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民工子弟从小学就开始感受歧视和隔离
当农民工为城市的建设和经济的发展挥洒汗水时，同他们一起进城的子女也渴望能够接受良好的教育。上海前年起推行“关停并转”，逐一把农民工子女学校并入公立学校，希望借此破除排外歧视，实现公平教育。有800多名师生的江南学校，是宝山区最后一所关闭的民工子女学校，300多名学生在今年寒假后被分流到同区一公立学校。但是，该所公立学校随后出现了“一国两制”的怪现象。民工子女学生被独立编派到西楼上堂，不与东楼的本地生一同上堂，东西楼中间由停车场相隔，双方不能越界。两类学生被标签化，西楼生要穿粉红、蓝白的新校服，以区别着蓝黑色校服的东楼生，他们的上学、午饭、放学时间全部错开，有意不让他们在校园相遇。同时，东楼生可用新桌椅、接受奖学金评比，并享有优先用场地设施、参观世博的“特权”。所有福利，西楼生统统无份，犹如二等公民。虽然有少数成绩优秀的民工子女可升级为东楼生，但也有阶级之分，他们考试的试卷要标明是外地学生，不能参加上海学校的中考。有专家指出，上海有近38万外来流动人口子女，未能根治歧视的深层次原因在于户籍制度。随着越来越多民工子女学校被兼并，情况会更加严重。若增加新一代的隔膜和仇视，将不利于社会稳定。

解决收入差距过大问题要靠政府而不是靠剥夺富人
近日，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于鸿君教授在一次演讲中谈到，解决收入差距过大应从个人所得税、公司所得税和房地产置业税的政策上下手，比如说进一步甚至大幅度地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给穷人或者中低收入者留下更多的个人可支配收入等。在住房问题上，他说：“我们应该搞一个国家级的工程，解决中低收入者的住房，这得有钱，钱从哪儿呢？按照我的方案，就是从富人中来，你买豪宅，多交税，来补贴穷人买房。”对此，安邦特约经济学家、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钟伟认为，现在大部分政策建议缺乏理性，第一，GDP分配的问题主要是政府和企业多拿了，居民少拿了，过去10年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至少下降了1个百分点，也就是说2009年居民少拿了3.4万亿，这些成了政府财政收入和企业利润，蛋糕分得不利于居民，才是问题的根本；第二，其次才是居民之间富裕和贫困的差异问题，但一个大原则是，改善居民的贫富分化，不应该以损害居民部门在GDP中的分配为前提，以房地产保有税等种种做法，无非是对居民部门的进一步剥夺，使得政府税收更多，收入分配更加畸形，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更成为空谈；第三，在居民部门之内，消灭富人也未必有助于改善穷人的穷困，中国过高的个人所得税和变幻莫测的政策迫使中国富裕群体加速离开大陆，贫困群体只会因此变得处境更糟糕，如果把公共财政问题和贫富分化问题，简单地等同于政府剥夺富人，但并不为穷人建立起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局面的话，那么贫富之间的对抗，社会的动荡只会加剧，中国的阶层分裂，政府和资本的分裂只会加剧。

高考人数锐减显示公众对高等教育的预期显著下降
一年一度的高考落下了帷幕，参与者可能会发现，自己获胜的机会可能要比往年多了很多。这是为什么呢？首先，教育部发布信息显示，今年全国高考报名总人数是957万人，比去年减少约65万人。由于计划增加，报名人数减少，预计今年全国高考平均录取率将会增加近7%，将达70%。其次，教育部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参加高考的考生数量2008年达到峰值1060万人，随后连续两年出现较大幅度下降，分别为1020万人、957万人。这就意味着，仅仅三年时间，报考人数总量就减少103万人，少了将近一成的考生。缘何三年间考生人数减少了近一成？教育部的解释是，人口变化是这一现象形成的罪魁祸首；但是包括学者、民众在内，对于高考人数锐减这一现象提出了另外一种解读，人口总数是一个因素，但是受教育者的预期发生改变才是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原因。“我孩子初中出去工作，现在到深圳一个月能赚3000块；同村另外一个小孩，家里面供他上大学四年花了好几万，几乎倾家荡产，毕业后也到深圳找工作，找了很久才找到，一个月不过3000块，送孩子读大学还有什么意思呢？”也许这位淳朴的农民用最朴实的话语，道出了问题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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