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悟中国（续二）

 

二、1966—文化大革命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正式启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一年，我读小学四年级。学校离我家三里路约1.5千米，学校名叫“白泥完小”即一至六年级全有的完全小学。“白泥”是“白泥坑”的简称，是“白泥公社”所在地,与我九门大队相邻近，当年县以下的行政机构分布为区公所、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小队，简称“区、公社、大队、小队”一个县管有若干个区，区管若干个公社，公社管若干个大队，大队管若干个小队，小队由一个或相邻自然村的若干家庭合成。大队以上的行政名称均以地方地名命名，只有小队以数字按顺序排名。通山县共八个区，我区五个公社，我公社八个大队，我们大队有三个生产队，我们大队的名称叫九门大队属白泥公社管辖。大队一般有大队长、大队会计、民兵连长，小队有生产队长和会计，这些担任大、小队的公职人员属农村干部，但他们的农民身份不变，同样与农民同工同酬，参加各自所居住在的生产队里的生产劳动，所不同的就是参加一些会议或上级指派的事务时间照常记工，即所谓的“务工记工”。“记工”是当时农村以生产小队为劳动核算单位的一种计酬分配的依据，每家每户的每个劳动力都有一本“记工手册”。关于那时的农村劳动与分配将后讲述。

 

文化大革命开始的迹象就是学校周边贴些文字激昂的各式各样的用毛笔书写的革命标语，例如：打到修正主义！打到资产阶级！打到反动派！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后来，墙头巷尾、田埂地堪，更多的各种形式的文字标语到处可见。

 

一九六六年八月七日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正式发表。

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毛泽东

（一九六六年八月七日）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呵！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现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倒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行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这一年的下学期，学校“停课闹革命”。所谓停课闹革命就是学校不上课，专门批斗学校的领导，先从学校的校长和教导主任开始。批斗会由高年级的敢闯敢干的学生组织发起，也有极少的年轻的教师与同学一起参加。批斗会场一般设在校内，批斗会开始时为头的同学首先宣读“毛主席语录”，后来把“毛主席语录”称为“最高指示”。批斗会的内容主要是让学生揭发被批斗人的有严厉批评体罚或变相体罚过学生的行为的事件。被批斗人低头弯腰地站着，接受学生的揭发提问，发言提问者几乎全都是理直气壮的直呼被批斗人的名字，平日的“校长”和“老师”的称呼即刻抛到九霄云外，如果被批斗人没有按发言提问者的意思回答问题，立刻会出现狰狞的面孔发出严厉质问的吼声，甚至还会承受拳打脚踢的凌辱之苦。有一次批斗会，一高年级同学突然叫我到台上去领校长读“毛主席语录”，我没敢到台上去，在我旁边的高我一年级的一位男同学自告奋勇上台去了，他开始象老师教学生那样反过来一句一句地领校长读毛主席语录，记得校长当时有点慌而读错了一句，那位同学立马解下自己的裤腰带抽打校长。无奈的校长却只能无奈的忍受。校长是个个子不高的矮胖子，他的名字叫“孔幸福”。接着主席台上有人发问：孔幸福，你是旧社会出生，你取名叫“幸福”，旧社会你的家庭一定很幸福吧，老实交代你的家庭是地主还是富农?在旧社会你家是怎样剥削我们穷人的? 孔校长默不作声，没有作答，只是痛苦地含着眼泪。陪着校长一起挨批斗的还有其他年龄大的老师。所谓批斗纯属一种无知无畏的借机发泄私愤的一种盲目暴野运动,而类似这样的运动在文革时期内总是轮回着重复上演。

 

文革中较为严重的“破四旧”运动给人类原生态传承文明和社会文化生活带来几乎是毁灭性的破坏。所谓“四旧”是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文革期间，全民倡导破旧立新。记得我家祖传留下的金银器皿、古式家具、四书五经和家谱均被祖母的侄子——我的表叔当破四旧全部给烧毁。我的表叔当年是县一中的学生，是公社唯一一个串联到了北京在天安门广场接受过无产阶级司令部检阅的红卫兵。

 

一九六七年初春，文化大革命进入了高潮。一个围绕 “三忠于四无限”展开的、以“天天读红宝书”、“早请示晚汇报”、等形式为主要特征的向毛泽东“献忠心”的活动，狂起于大江南北，遍及全国城乡，这种狂热的个人崇拜所以能在中国大地上风起，和人民群众在文化大革命中理性认识上的盲从、以及毛泽东对个人崇拜的需要，一些学者认为那场政治运动是与别有用心等人煽动狂热崇拜有着密切的关系。

 

“三忠于”即：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四无限”即：对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要“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无限忠诚”。“三忠于四无限”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政治术语，是一种宣传口号，是强调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和对其思想的忠诚，其实质是要求人民对毛泽东的无限效忠。中国人民以“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宣传和称呼毛泽东这位开国元勋。

 

记得一个特别的日子：我们全村男女老少大清早起床，在生产队长的带领下，赶往大畈区参加由上级组织的万名群众庆祝“毛主席像章”发行大会。当年，大畈区管辖五个公社，每个公社均以生产大队为单位高举五星红旗，敲锣打鼓，列队进场。大会最后一项是按事先统计好并包装完整的“毛主席像章”在轰隆的鞭炮声夹杂着锣鼓声中发送到各生产大队的大队长手里。完后，每个公社还以生产大队为单位高举五星红旗，敲锣打鼓，列队退场，回到大队后再把“像章”分发给各个生产小队，再由生产小队发给各家各户。基本上八、九岁以上的都能分到一枚像章。后来，各种花样的“毛主席像章”随处可见。为表达对毛泽东的忠心，每个人胸前必须抑或自愿佩戴像章。当时我也不例外为佩戴像章感觉荣耀。

 

那时期，农村家家户户门顶上写着“忠”字，有的还将“忠”字裱上谷穗或向日葵图案。每个家庭堂屋内墙上挂贴一张毛泽东画像。而这一切都是统一安排，对此政府基本无需强制性，百姓反而乐意接受。具体表现行为是以生产队为单位，每天出工前由生产队队长领着全队社员站在毛泽东的画像前，共同读一条“毛主席语录”向“毛主席”请示。每天晚上睡觉前各户一家人一起站在毛泽东画像前向“毛主席”汇报。有时候，生产队队长会到各家提醒大家不要忘记了“晚汇报”。日日如此，月月照样，风雨无阻，从不间断。

 

然而，极权统治笼络群众唤起愚民所选择的行径导致的必然后果常常出乎意料,不堪回首。1967年4月，中国国家主席刘少奇被当成共产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中国的赫鲁晓夫，扣上“叛徒、内奸、工贼”罪名，永远开除出党。1969年11月这位共和国的国家主席在誉为“八国之都”的河南开封含冤死去。（开封这座历史悠久的城镇一直以民间流传的以北宋朝廷一位刚正不阿的清官包拯为原型塑造的“包青天”的故事闻名于世）。上行下效的残暴运动席卷全国乡村，学校、机关、工厂，所有单位都免不了揪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机关处于瘫痪状态，工厂基本停产，无论是城市街道、港口码头，乃至乡村小路，到处涌现手握“红宝书”的“红卫兵”四处串联。1986年8月13日《中国青年报》的一篇文章写道：“如同人们说到‘文化大革命’就不能不说到红卫兵一样，说到红卫兵就不能不说到‘八一八’。正是在这一天，几十万狂热的青年，拥挤在天安门广场上，忘形地挥动着‘红宝书’，接受‘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检阅。从此，各地分散的、零星的造反行动，在红卫兵这个风靡全国的组织形势下，迅速发展成一股席卷数千万青年的狂潮。如果说，在‘八一八’之前，‘文化大革命’还只是在中国大地上滚动的、令人惊骇的阵阵闷雷，那么，在这之后，它就成了把整个民族冲击得晕头转向的狂风暴雨了。”无休止地批斗当权派成了“红卫兵”的第一要务。

 

当年，我也成了红卫兵一员并随同高年级同学第一次步行五十余里路奔走去县城串联，我们一行二十多人早晨七八点钟出发大约下午两点左右到达县城。那时我们区尚未通公路。我们极为高兴去县里串联，因为第一次看到了相比乡下宽得多的公路，偶尔也能见到一二辆汽车，真实见到了只是在乡村放过的电影里看到公路上跑汽车的情景，我们与来自其他区和公社的红卫兵一起混住在县政府招待所，吃饭、住宿都免费。红卫兵白天到街上看大字报，用不着两小时便可走完方圆不足两公里极为狭小的县城，到处装贴着红白黄绿色纸张写满的大字小报，晚上回到住处各自嘻嘻聊天。读中学的红卫兵有的走出县外或到外地或去省城串联，也有几个红卫兵幸运串联到了北京天安门广场接受‘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检阅。所谓串联并无实质上的意义，随着这一狂热运动无序蔓延而自发形成的自立门派的红卫兵之间出现严重派别争斗，导致相互武斗而流血事件屡屡发生。

 

文革前期先是批斗走资派，继而批斗地富反坏右，批斗走资派主要是为了夺取当权派的权利，在不到一年时间，中国绝大部分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相继成立，旗下的地区、县、公社革命委员会同时成立，初步实现了文革的初衷。紧接着批斗地富反坏右那种推行阶级斗争学说的强权政治的必然产物应运而生。更为惊奇的是经常见到公开张贴的触目惊心的判决反革命分子的布告。所谓反革命即是那些不适时宜的话语给自身带来牢狱之灾。有一位农民看了一个“扭秧歌”文艺节目，即兴说句“扭秧歌进退两难，红旗飘五星不定”，即以现行反革命的罪名判决入狱。又一位农民在集体出工劳动的路上共同高喊“毛主席万寿无疆”之后联上一句“一日三餐喝米汤”，便换来三年牢狱生活，出狱后他竟然说坐牢时吃的不比家里差。这就是无知农民的口出不宜话语招致的不幸遭遇。更有的农村知识青年若是口出“狂言”或背离时局潮流议论时政，必会定为反革命罪，轻者被捕入狱，重则被剥夺生命权。含冤自杀、蒙冤被杀等遭迫害至死的无辜公民无计其数。

 

有一个星期六中午放学回家的路上，几个大同学决定下午在大队榨油房（我们是移民队没有公屋）批斗地富反坏右，当年我大队共三个生产队没有“反坏右”，我生产队没有富农地主。大家叫我通知，我去一地主家让他吃中饭后敲锣通知地主富农到榨油房开会。下午地主富农都到了，批斗开始，几位地主富农在地上跪成一排低着头听候批斗，有两位地主挨打，一位是他的儿子曾经打过别人，再是因为一位地主曾经与在场的一个红卫兵的父亲吵过架，其余的地主富农只是陪斗接受红卫兵的训诫。这次批斗中有我的姨夫——我母亲的大妹夫，他是地主成分，还有年龄最大的一位轮辈分我叫他大哥，他的三个儿子可能不愿承受地主成分带来不公的待遇均离家出走了，他在生产队放牛，一个人生活。所谓批斗，既没有特定组织的安排，又不是学校布置的特殊任务，纯属一伙同学少年心血来潮，借机报复。两位动手打人的同学回家后遭到家人谩骂，还有一位被他父亲打了一顿。那些地主富农论年轮均为当时在场的红卫兵的长者，在特别的年代，特定的社会环境滋生迷惑的气氛，人与人处于非自然的正常的生活氛围之中，人性失去平衡更无谓理智所在，一切受运动的感染，人的先天本能原形毕露，中国优秀文化及正统说教再次印证华夏文明何等脆弱。

 

然而，特殊运动也会造就特殊事物，在我们学校所在地的白泥大队奇迹般地出现了一位屈打不成招的共产党员。当年湖北日报以“共产党员是钢铁硬汉”为题报道了这位共产党员的感人事迹，后来这位农民出身的共产党员以最基层的大队党支部书记的身份幸运地到了北京参加第四届和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为县里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第一位人大代表。这位共产党员第一次去北京参加人大会议之前极为保密：那是某一天的下午太阳快下山时，上级通知我开船立马去接这位党员去县里。大约30分钟船到达白泥大队最近水岸，这位大队支部书记已在水岸边等待（那时大队通了广播），大约一个半小时船到了七里冲码头，码头离县城七华里路，县里派来一辆草绿色吉普车早在码头等着，我和我的同事共两人一起上了吉普车，吉普车把我们三人一直送到县招待所食堂，接待人员让我们两人下车吃饭，主宾共产党员没有下车（后来据说当晚就被送去了省里），吃好饭后又有车送我俩去电影院看电影，看完电影再送到招待所休息，第二天早餐后县里派车送我俩到七里冲码头开船回到区里。那是我头一次有幸享受县团级的特别待遇。当时谁也不知道，一直到那位党员从北京回来人们才得知那一荣幸的消息。县里都为他感到无比高兴和鼓舞。

 

一九六八年我们学校复课闹革命，学生再度走进教室，学校全面恢复以前的教学次序，只是教育制度按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的最高指示实行了变革：一是缩短了学制(原学制为633制，即小学6年，初中3年，高中3年，改为522制，即为小学5年，初中2年，高中2年)；二是升学高等学校以群众推荐领导批准的方式取代高考招生制度；三是教学内容围绕公有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进行了全面修改，以适应阶级斗争学说培养无产阶级接班人才，以使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深入延续。教育目的是培养又红又专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教学制度改革后，小学都由大队办，初中下放到公社办。就这样我回到生产大队读书，大队的一连五间公屋作教室，从我家到学校不足一公里路。这年，我和我祖母结束了七年只能睡在低矮暗光的小阁楼的日子，搬到了父亲新搭建的约六平米通连的小屋子。（我家移民后靠后一直住的是政府援建的一间二十余平米的泥土筑成的房屋，屋子用木板隔成两个半间，前半间烧火做饭和吃饭用，后半间只能放一张父母睡的床铺，母亲带着弟弟，我和祖母在楼上打铺睡。后来父亲买下两间移民留下的青砖空屋筒，从新搭建了两间三十多平米的房子，后又增搭了一间六平米小屋）。我祖母和母亲为能住上较宽松的房子也很高兴，我们村七八个人口的家庭也只有一两间房屋，而且都是政府援建的统一大小的房子。

 

1970年我读初中，白泥小学改为白泥中小学，学校是白泥大队的公屋——谭氏祠堂，祠堂占地约两千余平方，是过去谭姓宗族用来祭拜祖先的公共场所，学校宿舍和食堂都在祠堂里，中学和小学都在这个祠堂里上课，初中共有两个班：初一年级和初二年级。当年正值“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时期，教初中的老师除了学校个别领导外都是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他们毕业于省城武汉的高等院校——华中师范大学，上山下乡到我县各区下面公社的大队参加生产劳动，实行教育改革公社开办初中学校，这批知青被就地安置担任中学教师。初中实行普通话（中国官方统一语言）教学。课程设有：政治、语文、数学、物理、化学、英语、地理、劳动、体育、音乐等。政治课延容小学的思想品德是必修课，文化大革命期间，学校务必围绕“政治是统帅，是灵魂，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这一主线把握教育方向。语文课 “以阶级斗争为纲”“恨斗私字一闪念”为主要内容，增加了从中国古代文官或文人著述中挑选的文章——文言文。代数、几何、三角函数合为数学。物理、化学是自然科学的最基础知识。英语（国际通用的第一语言——英、美国家语言）课是学习外国语言的开始。初中地理课主要是认知地图，学习一般的地理常识。地理第一课使学生明确中国在世界的位置，标注极为醒目的红色五角星的即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北京。体育与音乐课基本没有什么别的变化。劳动课可再也不是小学时的校园“大扫除”或学校为创收开展的勤工俭学而是响应政治号召参加校外劳动，比如农忙时帮助附近生产队施肥，插秧，收割庄稼，还有地方政府组织的兴修水利工程分派给学校的劳动任务。位于我家附近的一座小型水库——郭家龙水库就是当年兴修水利时修建的。记忆最深的是我们班的一位同学在参加郭家龙水库劳动时不幸身亡，这位同学姓郭，时年14岁，家就住在水库末端的村庄，学校派老师和学生代表去为他送葬并安慰他的父母，他成了白泥中学也是我们班同学中最早离开人世的年轻少年。要奋斗就会有牺牲，人们觉得很平常。

 

当年政府鼓励学校搞勤工俭学，一是作为参与课外活动的一种劳动锻炼，二是劳动所取得的钱可以贴补学校教学经费的不足。为了支持学校的勤工俭学，当地政府会让生产队拿出一些土地给学校作为勤工俭学的基地，在学校安排下由老师带领学生自种些玉米、小麦、豆子及蔬菜等农作物，收割时节，学校以班级为单位不时安排集体会餐。同学们为能享受自己的劳动成果格外的超常的兴奋，那种热忱油然而生，瞬间打破了课堂上呈现的那种特然而严肃的师生面孔。劳动创造财富，当劳动财富被劳动者享用时它更是超出劳动本身的特定价值理念。学校为完成勤工俭学任务，有时就利用星期六和星期天时间给学生补课。勤工俭学的另一大效用便是学校利用学生的劳动所得——有时是课余时间老师组织学生上山采摘或砍伐工业需要的辅助原材料卖给供销社积攒的钱，用于购买作业本（学习用的练习本）或铅笔等学习用具当奖品奖励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三好学生”。我也曾经被评为“三好学生”领过奖品。任何激励模式均能达到甚至超出预设的效果，如设定意图不同其效用必然不同。

 

学校评定三好学生，主要根据国家教育方针要求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标准。三好学生的产生方式，一般经学校班主任老师和学生干部提名，由同学们举手通过。大部分三好学生学习成绩都好。我是一个从小就顽皮的学生，可能是我学习成绩一直较好，老师都比较喜欢我。读初一那学期，为两件事我受过学校严厉的批评，一件是一个中午午休时间，我与几个同学逃避午睡，从老屋火砖墙上刮下白色肖粉与木炭混合后，装在玻璃瓶子插上引线（导火索），点燃扔到生活用水的水井里，随着不大的爆炸声顿时水井一片浑浊。我们立马跑开。这个水井是附近村民唯一共用的，是村里一百多户人家生活用水水源，是口露天的天然泉水水井，每天几乎不间断的有人挑水。井水浑浊后，起码要等待四五个小时才能恢复纯净。着急用水的村民怀疑学生搞的恶作剧，很快就去学校找老师。也许有同学告密了，我被叫到学校办公室罚站近一小时，遭到学校教导主任狠狠训斥，幸好我低头认错，不然说不定就会受到体罚。再一件影响很大的事，纯属我独特的顽皮的个性。那是一个吃中午饭发生的与一名小学老师斗殴事件。当年，我是搭中餐的走读生，就是中午饭由自己从家里拿粮和菜搭学校食堂蒸饭吃，每学期给学校送交一定量的柴火。老师和学生共用食堂，每天中午午餐前，由值日老师负责集合用餐的学生排队，按照前后顺序一次叫上三五个学生去食堂端饭。那天，我去供销社买作业本回到学校见排队的同学已经不多了，如是就直接跑进食堂端我的饭菜，不妙被值日老师看见了，这位老师硬是要我饭菜放下去排队，我没有按他的话去做，端着饭菜继续往教室走，他快步走到我面前抢托我手里的饭盘，饭菜掉在了地上，我一气之下，捡起饭盘朝老师砸去，老师迅速躲开，没被砸着，他立马冲着我来，硬要拉我去学校办公室，我极度气愤，与他扭打起来，显然这位老师个头小，可比我还是要强劲得多。这时，其他老师赶来把我送去学校办公室听候处理。这件事使我受到学校严厉的指责批评。从此，我成了学校出名的调皮学生。后来我当了民办教师，经常与这位老师一起开会，一次我提起过这事，两人对这事记忆犹新，彼此会心一笑。当年教育制度显然鲜有改样，但旧时等级尊崇观念一时难以突破，师生关系沿袭师徒如父子的儒家礼教，当时幼稚的冲动如此冒犯公礼，我也不知道究竟是怎么了。平等与尊严，只当说教，在看似有序而无序的人类社会现实中不过如此。

 

文化大革命的教育改革的最大特色是贫下中农管理学校，教师负责校内教学，教学外的一切活动由政府指派的贫下中农驻校代表管理，基本形式为：不定期地请解放前受苦的农民到学校作“忆苦思甜”报告，有的同学听 “忆苦思甜”报告即时热泪盈眶。为了缅怀革命先烈英勇无畏的精神，不忘先辈的慷慨感言，每年清明时节，同学们在学校老师带领下前往安葬在当地的革命烈士坟地扫墓，作为追忆之榜样。县城里还有特别修建的烈士陵园，供对群众进行革命教育时用的野外基地。有时为体现“忆苦思甜”最佳效果并加深对旧社会苦难的深刻记忆，学校还专门用谷糠（水稻壳）、观音土（一种能临时充饥的粘土）做窝窝头让同学们当场咽下以显示真切体会。主要目的是通过切身体会给学生加强灌输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之效果，让学生从小就知道社会主义一大二公的优越性。当时几乎没有人怀疑这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理论，因为当时的整个中国社会意识形态给人感觉一切都是对的且毫无怀疑的外围根据或是根本无法取得这种根据的外在条件。理论与实践如果失去可比性人们只能盲从，检验人类实践活动的正当性从来无相同的方法和标准，就是同一历史时间段发生的事件，持同一理论基础作出的评判有时也会得出完全不同甚至相反的结论。

 

读初中时，记忆最深的有五位老师和一位校领导，其中四位老师都是从武汉高等学校毕业后下乡到大畈区，后分配到白泥中学教书的，一位是当地屈指可数的大学生——谭崇钦老师，白泥人，教我初一数学,随着初二升高中同时到高中教数学，后调到通山县第一中学任教，是通山县数一数二的数学老师，在我初中毕业未能继续进入高中读书以后才知道他是我母亲的妹夫的妹夫，他一直在通山一中教书到退休。一位校领导是附近大队的夏元兴老师，他是我们附近有名的马恩列斯毛（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忠实崇拜者，他家离我家不远,是一个公社的，随着大畈区办高中又去大畈中学当校领导，我当民办教师后得知他的堂妹嫁给了我堂兄，便也成了家族的亲戚，后来撤区并社他升任公社教育组组长，在教育界一直干到退休。四位武汉高校（华中师范大学）毕业的是黄昭明与周辉军、姚启勋和张启忠老师。黄、周老师是一对年轻夫妻，黄老师教初中一年级语文，周老师教初中一年级英语，他（她）俩有个四岁多的儿子，取名叫黄周，后来又添了一个女儿。课余时间，男同学喜欢逗黄、周老师的儿子玩，女同学喜欢抱黄、周老师的女儿玩。他（她）俩生活很开心，看不出有什么不习惯的表情，一日三餐吃学校公共食堂。两位老师上课尽责认真并较为严厉，课后和蔼可亲，同学们都很喜欢这对夫妻老师。我初中毕业后，黄老师和周老师调往其他中学教书，不久周老师不幸患病去世了，黄老师仍在通山中学教书多年，期间他与通山县汽车运输公司的一位中年售票员结婚生活了一段时间，后来听说他回到武汉一所学校教书，一次我出差路过通山驻武汉办事处时偶然见到黄老师，由于赶航班时间仓促没能与黄老师多聊，看得出他生活与工作很一般，后来听说他与通山驻武汉办事处的一位会计结了婚，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记忆最深刻的姚启勋老师教我初二数学和物理，他是一位非常有才能的优秀教师，他一手工整流畅的粉笔字，每节课的板书重点突出，深浅有序，条理清晰，难易标记一目了然，就是迟到或没赶上听课的同学，只要能及时记下黑板的书写内容就基本能弄懂这节课。姚老师后来也去了大畈中学，那几年我在大畈区（撤区后改叫官塘公社）船队开机动轮船，我的弟弟在大畈中学读高中时，我每年代弟弟送去学校分摊给住读学生应交的烧饭用柴。我从小就尊敬老师，所以乐于与老师交流，姚老师几次叫我在课堂上跟学生讲解内燃机工作原理，但没能凑合时间。七年后他回了湖南常德。也就是在那时我认识了弟弟的班主任——张家春老师，张老师教高中语文，他看我爱学习让我有时间听他的课，有一次我听他讲鲁迅的《三月的租界》一课，感觉他讲课风格超常的引人入胜，有几次他叫我去他家吃饭，他的夫人贺老师同在大畈中学教书，贺老师特别平易近人，每次我到他家吃饭，她都多做一些菜或特意给我煮鸡蛋（她自家养了好几只母鸡）。他俩算高水平的语文教师均同是武汉华师下放到通山的知青，后调往通山县第一中学任教，改革开发期间为充实县级知识型领导干部，张老师成为我县第一个重点高等院校毕业的付县长，我与他一直保持友好关系。性格奇异的是张启忠老师，他教我初中二年级英语，当年张老师没有对象，几年后他调离通山时还没结婚，张老师稀奇古怪的行为举止或许与他所学英语专业有关，我较为喜欢接近他，我对这门特新的功课饶有兴趣，他经常无故不到课堂上课，让学生自学或互学，有时他把备课本给我让我领同学读单词，因为我的英语口语是班里最好的。他生活潇洒自如，好吃爱穿，身体健壮，每逢周末他经常一人在乡村旷野独自逛游。后来他也去了武汉一所中学教书,一直没有再见过这位英语老师。

 

文革时期的初中语文课程基本上以结合政治思想教育为主线，学习内容主要是阶级斗争类文章，例如：“吃吃喝喝决不是小事”、“筷子头里有阶级斗争”。人们沉浸于时刻警惕的敌我氛围的生活圈里。政治课主要是学“毛选”，就是从毛泽东选集中选编的文章。文革初期《毛主席语录一百条》学生人手一册，不久换成红色胶皮的八万八千字的《毛主席语录》精装本。农村家家户户都有《毛主席语录》。学校要求学生必须背诵《毛主席语录》，一般能按顺序背诵，也有记忆力特别强的学生能够背出任意页码中的第几条。学校还要求学生教家里人及村里不识字农民至少读熟三五条语录。平日红卫兵在路上可以任意拦住路过的人，要求路人背诵一或两条语录，如遇有不会背的，红卫兵就当场教至行人能背了放行。当年我与同学们一样也能把语录整本背下。不断反复学习的“老三篇”家喻户晓，“老三篇”是毛泽东的三篇著名文章《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这三篇文章的题目文革期间一直当标语张贴宣传，尤其是“为人民服务”五个大字，所有厂矿机关入口和单位的办公场所或领导办公室内几乎无处不见。

 

不知是那场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开了幼小的心灵之门，还是进入初中时受到新的认知启发了人的灵感，我不仅深深感到中国人民普称的大教星——毛泽东的无比伟大，同时对影响毛泽东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颇感兴趣。那时期，无论教室里还是学校办公室的墙上都悬挂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等画像，如果大型会议或者大型游行活动一般也要高举马恩列斯毛五位伟人的画像。我读初中一年级时十四岁，那年下学期我读了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后来我陆续读了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和《反杜林论》、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作为一名初中学生确实读不懂那些文章，但我仍然迷恋那种极有感触力的论著，因为当时根本看不到任何可比性的其他书籍。马克思主义完整的理论体系在其时欧洲社会动荡阶段产生深远影响，继而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催生了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学说，从此诞生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简称马列主义）。马列主义传播到中国后，几经周折的中西文化碰撞和暴力演变，最终，毛泽东成功地运用马列主义理论在中国这个古老民族大地上进行了前所未有的社会主义革命实践，虽然毛泽东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实践与马列主义原意相差甚远，甚至有的不尽人意，然而毛泽东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伟大领袖和中国人民心目中永远不落的红太阳的形象牢固根植于中国人独特的思维脑海之中。

 

一九七一年我读初中二年级。这年的十月，中共中央文件按照先党内后党外、先干部后群众的次序宣布：林彪于9月13日仓皇出逃，狼狈投敌，叛党叛国，自取灭亡。这一不详消息使当时很多人感到十分惊讶，甚至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因为，这位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林彪是1969年4月1日的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后，在新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中明确的：“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是当时全中国人民都熟知的“林副统帅”，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十大元帅之一。林彪乘坐256号专机在蒙古人民共和国温都尔汗机毁人亡事件，中国官方向国内外作了详尽的报道，对于民间有些说法和猜测未见证据支持。中国历史事件一般人们都相信公开结果并无可非议。“9、13”事件后至90年代之前，中国提及十大元帅往往会隐去林彪。后来评价渐趋客观。2007年中国共产党建军80周年前夕，林彪的照片再一次出现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并依旧按照十大元帅排序。中国军事博物馆推出“国防和军队建设成果展”，一身戎装的林彪像，赫然现身。官方媒体报导时，用“实事求是”、“客观态度”、“尊重历史”等词汇予以诠释，展览馆官员也明确表示：“以后不再丑化林彪”。市面上新出现了(未省去林彪)十大元帅收藏品。林彪事件不但在中国也给世界部分国家造成巨大的震惊。

 

这一年的10月11日是我出生后最悲痛的日子，也是我平生第一次失去亲人的时刻：农历八月二十三日凌晨我祖母病危，天刚蒙蒙亮母亲叫我起床找三舅公开点药，三舅公（我祖母的堂弟）是白泥公社医院的中医医生，大清早我就到了三舅公家，三舅公家住留架大队，离我家约两公里，我到后他起床洗漱完马上拿笔开药方，在我拿着开好的药方赶去医院不远的途中，堂兄跑来告诉我祖母去世了，让我随即转往四公里外去请漆匠（油漆工匠）师傅给祖母的棺木做油漆。祖母的丧事参照乡村习俗办理，由家族房头的长者主持助操办，祖母门下的亲系儿孙子女都是孝子，孝子均按照主事礼生的安排披麻戴孝接连不断的依次跪拜。我是长孙必然跟着父亲接连不断的跪拜并以跪拜的方式答谢客人，大队每家每户和远亲近邻都前来送别，农村尊奉“死者为大”，这种尊奉理念的传承给邻里间不时产生的矛盾纠纷带来了自然化解的良机，平日产生矛盾纠纷的双方互不说话，在这种特别场合也许同桌吃饭而自然和解。按照农村习俗祖母安葬在家族选定的祖坟山上，第二年为了响应农业学大寨的指示精神，安葬祖母的祖坟山要改成地田，父亲又只好把祖母棺木移往别处安葬。祖母病逝时才60岁。祖母格外疼爱我，从小我一直与祖母一起同吃同住从未离开过。 祖母患的是一种常见的完全可以治愈的慢性病，由于农村缺医少药，又无钱去县城治疗，祖母在患病的第三年就离开了人世。父亲为祖母的病逝非常痛苦，父亲不足两岁失去了他的父亲就一直与祖母相依为命。农村提倡移风易俗，丧事从简，父亲为祖母办理完丧事后又去了船民社（当时全部船只归集体所有，集体名称叫船民社），家里就剩下我和母亲和弟弟三人。农村习俗一般感觉是家里只能加人不可减人，祖母在世时，母亲外出劳动，我和弟弟上学，祖母在家为我们做好饭，现如今母亲外出干活只有锁门，我和弟弟放学回家只能等待母亲回家做饭。祖母的离去家里相当长一段时间很低沉。这年冬季，我初中毕业。

 

一九七二年春节，我家比往年较为沉浸。大年初一这一天，一家人起床洗好脸后打开大门放鞭炮喜迎新的一年。大家吃好第一顿年饭，孩子们都出来玩耍。大人们准备好炒熟的花生、玉米花、熟豆子、麻花、糖果（极少人家有）等平时吃不到的东西，准备赏赐前来拜年的孩子。当时政府号召移风易俗，厉行节约，继续倡导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春节期间，与平常不同的是农村有线广播延长了播放革命歌曲的时间。平日里，每日早中晚有线广播按时播音，村民每家每户都统一免费装上了广播。公社广播站按照上级单位要求转播节目内容。每天播放十首红色革命歌曲，其中《东方红》和《大海航行靠舵手》是早晚必须播放的，当年，这两首歌曲家喻户晓，唱响中国城乡。

 

民间数千年传承下来的春节是依照中国农历历法记日把农历正月初一至初三作为过年日，农村把“春节”叫做“过年”。无论农村还是城市，无论人们居住何地，无论你是住在深山茅屋还是都市豪宅，只要是中华血统的炎黄子孙，都极为注重春节这个民间传统节日。“过年”是人人盼望的特别喜庆的节日，尤其是农村。这个节日一是表现满足人们辛勤劳作一年能尽情享受自己的成果，二是忙碌的人们借此机会进行选择性的有益的拜访与交往，再就是可利用节日休闲时间盘算得失而运筹新一年的新打算。农民除了过年这个特别的节日以外，根据自然气节特征以农历排序的还有其它节日，例如：上半年有正月半（元宵节），清明节，立夏，端午（端阳节），下半年有七月半，中秋节，重阳节，小年。这些节日一般不放假休息，但人们在这一天都可能做些或对应节日特色较平日好吃的饭菜。唯有端阳节是年中极为隆重的节日，据古书记载端午民间驱逐瘟疫的日子。农历五月初五是端阳节，农村家家户户大门两侧横插挂着艾蒿和葱蒲（一种可做药材的野生草本植物）。后来这一节日成为纪念爱国诗人屈原的日子。屈原（约前340－约前278），汉族，战国末期楚国丹阳（今湖北秭归）人，楚武王熊通之子屈瑕的后代。屈原虽忠事楚怀王，但却屡遭排挤，怀王死后又因顷襄王听信谗言而被流放，最终投汨罗江而死。屈原是中国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之一，也是我国已知最早的著名诗人，世界文化名人。他创立了“楚辞”这种文体。代表作品有《离骚》《九歌》等。屈原的人生与诗作对中国历代知识分子的影响极其深远，尤其对已经成了“学而优则仕”的知识精英们，影响更为深刻。中国史书中记述的为朝廷服务的文职官员，类似屈原境遇者不乏其人，只是以自身性命抗议统治当局的并不多见，或许这是屈原的特例典故流传官方及民间而经久不衰的主要因素。

 

农村最为突出显现“过年”迹象的是家家户户门上张贴着对联，除了烈军属家由大队统一组织敲锣打鼓送去革命春联外，其他村民张贴春联均是自家购买红色纸张请人书写，五保户（极其贫困的农户）一般则由生产队免费送春联。文革期间叫革命春联，这些春联基本来自新华书店购买的对联小册子或每年春节前出版的新农历。一毛钱（一角人民币）一本的农历是农户很实用的小册子，一般农户都会买一本，农民基本依照农历注明的二十四节气耕种。

 

 

这年过了月半（正月十五），生产队定我为正式劳力，所谓正式劳力就是参加生产队集体劳动的主要劳动力。政府没有确定农村劳动力的具体标准，生产队也没有明确界限，一般只要有行为能力的人，无论年龄大小都可以参加劳动，比如农忙时，年纪大的老年人或者行为能力有障碍的人，只要能参加劳动（如老年人看管晒稻谷），生产队可给予记一定工分，同样获得劳动报酬。一般体力正常的男女村民都算主要劳动力。男女劳力一般分为三个等级，男劳力：一等每月出工28天，二等每月出工26天，三等每月出工24天；女劳力：一等每月出工26天，二等每月出工24天，三等每月出工22天。农历月大30天，月小29天，出工

 

 

我们生产队26户人家，约140人，家庭人数多的八九人，少的一俩人。能参加队里劳动的男女劳力约50人。我家四口人三个劳动力，一年决算下来总是余粮户。农村实行平均分配原则，余粮户与缺粮户的生活水平差别不大。当年生产队一年生产粮食（各种农作物）综合折合人民币不到3000元，每日（10分工）一角二分钱，收成好的年份达到每日二角钱多的，收成不好的年份只有八九分钱。我们队紧靠水库河边，河水水位一般春夏上长，秋冬下退，农民总是冒险在退水季节在水淹田地里种庄稼，指望能增加收成，当遇到涨水来得慢的年份，真能盼到额外收成，但多半遇到春水猛涨导致颗粒无收。各种农作物均由政府定价，政府统购统销，农民种的粮食一般按政府分配的任务作公粮卖给国家，国家再定量供应给城市市民。象我们粮食欠收的库区，政府安排一定量的粮食供应给库区农民。虽然如此，象我家这样多劳力，粮食仍然不够吃，每年缺粮季节都要到远地亲戚家要点或借点粗粮补充，记得我父亲每年都到我姑妈家拿的粮食回家，我姑妈与我父亲是同父异母的姐弟，我姑妈家是地主，解放后被赶出在几十里外的村庄落户，她一直没有生育孩子，抱养一儿子，每次我去她家，姑妈特别高兴，千方百计给我做好吃的。姑妈常对我说，村里人都很好，没有把她当外人或是坏人看待，除了运动来了要去参加批斗会之外，平日生活较轻松。我姑父兼做农村小货郎买卖，到过周边好多地方，一家三口算是没有挨过饿。改革开放后取消家庭成分，我姑妈一家又迁回了故地。后来她的小孙子应征入伍，成为一名中国人民解放军服役战士，从此，告别了成分歧视年代。

 

人口多的农村家庭，生活极为困苦，当年有的家庭一般老人和小孩一天只能吃两顿。平日里是吃不上白米饭的，除非家里来了亲戚或是轮到工作组干部派饭，家里一般会想办法给客人做一碗米饭，客人大都会礼让不吃特做的米饭或是恩于主人面子少许吃点，这时最小的小孩或是生病的老人或可能分吃的米饭。要不然，只有等到过年时才能吃上几顿米饭。我们队靠近水库岸边，水田和低矮平地都被库水淹没，靠未移民老队划拨一点水田种水稻，主要农作物来自队里开挖山地种得。我生产队收割的粮食按照人口与工分综合比分配，人口占60%或70%，工分占40%或30%，人口不分大人和小孩，一律平均分配。人口多劳力少的家庭都是缺粮户，对缺粮户有两种平衡办法：一是找余粮户过兑，过兑后余缺双方自行商定怎样偿还；二是滚到来年再想办法。政府每年都给特别困难户和五保户发放棉衣棉被等物资救济，评定救济由生产队队长和年长的社员一起议定后将名单报给大队，再由大队上报公社。有时上面会对生产队报的标准做些调整，被救济农户有时也会认为数量多少不够公平，偶尔也会发牢骚，甚至产生对某些干部不满的意念，但不会发生大的矛盾或者显然不理智的冲突。领救济的基本年年是那些人口多的困难户，如果遇上病灾的特殊家庭也会得到特殊救济。没有得到过救济的农民一般不会与人争论，一切习以为常，感觉都很自然，

农家只有按上级规定划分的一点自留地，作为种菜补给用地，其余所有农作物均由生产队统一耕种，如：水稻、小麦、玉米、高粱、花生、荞麦、红薯（马铃薯）、芝麻、油菜、蚕豆、绿豆、豌豆、油桐、油茶、棉花、莲藕等及其它养殖业。耕牛和农机具均是集体所有，生产队统一购置集体使用，农户只有简易的锄头和镰刀。农户家养少量的鸡鸭鹅、狗猫羊，唯有生猪由国家统购统销，后来放松到“购五留五”（即一头猪卖给国家一半自己留一半）。缺粮户正好指望饲养家禽和生猪留五部分买些钱来弥补缺粮款，因此，家大口阔的家庭一般无钱购买足一家老小能够防寒的衣被，只有依靠政府有限的救济。

 

农民主要生活用品由政府定量，凭票供应。如：食盐、红糖、火柴、烟酒、肥皂、煤油等一律凭票证购买，穿衣买布凭布票，孩子多的家庭，衣服都是依据孩子大小往下轮流着穿，直至破的不能再穿为止。有的布票一般用不完，就用布票换粮食补充粮食不足。我家的布票基本不够用，有时我父亲在外能碰上免布票的粗糙的白洋布，买回请奔走乡下的煮染师傅染上色再做衣服或者鞋被褥等布料制品。物资匮乏年代，农民穿着以黑白灰蓝为主色调，稀少的红绿花布是为女孩的专利而点缀生活品味。

 

农村生产劳动依据自然节气和气象年年有序进行，春耕较为繁忙，不得错过气节。南方虽然春雨连绵，农民照样风雨无阻，起早摸黑忙碌在田间地头。犁田，耙田，育秧，插秧，那是春耕首要农活，从下种育秧到插秧结束只有不足三个月时间。我作为一名农村社员，必须跟随大伙一起干活。头两月我干劲十足，身体还算吃得消，再往后我渐渐难以承受，但又不得不坚持下去。到了夏天，冬天播种的农作物开始收割，水稻田间耘田除草施肥除虫等农活同时展开，紧接着秋播秋收随即同时进行，也就是抢收抢种，村民即叫着“双抢”。每年的“双抢”是农民最劳累的日子，为了赶季节，几乎天天加夜班。我们那一年种两季水稻，收割完第一季，立马开始种第二季。第二季水稻插秧必须在八月一日前后完成，一般是不插“八一秧”。这个时间段正是一年中天气最炎热的日子，农民头顶烈日，脚踩被烈日烤烫的泥水，强忍着艰难的作业环境，印证中国广为人知的佳句——唐朝诗人李绅的诗作：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农民黝黑的皮肤更是天然写照。当年，生产队除了耕牛能帮助农民适当减轻体力劳动外，一切农活只能全靠农民自身的力气，我们县地处丘陵山区，根本无从谈起所谓农业机械化，后来慢慢有了半自动的收割水稻用的脱粒机，相应减轻了农民的劳动强度，适当提高了收割效力。

 

一个秋天的中午，我和队里的女社员一起在旱地上锄草，不知怎的生产队队长过来了与我们在同一块地里锄草，这时，女社员正要提前半小时回家做饭，我和队长二人继续不停的干活，我又不好一人停下来休息，只有跟着队长咬牙坚持着。农民把秋天的太阳比作“秋老虎”，快一小时过去了，身上的汗水快被烈日给晒干，我两眼一朦立刻晕倒。苏醒后回家，母亲怕我是中暑，下午替我请假休息半天。我下午在家几乎睡了一个下午。第二天，我还得照样出工劳动，不然队里会惩扣工分，如果我缺勤一天，那就等于我母亲白干一天。队里看我表现不错，安排我到区里参加农技员培训学习，培训时间一个星期，主要学习怎样防治水稻病虫害，最易发生水稻病虫害的是二季稻，水稻抽穗前后病虫害最易发生，必须及时喷射农药防治病虫对水稻的伤害。农药是一种有毒化学液体，虽然按照农技规程操作对人体无害，但农药刺鼻的异味并不是所有人都能适应，我当时就因为不适应农药刺鼻味，培训完回队后没有接受打农药的劳动任务。生产队长对我无奈的生气，大队支书（同我一个生产队）却大发脾气：说我这样娇生惯养，只要他当一天支书，今后我就那也甭想去。当时我也不知道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满两年以后就可以符合招工和上中专或大学的条件。也许是受这件事的影响，两年后的招工和推荐上学就真的都与我无缘了。当然，主要还有祖父被共产党错杀成为反属的历史影响我政审难以通过。

 

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第二年，农村继续积极响应“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号召，以区县统一规划与安排“三治”任务，所谓“三治”就是山坡改地，修改河道，挖山造林等治山、治水、治林工程。“三治”所需劳工由区县统一调配，外出劳工由各生产队自行安排并自带口粮和劳动工具，没有额外报酬。被派出劳力为“出公差”人员，生产队为“出公差”人员记同等劳力工分。这一年我经常被派出公差。出公差要比在生产队里劳动轻松一些，心情较为舒畅一些。各队派出的一般是青年学生，这样也就有了与素不相识的年轻人相互交流的机会。三治工程都是聚集众多人员进行大会战式集体劳动，效仿军队的组织方式和行动纪律，县称团，公社为连，大队叫排，各个连排每天打着明显标识的大红旗上下工。按照规定划定的界限，统一时间，各自完成分配的任务。上级领队者亲临前线一边检查，一边鼓励，并组织在各队抽调的知识青年在现场临时编演以表彰和鼓动为目的的革命文艺节目。全国当年家喻户晓的红旗渠与大寨，是60年代产生于中国东部重要自然分界线的太行山脉系内——河南林县和山西昔阳两地的奇迹。中国政府为了改造农业而特别把这两地的事迹作为重要的样板和典范向人民大力宣扬，文革期间大寨精神更是广为宣传，一切标语口号，表演唱词，无不围绕党中央的方针政策与指示精神去充分展现，从而鼓动农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广大劳动人民真正感受着“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的冲天干劲。

 

我参加了大畈区的两项重要三治工程，一项是万余亩的鸡口山挖山植树造林。当年，公社大队总动员，男女老少齐上阵，拿锄头镰刀，背行李口粮，驻扎山野乡间，开展挖山造林集体大生产劳动。不到十年，鸡口山上绿树成荫，大量树木已可砍伐利用。但砍伐树木的收益已经不归原植树人所有，因为它在收益之前就已经变成了国营林场，一切属于国家所有。另一项三治项目是石印的山坡改地，石印是紧靠富水水库的一个公社，属于库区公社，农民以前房屋和土地被水淹没，后靠就近的山上居住，农民靠打鱼为生。为响应“农业学大寨”号召，区里选择石印特殊的山坡地形搞坡改地。全部三治民工都挤住在当地农民家，民工各自自带口粮，借用农户的锅铲炉灶错时做饭，三治民工以大队为单位扛着红旗出工收工，集中劳动，分片改地。不出一个月，一层一层的人造山地，崭新的山地面貌展现在人们的眼前。这种集体劳动成果只是幸运者享有，因为这种集体劳作并非均衡流转，而社会的发展往往得依靠不均衡的组织集中的力量。这是劳动与分配的社会关系问题，后面会另作概述。

 

出公差期间，人们能利用空闲时间相互交流，当然是话语相近者之间的交流居多，谈论内容

基本上是说笑话取乐，再就是听较为乐观的识字农民胡侃低级趣味的花边新闻。有关社会政治话题，对农民来说几乎一无所知，也一无所求。纯朴无知，顺从耐劳是农民天生的本性，其依附群集的自然欲望总是顺势产生，这也是人类个体生命与自然环境的自然从属关系的一般规律。一次发生在三治工地的一公社干部摔掉一农民的饭钵（这位农民正端上准备吃）事件，当场引发民工的义愤情绪。事件很快就平息了。我对此事件当时深感不平，社会主义社会，按照马克思的理论是人类文明的社会，消除了人对人的剥削与压迫，不远的将来就会进入人类高级社会——共产主义社会。我当时对社会的认识，主要来源于读马列著作的一点肤浅理解。作为一个刚初中毕业的学生，要读懂马克思的论著那是不可能的。然而，社会问题往往都是出现在“不可能”的前提下，并且无一例外。我是一个性格特别的人，虽然不可能读懂马克思，但我还是在业余时间饶有兴趣的读马克思的文章。我当时记忆最为深刻的是马克思提到的三个意思：一是共产党人的真实意思是“消灭私有制”；二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分配原则；三是资本家剥削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也就是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即《资本论》的中心论点。消灭私有制与剩余价值理论是遥呼相应的，只有消灭了私有制，剩余价值也就不再存在或者即使存在也没有了被剥削的对象。对农民来说，只要劳动能有分配就行，至于怎样分配，分配多少，无语计较。我对当时的劳动分配模式不得其解，总感觉农民无偿的外出三治劳动不符合按劳分配原则，不用说劳动剩余价值，就连农民的劳动价值何时分配？怎样分配？谁给分配？竟成了未知数。我县文革期间有几个热血青年，目睹社会生活实践与社会主义革命理论有些不相符，向社会公开写《告全县人民书》，一伙年轻人当时被政府关押判刑。还一位血气方刚的青年与几个年轻人一起点评《毛主席语录》，结果一伙年轻人被绳之以法，那位为首的青年被以反革命罪处以死刑。当初，我也曾就农民自带粮食到外地劳动并无劳动报酬这种明显不符合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的事情与几个回乡知识青年谈论过看法，并想告诉大队干部和公社领导改变上级任意调集农民做不给劳动报酬的极为不合理的做法。可比我大的青年都不敢出面，怕被扣上反革命的帽子，遭受牢狱之灾。当时我年龄小，也未能领头去做。我母亲虽然不识字，也根本不懂我看什么书，可母亲知道并经常给别人说：我没有读上高中，心里总是不平，有时乱发牢骚。担心我乱说话，怕我出事。一次，我与本队的一个晚我辈分的同龄人打了一架，他家人口多劳动力少，家里生活贫苦，可当初我很不理智，仗着我家人口少劳动力多，凌虐的语言伤害了他的家人，致使他的父母非常气愤的带上他跑到我家找我母亲告诫我的非礼行为。母亲无奈的跟对方赔不是。对方走后，母亲知道我心情不顺，没怎么责备我。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跟别人打过架，我知道那次我有点理亏，毕竟不该发生的事也给我母亲增添了不该有的麻烦和不愉快。

 

这件事过后，我母亲很担心我长期在农村劳动肯定不习惯，后来她叫我堂姐夫想办法跟队里说说，让我长期出公差。我当年年龄较小，派往外县或省外的公差不会安排到我。比如河南省330工地和湖北的大冶铁矿，外派劳工必须年满十八周岁以上。我堂姐夫当时是家乡河对面下泉公社的党委副书记。听说当年上级拨款十七万元为大畈库区援造一批农用机动水泥船，通山县造船厂正在制造这批船只，区里将在各个公社靠近河边的大队选派青年到造船厂边做工边学习。这是个难得的机会，我堂姐夫专程回来去找大队支书，按照乡俗辈分他也同我一样称呼支书叫叔公，虽然依照辈分我堂姐夫是小字辈，可他毕竟是公社干部，级别身份高于大队支书，叔公（支书）终于给了面子，同意我去县造船厂学习。母亲非常高兴，很感激支书，因为她知道虽然我已经满两年农村锻炼时间，但招工和推荐上大学的名额总是为军烈属或干部家庭的子女所占有，无论如何也不会轮到我，更何况我祖父去不掉的反属帽子。不管今后怎样，起码暂时算是能离开农村，摆脱劳动之苦。1974年6月，我背上行李去了县造船厂。到了造船厂，才知道先前两三个月到了一批人员，我是第二批到船厂的。我非常高兴来到了县城。当年的通山县城不大，城里大约一两万人口，与几年前我来串联时的印象，感觉没什么变化。县城东西约两公里，南北大约半公里，一条小河由西向东穿城中而过，造船厂位于县城东头的南门桥河边。第二天，我就跟着大家一起上班干活。造船厂已经做好了几只船的半成品。新来的人员有被安排给做好的船只间断的泼水，以防水泥被阳光晒出裂痕，其他人员都是跟着工人师傅，听师傅使唤干活。水泥船是先用钢材焊接船体骨架，再用钢丝网扎满焊接牢固，内外抹上高标号的水泥，船体就这样做好了。船上部造型和装饰大都不尽相同。我们十多个来自不同公社大队派出的年青人，看得出都很高兴，大家非常友好，每天有说有笑，跟从师傅一起造船。造船厂属于小型国营单位，只有约二十名员工，我们这些农民工是区里安排到造船厂的，参加造船主要是为了熟悉水泥船体的基本构造。再造船过程中，我们新来的学徒工几乎人人的眼睛都被电焊发射的强光线击打过，我的眼睛算是击打得较为严重的，眼睛红肿了好几天。造水泥船要比造木质船快得多，区里定做的几只水泥船年底全都做好了。有些做好的船临时停靠在河边。有一次，一群小孩在停靠船河边玩耍，其中一个五六岁的小孩掉到了河里，正好我在船上看到了，我连上衣和鞋子没来得及脱下，立马跳进河里救起弱水的孩子。当时孩子神智不清，喝了不少河水，我把他放在岸边草地上卧躺着，让他尽快吐出河水。我在河边长大，会游泳，见过施救弱水者。不一会，他的父母亲跑来了，孩子吐了喝到肚子里的河水，还有的昏迷，但脱离了危险。那孩子叫谢伟，他父亲是机械厂的技术工人，他母亲姓苏，当年在造船厂食堂做饭。孩子的父母非常感激我，特意请我到他们家里吃饭。还给我买了双凉鞋作为赔偿（当时我的凉鞋掉河里被流动的河水冲走）。这事过后，谢伟他母亲每到春节都要给我送点礼品作为报答之情。后来小谢伟一家离开了通山回荆州老家去了。我们都管小谢伟的妈妈叫苏师傅。苏师傅，大圆眼睛，身材偏胖，是个热情大方、活泼开朗的年青女人，她经常与船厂的一位相貌堂堂、身材魁伟的年轻干部谈笑嬉闹。船厂的年轻师傅们时不时拿他（她）俩说笑开心。工作之余，有时和同事一起去县电影院看看电影，电影票一两毛钱一张，最便宜时一张只卖五分钱。即使便宜，我们也不经常看电影，业余时间，主要还是抓紧学习。

 

我们一边造船一边学习航运驾驶知识和内燃机工作原理。学习期满三个月，通过相应考试，取得驾驶员证书或轮机员证书。我们都一次通过了考试，有三分之一人员考了驾驶员证书，三分之二人员考得轮机员证书。后来我又参加了副驾驶升级考试，考试是由省航运管理机关统一组织，从培训到笔试再进行船上实际操作，共半个月时间。考点设在嘉鱼县，船上考试即在遭受百年一遇“九八”洪水而破堤的牌洲湾江上，长江与内河的航运知识和标识基本相同，只是内河静水水面与长江流动水面，在行船驶离停靠时，其驾驶难度，长江比内河要大得多。或许是得益于河边长大的特定环境对水性的自然识别，我顺利通过各项考试。

 

第二年春，所有定做的船只全部完成，我们随同船只离开了造船厂。船只停靠在官塘河边码头，由大畈区统一管理使用。上级拨款给库区援建这批水泥船，原本是干旱时便于给靠近河边的农作物抽水抗旱使用。共有五只非机动水泥船，每只船内可以安装柴油机和抽水机泵，干旱时听从区里安排，前往指定地点装机抗旱。后来实践证明，抗旱效果并不理想。船队归区农机站管，船队实际成了区和公社干部的交通工具。以前，区干部上县下乡只有搭乘轮船，自从有了这些小轮船，干部出行较为方便。上级领导下乡几乎都是我们开船接送。当年大畈区尚未修通公路，全靠水上交通运输，武汉长江航运公司在通山县设立了航运站，共有两艘轮船轮流运送旅客，每天往返一班次，早上从县城下游的七里冲码头起航，经停富水水库大坝，到达燕下区终点站后，再经原航线返回。一般人们出行都乘坐人力小木船。库区的物资运输全靠船民社的木帆船，这种木帆船大小吨位都有，大的能载物三四十吨。船民社属于集体所有，是解放后政府收私有船只统一归集体经营，运输收入部分用于船只整修与换新，部分利润分给船民交给生产队，船民社每月给船民发点生活补贴，船民都由各自的生产队记工分。我们的劳动待遇模式与船民社的船民基本一样，同样由生产队给记工分，区里每月给每人发9元钱补助。吃住都在船上，自带被子，自带日用品，自带粮食，自己做饭。也可以到区里的食堂与干部一样自己掏钱用餐，虽然食堂饭菜很便宜，那只是偶尔碰上特殊情况才上食堂去吃，一般是自己在船上做饭。有时候，我们与领导干部一起下乡或是去别单位，要是遇上吃饭时间，就跟着领导一起吃，大都不用我们出钱，幸运地白吃。记得一次我把省下的钱在富水大坝下农垦地买了一担萝卜（约七八十斤），当时一斤萝卜才三分钱。以前总是我父亲带些杂粮回去补充，现在我也每月能领到点工资，虽说不多，却也能帮助父母减轻的负担。可我母亲并不高兴，说我在外面就那点钱，不能饿着肚子，自己要注意身体。这件事让我体会到“可怜天下父母心”的深刻含义。

 

随着这批政府拨款援农船只的使用大大方便了领导们的出行，县里有些单位也纷纷效仿修造机动船为自单位使用。不到一年时间，各种款式的机动船奔驶于富水河面，来往船只接连不断。一片繁忙的水上运输场面，难免增发运输安全事故。从而，引起政府航运管理部门对水上运输安全的高度重视。记得一次中南五省水上运输交通安全现场会选在我区召开，我向并不认识的一位与会人员递交了一份信件材料，就水运交通运输的独特安全问题结合内河航运现状，并针对个别领导官员无视安全意识瞎指挥而势必造成安全隐患，提出些个人看法及温和的建议。据说，我的那份信件所提及的事例被在会上未指名的提起并批评了无视安全意识的官僚作风。会议结束后，区里知道了是我写的，领导把我叫到区政府办公室狠狠责备我一通。我只好默默地听着无理的训斥，没有回辩，没有认错，其实我本未错。

 

这年五月，咸宁地区建筑工程队招收“亦工亦农”建筑工人，所谓“亦工亦农”是当时国家实施的一种特殊用工模式，农村青年被工厂或单位招用，户口留在农村，农民身份不变。尽管如此，能被招用的大都是干部子女和其亲属，或是家庭成分优越的年轻人。我大队仅有的一个名额分给了刚从部队当兵回的一位退伍军人，他是烈属家庭成分，又是农村少有的老三届初中生。他当时想与我交换，让我去地区建筑队，他到区里船队。因为她已经结婚，想离家近些，去地区建筑队感觉有的远。可我听说建筑工程队招的实际就是挑砖担泥巴做房子的小学徒，就没有答应与他交换。后来，亦工亦农人员陆续转为正式职工，户口也随着从农村迁往城镇，变农业户口为非农业户口。这是我没有想到的也可以说错过了一次梦寐以求的难得的改变农民身份的机会。

 

有一次，上级政府拨款扶持经由县供销社牵头在坡改地的一座山上的柑橘厂种植基地的柑橘挂果了，县里为宣传政绩，咸宁地区行署派新闻记者前往实地拍照，为了拍到最佳景象，需要赶在大阳刚刚升起时到达柑橘种植基地。记者提前一天就到了区里，第二天一大早一通讯员拿着领导批条领着两位记者来到船码头，通讯员把批条递给我，并交代了上级领导特别重视。记者身背挎包，手里拎着摄像机，上了船。秋天早晨河面经常浓雾，一般大雾要等到九十点钟才能慢慢散去。航行条例明确规定，大雾天气不准航行。那天不巧，特大的浓雾根本不能开船。，记者见状心急如焚。时间不等人。一记者向我推名片，一再问我能否慢着往前开，他知道大雾会慢慢散去。我果断回答不能冒险开船，记者见我不答应，便说这是政治任务必须无条件完成。我也算是脾气倔强的人，根本就不管什么任务不任务，坚持照章行事。一直等大雾散后再送俩记者到目的地。记者非常不高兴，向领导告我的状。这可是第二次冒犯领导。发生这件事后，有个别领导非要我回去，并嘱咐大队不让我再出公差，就连大队选民办教师或赤脚医生都不许选我，要我老老实实在生产队劳动。幸亏当时的区委书记与我父亲认知，我父亲当时是船民社队长，这位书记解放前学习修宗谱时认知我的外公。就这样我若无其事的继续开船。

 

后来，撤区并社。大畈区被撤销，公社变为县直管。原来由大畈区统一管理的机动船自然分配给各公社。我们这些相处一年多的船友，随着船只分配，各自回到各自的公社。但还是在同一河内航行，经常可以碰见。船只下放到公社后，由公社企管会管理，照样成了公社干部的交通工具。当初象我们这些开机船的农民工也算是农村青年较为羡慕的人，可我们自己不确得与众不同，有时也很忙，也很累，有时应接不暇，能随意指挥我们的领导大多。我个性特别，原则性很强，经常坚持自己认为正确的而得罪领导。但我做事认真，驾驶技术娴熟，我考过并持有驾驶和轮机两本证书。虽然在别人眼里感觉我脾气不好，性情傲慢，可我与大多数人相处和谐。有些领导干部还是较为喜欢坦诚、直爽的年轻人。这一年年底，公社食堂需要一名事务人员，公社一干部问我想不想去，如果想去得按照惯例首先到食堂锻炼——挑水烧火做饭一个月。我当即回答那位干部：不去。后来，我初中的同班同学高兴地走上了这个岗位，果然，约一个月他就任了公社食堂事务员。我与我的那位同学相处很好，经常能吃到有时专为干部预留的饭菜。地方干部很多都来自于从基层比如象炊事员这类最低微的工作岗位。后来，我的那位同学当上了林业站站长、乡长，成为一位乡级领导干部。接替他的另一个炊事员也在我离开船队后，当上了乡团支部书记，进入地方干部行列。假如当初我愿意当一个月炊事员，本人的历史会有极大可能改写。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接近尾声。乡下的人们一般认为是三年文化大革命，实际农村从69年开始恢复生产，学校也全面复课。“九一三”事件发生后，“批林批孔”成为社会的主流运动。毛泽东钦定的上海造反派主将——年轻的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集团，“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事业进行到底”。“抓革命，促生产”、“深挖洞，广积粮”成为中央政府对全国人民的总动员令。后来，出于对社会意识形态的清楚认识，中国官方明确“文化大革命十年”的界定。

 

中共中央党校党史研究者-金春明著《‘文化大革命’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前言中一个这样的定义：“‘文化大革命’是由党的最高领袖亲自发动和领导的，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为指导思想的，以所谓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为对象的，采取所谓‘四大’方法动员亿万群众参加的，以反修防修巩固红色江山为神圣目标的，一场矛盾错综复杂的大规模长时间的特殊政治运动”。“史稿”最后写道：“仅仅进行一次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学习，并不等于说‘文化大革命’的遗毒和影响已经消除干净了；更不等于说这一段历史已经没有什么重要意义而可以付诸脑后了。‘文化大革命’本身长达10年之久，而导致这场大灾难的‘左’倾错误思潮，则长达20年以上，范围之广，时间之长，影响之大，毒害之深，都是史无前例的。而‘左’倾思潮所赖以产生和发展的社会经济条件、历史根源和文化传统等各方面的因素，更是悠久而深厚。这一切客观条件的根本改变，自然更不是短时间所能完全实现的。如果说，党的历史上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统治党只有4年，而彻底清算它却花费了整整10年的时间，那么十年‘文化大革命’，联系到其前后达20年之久的党内‘左’倾思潮，彻底清算它，又要花费多少时间呢？而它给几代人所造成的巨大的精神创伤，又要经过几代人才能彻底平复呢！

‘文化大革命’作为一种占支配地位的规模空前的政治大动乱，是已经成为历史的过去了。但它留下的沉痛而深刻的教训，却值得人们长久反思，永志不忘！”

 

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评说，因为有官方的正式认定，所以，无论是专家学者，还是官方媒体或者民间人士，基本上大同小异。而争议的焦点往往雷同于对“伟大领袖”所犯错误的解读差异。民众一般对错误都能理解，辞书对“错误”的释义慎为宽容。至于“错”与“误”的危害程度及后果责任，几乎因人而异回避客观论述。中国的法典文集更是显现对“错误”的无为，秉承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人文文化——人皆草木，孰能无过——成为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