因于由雇佣劳动形成的分配关系,其现实意义将会受到质疑。中国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商品经济成功结合,归功于公有制实现形式的改革,企业成为独立自主、自负盈亏的个体,劳动者也主要依靠按劳分配获得收入。与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商品经济运行类似,在中国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的商品经济运行过程中,也存在一定的经济危机可能性。

　　较发达商品经济假设只是为了简化经济危机矛盾的发展分析,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一开始就是发达的商品生产,发达的商品生产使商品内在矛盾的各种形式得到充分体现,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也只有在商品内在矛盾能够充分展开的地方才能实现,现实的危机只能从资本主义生产的现实运动、竞争和信用中引出。

　　

　　

　　二、虚拟经济与金融危机

　　相比于较发达商品经济假设,发达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不但有广泛发展的商业信用,而且还有完善的借贷信用和银行信用体系,具有组织有序、规模化的资本市场和股份制。通过汇票、期票的贴现和商业银行信贷扩张,货币资本被成倍地创造出来,在更大程度上满足着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的需要。随着信用制度的发展,股份公司出现,“信用制度是资本主义私人企业逐渐转化为资本主义的股份制公司的主要基础。”[1]资本主义的生产规模可以不受资本家自有资本的限制而不断扩大,促进了生产的社会化,加速着资本集中和资本集聚,生产资料日益集中到少数大资本家手里,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开始集中显现。

　　由于信用体系的发展,股票、债券、期货、期权等金融工具大量出现,经济运行出现了虚拟化趋势。虚拟资本表现为对现实和未来价值的索取权,但它本身并没有价值,不是现实财富。虚拟资本与实体资本的关系有两方面:一方面,虚拟资本只是它所代表的实物资本预期收入的凭证,因而它的任何变化应以实物资本的变动为前提;另一方面,虚拟资本是从实物资本中衍生出来的,在形成自己的独立运动后,其价格涨跌与实物资本的变动无关。实践中,由于人们对资产增值的预期和投机心理的作用,使虚拟资本市场上的供求关系与价格状况与其实际价值往往呈现出一种背离趋势。马克思指出,“每一个确定的和有规则的货币收入都表现为资本的利息,而不论这种收入是不是由资本生出。货币收入首先转化为利息,有了利息,然后得出产生这个货币收入的资本。同样,有了生息资本,每个价值额只要不作为收入花掉,都会表现为资本,也就是都会表现为本金。而和它能够生出的可能的或现实的利息相对立”。[1]这是一个完整的、独立的、脱离实体经济的虚拟经济活动过程。

　　虚拟经济的发展促进了资本的流动和集中,促进了信息迅速传递,对资源配置起到极大的优化作用,同时,由于虚拟资本的预期财富效应,企业的生产能力和社会消费能力被成倍放大,生产力发展的空间被打开。但是,虚拟经济下的投机行为,在一定条件下可能破坏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平衡关系。首先,实体经济运行出现投机性。股份公司的发展,导致资本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马克思说,“与信用事业一起发展的股份企业,一般地说也有一种趋势,就是使管理劳动作为一种职能越来越同自有资本或借入资本的所有权相分离。”[1]由职业经理人管理别人的货币资本,这种委托代理关系会使职业经理人产生扩张冲动与投机倾向。其次,虚拟资本交易具有投机性。盲目的心理预期以及不可禁绝的市场欺诈行为,成为金融市场经常性震荡的因素,财富占有在这个过程中也不断分化。“因为财产在这里是以股票的形式存在,所以它的运动和转移就纯粹变成了交易所赌博的结果;在这种赌博中,小鱼为鲨鱼所吞掉,羊为交易所的狼所吞掉。”[3]最后,由实体经济运行所产生的过剩资本,会选择进入虚拟经济部门,推高证券价格,导致脱离其实际价值。

　　      马克思指出:“危机最初不是在和直接消费有关的零售商业中暴露和爆发的,而是在批发商业和向它提供社会货币资本的银行中暴露和爆发的。”[3]他认为,生产规模的扩大引起信用规模的扩大,而信用的膨胀又反过来促进生产规模的膨胀。在这种相互作用下,二者的规模同时扩大。随着股票、债券等虚拟资本以及各种投机活动大量兴起,进一步要求扩大信贷规模,制造出虚假的市场繁荣。但是,手中堆积着大量商品的批发商的资本回流速度却非常缓慢,“以致银行催收贷款,或者为购买商品而开出的汇票在商品再卖出去以前已经到期,危机就会发生。……于是崩溃就爆发了,它一下子就结束了虚假的繁荣。”[3]虚拟经济发展必然伴随着泡沫的产生,合理的泡沫有助于经济运转,但过度的泡沫会形成虚假需求,资本家根据虚假的、难以预测的需求信息,利用社会资本进行超出自身能力范围的投资,会导致社会生产盲目扩大,社会经济虚假繁荣,最终生产过剩的实体经济不能支撑过度的虚拟泡沫,于是泡沫崩裂,金融危机爆发,进而暴露以生产过剩为特征的经济危机。所以,金融危机是虚拟经济的过度泡沫化导致虚假需求引发生产过剩,再由生产过剩拖累导致金融泡沫崩裂的过程。生产过剩和虚拟泡沫互相作用、互为先导。在发达商品经济条件下,经济危机不会直接爆发,而是以虚拟资本价格普遍大幅下跌、金融机构大批倒闭为特征的金融危机率先爆发为先导,来引爆和显现经济危机。“在货币市场上作为危机表现出来的,实际上不过是表现生产过程和再生产过程本身的失常。”[4]

　　在以虚拟经济为先导的现代经济体系中,要预防和抑制经济危机,首先必须抑制不合理的金融泡沫,而要抑制金融泡沫,仅依靠市场机制是不行的,只能依靠外部力量介入。于是,政府作为理想的“总资本家”的身份出现,只要政府实施严格的金融监管,充分抑制不合理的投机行为,控制实体经济总量与虚拟经济总量的比例关系,金融泡沫形成的可能性将大大降低,过度的虚假需求不会集中出现,企业扩张行为也会受到抑制,过剩资本将被迫在实体经济体系内寻找新的投资机会,或者进行资本输出,平均利润率为零继续成为生产扩张的极限。在这种情况下,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就如前面较发达商品经济假设相似,其爆发的可能性被大大降低。如果政府放松金融监管,导致金融和经济危机爆发,在危机恶果不能转嫁的情况下,最终损害的是本国经济和政治。所以,一般情况下,一国政府总是小心翼翼地实施金融监管,避免泡沫经济的生成。

　　对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分析,离不开世界经济制度安排,以及一国政府实施严格金融监管的积极性。如果一国爆发金融和经济危机,在经济全球化的当代,这种危机的恶果可以大幅地转嫁于他国,那么该国政府实施严格金融监管的积极性将大打折扣,从而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爆发的可能性得到提升。

　　

　　三、帝国主义与世界货币

　　帝国主义理论为我们继续进行经济危机世界性传播的研究提供了理论视角。资本主义是一个在深度和广度上都不断向外扩张的体系,由于世界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性,那些较早进入资本主义的发达国家在不断深度开拓本国市场的过程中,也对外进行着殖民掠夺与势力扩张。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完成了自由竞争阶段向垄断竞争阶段的过渡,进入帝国主义时代。霍布森开启了帝国主义研究,他提出,帝国主义就是一个国家为了自己的目的而对他国制度与生活的控制,帝国主义的主要成份是金融资本主义,金融资本主义刺激其它力量并把它们结合为一个整体,导致以国家机器和国家权力为后盾,以军事为主要手段的帝国主义政策。[5]希法亭、卢森堡、列宁等也都写了这方面的专著。列宁把帝国主义定义为资本主义的垄断发展阶段,在这一阶段,新崛起的帝国主义强国要求根据变化了的实力,重新瓜分已经形成的殖民地,这就引起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和战争。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也可理解为两个不同范畴,前者属于经济领域,后者包括经济领域但同时又上升到国家领域和国际关系领域。帝国主义理论在后期发展中产生了不发达政治经济学及世界体系理论,对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发生和传导机制具有很强的解释力。

　　二战后,形成了以美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主导、以美元为世界货币的帝国主义经济体系。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基于自身战略利益安排,在国际经济秩序设计和实施过程中,不惜损害其他国家的利益,来保证自己国家的利益,这是一种不平等并且充满矛盾的制度安排,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生的金融、经济危机向全世界传播具有了基础和可能。

　　

　　首先,这种体系的基础是不平等交换。伊曼纽尔依据马克思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的基本思路,论述了国际贸易中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存在的两种不平等交换形式,即广义的不平等交换和狭义的不平等交换。广义的不平等交换是指工资相等而有机构成不等时,由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而引起的不平等交换;狭义的不平等交换是指工资和有机构成都不等时的不平等交换。在这两种不平等交换形式下,都会发生剩余价值由发展中国家向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转移。[6]伊曼纽尔的不平等交换理论,引起了许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关注。阿明认为,“中心”和“边缘”的经济关系是不平等交换产生的根由,处于中心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比处于边缘的发展中国家的劳动生产率要高,中心与边缘工资的不平等超过劳动生产率的不平等,导致国际间不平等的专业化分工,从而产生了国际贸易中的不平等交换。而且,中心国家在进行资本输出时,利用边缘国家低工资生产,却按照中心国家决定的世界价格出售产品,获得大量超额利润。[7]“中心”与“边缘”经济关系的形成,是“中心”帝国主义国家对外扩张的结果,这种不平等的经济结构使“边缘”国家的资源与价值大量流向“中心”国家,成为帝国主义国家不断对外扩张的动力。超额利润也吸引了“边缘”国家积累的资本,从而出现资本从“边缘”国家流向“中心”国家的倒流模式。“中心”国家自身产生大量的过剩资本和丰裕的外围资本流入,使“中心”国家虚拟经济部门极易形成泡沫,催生虚假繁荣。马克思指出:“危机最初不是在和直接消费有关的零售商业中暴露和爆发的,而是在批发商业和向它提供社会货币资本的银行中暴露和爆发的。”[3]他认为,生产规模的扩大引起信用规模的扩大,而信用的膨胀又反过来促进生产规模的膨胀。在这种相互作用下,二者的规模同时扩大。随着股票、债券等虚拟资本以及各种投机活动大量兴起,进一步要求扩大信贷规模,制造出虚假的市场繁荣。但是,手中堆积着大量商品的批发商的资本回流速度却非常缓慢,“以致银行催收贷款,或者为购买商品而开出的汇票在商品再卖出去以前已经到期,危机就会发生。……于是崩溃就爆发了,它一下子就结束了虚假的繁荣。”[3]虚拟经济发展必然伴随着泡沫的产生,合理的泡沫有助于经济运转,但过度的泡沫会形成虚假需求,资本家根据虚假的、难以预测的需求信息,利用社会资本进行超出自身能力范围的投资,会导致社会生产盲目扩大,社会经济虚假繁荣,最终生产过剩的实体经济不能支撑过度的虚拟泡沫,于是泡沫崩裂,金融危机爆发,进而暴露以生产过剩为特征的经济危机。所以,金融危机是虚拟经济的过度泡沫化导致虚假需求引发生产过剩,再由生产过剩拖累导致金融泡沫崩裂的过程。生产过剩和虚拟泡沫互相作用、互为先导。在发达商品经济条件下,经济危机不会直接爆发,而是以虚拟资本价格普遍大幅下跌、金融机构大批倒闭为特征的金融危机率先爆发为先导,来引爆和显现经济危机。“在货币市场上作为危机表现出来的,实际上不过是表现生产过程和再生产过程本身的失常。”[4]

　　在以虚拟经济为先导的现代经济体系中,要预防和抑制经济危机,首先必须抑制不合理的金融泡沫,而要抑制金融泡沫,仅依靠市场机制是不行的,只能依靠外部力量介入。于是,政府作为理想的“总资本家”的身份出现,只要政府实施严格的金融监管,充分抑制不合理的投机行为,控制实体经济总量与虚拟经济总量的比例关系,金融泡沫形成的可能性将大大降低,过度的虚假需求不会集中出现,企业扩张行为也会受到抑制,过剩资本将被迫在实体经济体系内寻找新的投资机会,或者进行资本输出,平均利润率为零继续成为生产扩张的极限。在这种情况下,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就如前面较发达商品经济假设相似,其爆发的可能性被大大降低。如果政府放松金融监管,导致金融和经济危机爆发,在危机恶果不能转嫁的情况下,最终损害的是本国经济和政治。所以,一般情况下,一国政府总是小心翼翼地实施金融监管,避免泡沫经济的生成。

　　对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分析,离不开世界经济制度安排,以及一国政府实施严格金融监管的积极性。如果一国爆发金融和经济危机,在经济全球化的当代,这种危机的恶果可以大幅地转嫁于他国,那么该国政府实施严格金融监管的积极性将大打折扣,从而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爆发的可能性得到提升。


　　 其次,发展中国家在这种体系中形成“不发达的发展”。弗兰克认为发展中国家在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依附状态下,社会经济的发展实质是一种“不发达的发展”,是在帝国主义体系中,由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的剥削和控制而被扭曲的发展。发展中国家的“不发达的发展”状况,并不是由它们旧有的体制的缺陷和资本的匮乏所造成,而是由发达的宗主国和不发达的卫星国之间过去和现在的经济关系及其他关系的发展所造成的,归根到底是由帝国主义体系所造成的。弗兰克强调,在垄断占统治地位的世界贸易格局中,必然会出现宗主国向卫星国攫取经济剩余的结果,也形成了卫星国从属于宗主国需要的畸形的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结构。[8]多斯·桑托斯和阿明进一步从发展中国家依附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角度,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做出了分析。[7][9]由于技术、资本及市场等的依附,发展中国家形成了依赖于发达国家的外向型的、畸形的经济结构,发达国家以技术、资本投向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以低工资的劳动力生产出商品供出口,一旦发达国家的消费市场萎靡,生产过剩就会在发展中国家显现。宋鸿兵在谈到当代危机时认为,“如果看美国金融危机的全球影响,也要放大到一个更大的逻辑框架,就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资产膨胀型过度消费模式’和‘以中国为代表的过剩生产型增长模式’的总框架。”[10]发展中国家由“不发达的发展”所形成的依赖于发达国家的畸形经济结构,成为世界性经济危机爆发物质基础的一部分。

　　最后,一国信用货币充当世界货币,可能降低该国政府实施严格金融监管的积极性。世界货币在前资本主义社会虽已产生,但没有获得发展。只有到了资本主义时代,随着世界市场的形成与发展,世界货币的各种职能才获得充分发展。二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美国凭借其在资本主义世界的超强实力,确立了美元的世界储备货币地位。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虽然美元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储备货币地位遭到削弱,但其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领导地位和国际储备货币职能仍得以延续。一国的信用货币成为国际支付手段和储备货币必须具备的条件是:发行这种信用货币的国家要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在国际经济领域中占有重要或统治的地位;这种信用货币必须具有相当大的稳定性;要得到所有国家的确认,通过国际协议来实现。如上述条件发生变化,它就不能再当作世界货币来发挥作用。因此,一国的信用货币成为世界货币,是有条件的、不稳定的,是包含着矛盾和危机的。一国信用货币如获得世界货币地位,就可获得超额“铸币税”收益,同时,其他国家握有本国的货币也成为对本国的债权,“铸币税”收益与他国的债权成正比。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是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下建立起来的,货币体系本身具有不可克服的矛盾,使得储备货币发行国可能具有一定投机倾向:愿获得“铸币税”而不愿承担债务。债务负担减轻的最佳方式为货币贬值,如一国主动实施货币贬值会招致其他国家反对,如因放松金融监管产生泡沫而导致金融危机,一方面货币贬值使债务负担减轻;另一方面也不会特别招致其他国家反对,储备货币地位也能继续维持。如一国实施严格的金融监管,经济增长持续乏力,可以造成本国货币的持续贬值,但同时其储备货币地位将难以保持,“铸币税”收益将难以获得。相权之下,周期性的货币贬值成为逃脱债务的最佳方式。

四、主权债务危机和世界性经济危机

 

五、总结

　　商品经济是经济危机产生的基础。简单商品经济中蕴含着危机的一般可能性:买卖脱离的危机和支付危机。资本主义私有制与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基本矛盾,使危机开始向现实迈进,经济危机的本质是生产过剩。在较发达商品经济阶段假设下,资本家面临真实、可预测的生产能力和需求限制,过剩资本受平均利润率为零的限制,基本矛盾的表现形式并未充分展开。在现实的发达商品经济阶段,由于产生虚拟经济部门,资本家面临虚假的、难以预测的需求和不受限制的生产扩张能力,虚假繁荣出现。经济危机不会直接显现,而是首先表现为金融泡沫的崩裂,进而引爆和显露生产过剩,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互相作用。

　　在帝国主义时代,世界经济体系是围绕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利益运转的,这种体系的基础是不平等交换,“边缘”国家的资源和价值大量流向“中心”国家,“中心”国家自身的过剩资本和丰裕的外围资本流入,使其虚拟经济部门极易形成泡沫;由于技术、资本及市场等的依附,发展中国家形成了依赖于发达国家的畸形经济结构,一旦发达国家的消费市场萎靡,生产过剩就会在发展中国家显现;由一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信用货币充当世界储备货币,这个货币体系本身是有矛盾的,持续获得“铸币税”收益与降低债务负担的投机性倾向,使储备货币发行国可能采取周期性货币贬值方式,实施严格金融监管的积极性大减。虚拟经济在一国GDP中的比重过大，对外债务持续增加，将会先后爆发金融危机和主权债务危机，两种危机共同作用将引发世界性经济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