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筹不到饷，无法增兵，只得加强对现有部队的监督统辖。这时明朝在山西、京南的兵力并不算太少，但因为一直采取分散株守孤城的战略，很容易被各个击破，再加上士气低落，将领们都感到大势已去，因而多数明朝守军要么望风归降，要么不堪一击，与大顺军稍一接触即作鸟兽散。对于这种状况，朝臣们根本想不出什么好办法，崇祯帝在军事上相当低能，也从来没有想到过在战略上做出什么改进。唯一有意义的一个建议来自被夺职的前陕西总督余应桂，他上言说：贼号称百万，非天下全力剿之不可。请调左良玉、吴三桂及高杰、唐通、周遇吉、黄得功等众将，齐赴军前，会师真定、保定之间，以为决战之计。但这个建议却没有被理睬。

　　崇祯帝想不出什么战略上的安排，唯一的办法就是加强对各部的监视。二月二十日，他再次任命了一批太监到各处监军，高起潜总监（山海）关、蓟（州）、宁远，卢惟宁总监通（州）、德（州）、临（清）、（天）津，方正化总监真定、保定，杜勋总监宣府，杨茂林监视大同……受命之前，他对这些大太监们淳淳嘱咐，一副把身家性命都托付出去的样子。太监们也颇为激昂慷慨，似乎抱定了捐躯报国的决心。但文臣武臣们对于情势危急中又大用太监，分散事权，却是极为不满。兵部抗议说：如此政出多门，必定会使各处长官和将领无所措手足，请求收回成命。崇祯帝照例坚持自己的决定。但靠几个太监监军当然不可能真正增加部队的战斗力，后来这些太监绝大多数都带头投降了大顺军。

　　崇祯帝在他最后的日子里还最后一次调整了内阁班子。正月二十七日，因为李建泰出征，内阁里只有4相，他任命工部尚书范景文、礼部侍郎邱瑜入阁参预机务。但以陈演为首的这个内阁庸庸碌碌，实在是崇祯朝历届内阁班子中是不中用的，正赶上这种最危险最紧急的局势，既拿不出任何可行的办法，又不敢担当责任。直到眼看京城就要不保，首辅陈演为了怕日后要担罪责，主动提出退休养病。崇祯帝曾经很信任陈演，但今年以来陈演遇事退缩，处处都不能体量圣心，让他大为失望，所以立即就批准了陈演的辞呈。向皇帝辞行的时候，陈演自己承认没有佐理皇帝办好事情，致使国难当头。崇祯帝也很气恼，说：“你就是死了也抵不了误国之罪！”陈演唯唯而退，后没来得及离京，终于落到了大顺军手中。另一位辅臣蒋德暻在三月初也被罢免。在明朝的最后十来天，首辅是崇祯13年（1640）的进士魏藻德。那是崇祯帝亲自面试所取的门生，又是他一手迅速提拔起来的。由这样一位崇祯帝亲手培养的首辅伴随着他终结自己的王朝，倒是颇有象征意味。

　　二月里，京城的官僚们个个都成了惊弓之鸟，但大祸临头的时候却又不敢各自投林，因为皇帝明令不许在职官员和他们的家眷逃离京师。头脑灵活的就想办法争取出外公干，以便因“公”逃亡。但想要因公出逃也不容易。最后一位首辅魏藻德就自请出京去督催粮饷，崇祯帝却批旨说：“警报正急，已有旨留卿佐理机务，兵饷且不必催。”还是不放他走。不能跑又想不出回天的办法，大家就在一片恐怖中煎熬。京城里还在不断出现凶恶的征兆，朝臣们议论起来就会胆战心惊。二月初八学宫祭孔，大学士魏藻德主祭。典礼前本来天气晴和，但正要行礼的时候却突然刮起了狂风，学宫中松桧怒号，殿堂里的灯烛全被吹灭，连行礼的仪仗队伍都被大风吹散了。等了半天，狂风不歇，典礼只好暂停。官员们就传说：这是孔夫子在天之灵不愿接受明朝的祭享了！圣人的垂眷都已经转移，帝国的命运还有什么希望呢？有人已经在暗自盘算，怎样顺应天命，去作大顺朝的开国元勋了。

　　明朝君臣乱作一团，李自成的大军却在日益逼近。二月二十一、二十二两日，大顺军在宁武遇到明山西总兵官周遇吉十分顽强的抵抗。周遇吉虽然勇武善战，却终因寡不敌众，最后城破巷战而死。宁武之后，大顺军基本上没有再遇到像样的抵抗，大部分明军将领都是在李自成的人马还没有到达的时候就提前派人接款请降了。

　　宁武失陷和周遇吉全军覆没的消息给了崇祯帝更加沉重的打击。这时候，他总算弄清楚了李自成的军事意图，知道大顺军的主力必定是要经大同、宣府，由西北方向进攻京城。按照这条路线和大顺军的推进速度算来，兵临城下只是个把月的事情了。二月末，完全没有了主意的崇祯帝屡次召集同样完全没有主意的群臣，商量对策。群臣或讲几句毫无意义的空话，或干脆缄口不言，竟然没有一个人拿出一条具体意见。

　　这样空泛地议来议去，最后才又重新提起南迁的话题来。一直主张南迁的李明睿在私下里同一些重臣交换过意见，大约也暗中透露了一点皇帝瞩意南逃的信息。比较有责任感的左都御史李邦华以为皇帝是社稷的象征，自然不能怕死逃跑，但为了保险起见，应该先让太子到南京躲避一下，万一北京不存，南京还有个主宰。在廷议中，李邦华把这个建议说出来；李明睿也再次申明了请崇祯帝“南征”的意见。反对崇祯帝南迁的人很多，无非是怕南迁后北京守不住，皇帝必然要治罪主张南迁的人，许多人还害怕皇帝逃了，自己被留下来守城，那也是九死一生。至于让太子去南京监国，多数人倒是觉得有道理，因而一时阁臣、部臣都附合李邦华的意见。

　　但这个意见却是崇祯帝最不愿意听到的。因为让太子南迁，等于承认京师已危如累卵，而自己却只有以身殉国一个无可选择的下场，李邦华就明说是“在皇上惟有坚持效死勿去之义”。在崇祯帝看来，李邦华和其他大臣们的这种说法实在可恶之极，自古以来只有忠臣一心殉国殉主的，哪有逼着皇帝去殉国的道理呢？翻遍史籍竟然找不出一个类似的例子。另外还有一个担心，就算最后北京能够守住，如果有权臣在南京拥戴太子登基，像当年唐肃宗在武灵遥尊玄宗为太上皇那样，岂不同样等于是丢了天下？其实在殿上就有个给事中光时亨大声说过：“奉太子往江南，诸臣想要干什么，难道要效唐肃宗武灵故事吗？”但崇祯帝对于大臣们那些冠冕堂皇的论调，却没法正面驳斥。他的虚荣使他无法向朝臣表示自己的真实意图，更不好意思不顾群臣反对当机立断地决定南逃，只能讪讪地说：“朕经营天下十几年尚不能济事，哥儿们孩子家做得甚事？先生们早讲战守之策，此外不必再言。”所谓死要面子，崇祯帝真是实行得彻底。

　　仍然不能逃，到二十八日，崇祯帝只得诏天下兵马都来勤王。但这时候，李自成的部队已经快要到大同，而京师周围一带的许多军队已经变作大顺旗号了。

　　大顺军主力于三月初一日坻大同，大同总兵官姜瓖和总督太监杜勋以城降。这时候整个雁北地区和宣府一带民心所向全在大顺军，各路官兵也早打好了投降的主意。驻军阳和（今山西阳高）的宣大总督王继谟见部下都在秘密筹划迎降，打算带上百余亲丁逃回京城，但走到天城卫（今山西天镇）又被亲丁把饷银好马都抢走迎降去了。他在给朝廷的报告中哀叹说：“看此时候，无一兵一将一民不反面向贼。”没过多久，走投无路的王继谟自己也只好“反面向贼”，向大顺军投降了。大顺军到达阳和时，明朝阳和兵备道于重华到十里以外郊迎，民众箪食壶浆于道。宣府总兵官王承胤也早早派人到大同联络投降，并且接应农民军的先头部队潜入宣府。

　　明王朝京师西北方面的通讯系统这时候全部瘫痪，朝廷上根本弄不清作为京城重要门户的大同、宣府一带的情况如何。得到的都是各种传闻，有的说大同还正被围城，也有的说连宣府都已经被攻破了，甚至还有特别乐观的消息说李自成扫平全晋后已率军南返！崇祯帝被各种各样的消息搅得头昏脑胀，总的感觉是死亡之剑已经悬在了头顶上，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掉下来。

　　三月初四日，崇祯帝在平台召对群臣，又一次提出南迁的事。因为刚刚收到还在京南地区徘徊的李建泰的奏章，也是请朝廷南迁。大臣们既已抱定主意，说来说去还是那一套。崇祯帝大概也感觉到，此时就是决定南逃，可能都来不及了，于是愤怒地说了一句硬气的话：“国君死社稷，朕还能往哪里去呢！”从此君臣们都不再提皇帝和太子南迁的事。对于如何作战，如何守城等项具体问题，大臣小臣全都默不做声。崇祯帝恨恨地说了声：“朕非亡国之君，诸臣尽亡国之臣尔！”拂袖而去。这已经是朝臣们第二次听皇上说到亡国了，不禁都有些神色黯然。

　　这天总还是有点积极的行动，崇祯帝在当日诏封吴三桂、唐通、左良玉、黄得功等4位比较有实力的总兵分别为伯爵，其他在各处掌握兵权的总兵官们也都升了级。这虽然有明显的谄媚军阀之嫌，毕竟是大难临头，不得不然。封爵升官的目的当然是想让武将们为自己拼命，所以在封爵的同时，崇祯帝命蓟镇总兵唐通和山东总兵刘泽清立即率所部进京勤王。初六日，崇祯帝终于顾不上关外的得失和自己的面子问题，下令放弃宁远，命蓟辽总督王永吉和吴三桂统兵入卫京师。但为时已晚，大顺军正好在这一天占领宣府，离京城只有四五百里的路程了。

　　距离京师最近的唐通最先率部来到北京，实际上他也是唯一一位赶上了勤王的将领。初七日，他带的8000士兵屯军在齐化门（即朝阳门）外，并且立即陛见了皇帝。崇祯帝总算见到了一支救兵，欢喜异常，又是赐宴，又是赏银，说了许多嘉奖的话，赏给唐通白银40两，其所部兵丁每人银5钱。崇祯帝本来的意思是要让唐通部驻扎在北京城外抵御敌军，还派了太监杜之秩作为唐通部的监军。但唐通为此大为恼火，对人说：“皇上晋我太师，封我伯爵，却又让内官在我头上节制我，我还比不上一个奴才呢！”于是上疏说兵少不便于平地野战，应去居庸关设险待敌。而后也不等朝廷批复，竟自带上队伍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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