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4）

     但其他的勤王部队却一直不见来到。山东的刘泽清接到诏令后谎称自己骑马摔伤了腿，拒不赴京，后来在临清大肆抢掠一番反而率部南逃了。吴三桂在关外有许多军民需要安置，拉家带口又行动迟缓，直到三月十六日才入山海关，京城已经无救。

　　三月中旬，京中已是一片大乱。许多住在京城但不在现任上的官员和大批官员的家眷不顾禁令纷纷出城向南方避难，普通的士民工商也不乏出逃的，城门口大小车辆拥挤不堪。崇祯帝怕大批逃亡扰乱军心民心，更怕大顺军的奸细大量混进城里，所以决定关闭城门，不许随便出入，有些城门甚至用砖土堵了起来。他还上谕兵部：“敢有论言惑众及私发家眷出城者，擒治。”但除了这些措施之外，也就再别无长策。他仍然在不停的召对朝臣，但每次都照例毫无结果，想到命运的不济和朝臣的可恨，他也每每不禁悲从中来，接连几日都是痛哭着回宫的。

　　十五日，前几天还表示过忠心耿耿的唐通和他的监军太监杜之秩在居庸关向大顺军投降，京师西北的最后一道屏障不复存在。这一天，大顺军权将军刘宗敏已经把檄文送到了京城，说是“定于十八日入城。”朝廷连忙把京师主力部队“三大营”安扎在齐化门外，准备在城东迎敌，城西则拒守。但京营总督襄城伯李国桢对如何守城毫无定见，只是坐在城楼上，凡事都听提督太监王承恩的指挥。守城的士兵大多都是京师豪门子弟雇佣贫民替代的，既无斗志又乏训练，加上缺粮缺饷，士气低落已极。

　　十六日，崇祯帝仍然按照原来的日程安排召见了在京考选的地方官员。城外军情急如星火，照道理是应该停止这些不急之务，但早朝的时候群臣相顾不发一语，他自己也不知该做什么事情，与其枯坐焦心，不如有点事干。但在召见的时候考选官员们已经察觉出皇上的表现颇为异常。他对被召见的人又提出如何筹军饷，如何安人心这些老问题，却无法集中精力听官员们的絮叨，一会儿左顾右盼，一会儿无缘无故地笑笑，一会儿又亲手磨墨、斟茶，完全没有了往常那副庄重严峻的样子。这次召见差不多用了一整天的时间，直到一个太监送进一份密件，崇祯帝看过之后，颜色大变，丢下召见的官员们急匆匆地走了。有人说那份密件报告昌平失守，但昌平那天实际上还没有失守，只是过居庸关之后都是平川，通往京城不一定非经昌平不可，大顺军的先头部队在十六日已经到达京郊。估计密报所说的就是京城附近发现大顺军的消息。

　　当天夜里，崇祯帝彻夜不眠。他绕着宫殿狂奔长号，又是顿足捶胸，又是悲泣叹息，又是大叫：“内外诸臣误我，误我！”已经陷入了半疯狂状态。而这时候内外诸臣却大多已经作好了开城投降的准备。司礼太监曹化淳、兵部尚书张缙彦等人拟了一个开城投降的公约，宫中朝中的许多大太监、大官僚都在上面签了一个“知”字。当然唯有崇祯帝不知。

　　十七日早朝，崇祯帝再一次同群臣讨论如何应付危难，再一次当众落泪，诸臣也再一次跟着哭天抹泪了一番。有人提出起用阉党中的人才冯铨、霍维华、杨维垣等人。且不说可用不可用，几个人都远在外地，起用了对于守城也毫无用处。崇祯帝听着这些废话实在心烦，懒得说话，用手指在桌案上写下了“文臣个个可杀”几个字，让身边的司礼太监王之心看了看，又抹了去。他实在想把这些昏庸怯懦的朝臣们杀个痛快，可是在这旦夕间就要覆亡的时刻，他其实连杀人的能力也没有了，只能等着大顺军来完成这一遗愿。

　　上午，寥寥无几的几个大臣心急火燎地守在宫门外等待消息，一面议论着形势。有人说只能听天由命，也有人强打精神说城池坚固，守几个月没有问题。突然间负责守城的襄城伯李国桢独自骑马赶来，衣冠不整，面色仓皇。崇祯帝忙宣他入殿，问他守城情况如何。李国桢趴在地上哭着说：“守城的军队都不服从命令了！都躺在城上，用鞭子打起来一个，另一个又躺下。怎么办呢？”崇祯帝也哭，说：“诸臣误朕到了如此地步！”于是殿里的文武大臣和太监们都跟着一起恸哭起来，声彻殿宇，外面都听得清清楚楚。

　　崇祯帝打发走了文武大臣，又召集太监，要太监们去武装守城。太监们哗乱一片，直到傍晚才组织起来几千人的一支队伍，分了皇上临时拿出来的二十万两银子，乱哄哄地到各城去了。这时候，大顺军已经把北京城团团围住，齐化门外的“三大营”不战而溃，平则门（今阜成门）和彰义门（今广安门）等处都遭到攻烈攻击。四处火光冲天，炮声动地。

　　在又一个不眠之夜里，崇祯帝明明白白地想到了死。人生自古谁无死？但是作为一代“英主”，却这样狼狈不堪地“以身殉国”，实在心有不甘。只是逃已无路，守又无策，奈何？十八日清晨，他最后一次召对阁臣，垂头丧气地说：“不如大家一起在奉先殿完事（自杀）。”阁臣中竟没有一个响应。奉先殿是宫内供奉祖宗牌位的地方，面对着列祖列宗毅然投环，还是很有些悲壮的。但这个最后的打算也没有实现——他还是渴望着能有最后一线生机。

　　他在这天又下了最后一道“罪己诏”，宣布停止辽饷等一切新旧加派，可惜这一“德政”来得太晚了。诏书还宣布“赦免”一切从贼人员，只有李自成不赦，官民有擒之者封世侯。这种痴人说梦般的最后“振作”当然不会带来生机。

　　这天上午出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在大同投降大顺军的总监太监杜勋受李自成的派遣，坐着大筐被吊进城里，要同崇祯帝进行谈判。这正是最后一线生机，崇祯帝连忙召见。但杜勋传达的意思很简单：李自成军声势浩大，已无可抵御，唯一的生路只有崇祯帝自动“逊位”，其实就是投降，让位，让李自成堂皇而又名正言顺地登基即位。这样的生机对于崇祯帝来讲未免有些太难堪了，但毕竟是一种选择。他还在犹豫，希望能有一个比较体面一点的投降方式，因而谈判一直拖到晚上。李自成已经不愿再拖，当晚对各门大举进攻，负责守卫彰义门的太监曹化淳开城门迎降，外城陷落，内城的失陷也近在眼前。

　　在最后关头，崇祯帝还是决定既不投降又不“殉国”，而是冒险冲一下，争取逃出重围。他颁布了亲征诏书，号称要御驾亲征，荡平逆贼，实际上就是率军逃跑的意思。但这时候他已经没办法组织起一支部队了，他要内监召京营护驾，内监对他说：“京营都已溃散，哪里还有兵！皇上自己想办法逃吧。”深夜时分，他找到皇亲驸马都尉巩永固和新乐侯刘文炳，要他们召集家丁护驾出逃。巩永固哭着说：“祖制亲臣家不能藏片甲，臣等哪里有什么家丁！所有的家人不会作战，哪能御敌！”实在没办法，崇祯帝只好手持三眼洋枪，带上一伙太监像没头苍蝇似的冲出了紫禁城，先后到了齐化门和安定门，看看没有突围的可能，才又沮丧回宫。

　　大势已去，大势已去！他让宫中临时备下酒宴，召来妻妾子女，合家举行了最后的晚餐。当初第一天进宫当皇帝，他正是由吩咐鸿胪寺预备酒食这件事，第一次体验到君临天下的威严和快意。而今备下的这顿酒饭，却只能用来同家人与人世诀别了。一家人哭哭啼啼地痛饮一番，直到杯盘狼藉，他才拔出宝剑，凶狠狠对家人说：“事已至此，可以死了！”周皇后哭着对他说：“妾侍奉陛下十八年，却不听我的一句劝告，及早南迁，才会有今天呀！”同几个儿女洒泪相别，才回到自己的坤宁宫悬梁自尽。崇祯帝看着妻子摇摇晃晃地挂在房梁上，连声说好，又对两个号啕不止的女儿说：“谁让你们不幸生在我家！”挥剑杀死了幼女昭仁公主，长女乐安公主用手挡剑，右手被斩断，流血昏倒在地。袁贵妃自经的时候绳索断了，跌了下来，崇祯帝也上去补了三剑，却没有击中要害。他乘着酒力，又杀了几个嫔妃。昔日一派肃穆的内宫血流遍地，成了一个刑场。各宫的宫女们此时纷纷逃出宫门，却不知回家的道路，到处讯问。城中官民见到这种情形，都知道宫中已经大事不好。

　　皇宫里三个皇子吓得不知所措，崇祯帝让太监带他们先逃到宫外在成国公朱纯臣等人的家中躲起来，还谆谆嘱咐说：“你们今天是太子，明天就是平民了，在乱离之中要隐姓埋名，不露形迹。见到老年人叫他老翁，见到年轻的叫他叔叔伯伯。万一保住性命，报了父母之仇，不要忘了今天的教训。”他还发了最后一道谕旨，要文武百官都到太子行在（即朱纯臣家）集合，一切听朱纯臣指挥。但这道谕旨送到内阁时候，内阁中已没有阁臣值班，太监把谕旨放在内阁，回来报告皇帝，皇帝却已经不在宫中了。

　　一场大屠杀之后，三更已过，已是十九日的凌晨。崇祯帝踉踉跄跄地奔出了玄武门（今神武门），爬上了紫禁城北面的煤山（今景山）。这里是京城里的至高点，这两天来他也曾几次登到山顶观察四周城守的形势。在临死之前再一次到这里来，说明他在朦胧中还是存在着一丝幻想，希望能在这里看到上天突降奇迹。但这两天一直是凄风苦雨的天气，夜深雾浓，四周漆黑一片，只听得到有隆隆炮声传来，也辨不出方向。他在风雨中清醒了一点，才明白，奇迹是不可能发生了。再看看身边，随从而来的竟然只有一个亲信太监王承恩，众叛亲离，还有什么希望呢？

　　在出宫之前他已经事先写好了遗诏，由于心意已乱，只写了一句话：“朕已丧天下，不敢下见先人，亦不敢终于正寝。”到了最后时刻，他的头脑似乎又清醒了一些，觉得有些言犹未尽。于是他弄破手指，又在衣襟上写上：“朕误听文官言，致失天下，任贼碎裂朕尸，但弗伤我百姓。”这是他最后一次把罪责推给别人，把面子留给自己。

　　一切结束，他同王承恩一起在寿皇亭旁吊死了，时为崇祯17年三月十九日（1644年4月25日），他的实足年龄只有33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