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煤山惨雾（1）

　　崇祯17年（1644）的新年，是崇祯帝一生中所过的最后一个新年，也是他一生中所过的最晦暗、最死气沉沉的一个新年。

　　在除夕的大年三十晚上，崇祯帝还强作欢颜在后宫里同着周皇后、袁贵妃以及儿女们一起吃了辞岁的年夜饭。宫里也一直在燃放着爆竹烟火，气氛还算热烈。但他同后妃和太子守岁到了子时，领着太子一同到太极殿准备接受臣子们的朝贺时，却发现官员们都还没有到，只有刚刚入阁一个多月的内阁大学士李建泰踉踉跄跄地赶了来。由于元旦子时的早朝历来是大朝会中最隆重最意义重大的，从来没有，也不可能发生过集体迟到的现象。这一次出现这种情况，如果不是宫中的报时系统出了问题，把时辰报早了；就一定是京师四城的报时系统出了问题，把时辰报晚了。但崇祯帝当时没有想到这些，只是觉得近来朝臣们越来越涣散不负责任，全没有臣子的样子，甚至到了全不把大朝会放在心上的地步，因而非常气恼，干脆下令取消了这次朝贺。

　　大概因为正是大年初一的喜庆日子，崇祯帝觉得不便深究群臣的这次集体犯规，所以在发了一顿火宣布撤销早朝之后，也就回他的后宫去了，只是一直都在郁郁不乐的心情更加沉重。而那些稍后赶来参加朝会的群臣们在宫门听说这次早朝免了，同样感到摸不着头脑。大家只觉得，一年之际在于春，在春正月的第一天就无缘无故的停止朝见，怎么看也不像个国家吉祥之兆。

　　接下来的白天是个大风扬尘的阴霾天气，整天狂风怒号，竟如同夜晚一般，宫里宫外的人们只好点着灯烛过年，让人心中更觉得不痛快。直到下午的申时（四五点钟），阴霾才算过去，但仍是阴沉沉的见不到太阳。这个年过得完全是不见天日。

　　但在同一天，西北的古都西安却是热火朝天。这天凌晨，李自成在西安接受了他的文武百官的朝贺，并且宣布：建立自己的王朝，国号大顺，改元为永昌元年。李自成在这天还宣布，改西安府为长安府，称西京；追尊其曾祖以下为皇帝，册封妻高氏为皇后；定官制，封功臣。至此，李自成的农民军已经建立了一个体制完备的政权，下一步，就是要推翻明王朝，完成浑一天下的大事业了。

　　这时候，大顺政权的战略目标已经很明确，就是要以主力分进合击，扫荡华北，攻克北京。因而在正月初八日，年还没有过完，李自成就亲率主力由西安出发，不久后渡过黄河，向着明王朝的老巢北京一路攻杀过来。在过黄河到达晋南之后，大顺军分作两大部分。一为偏师，由制将军刘芳亮统率，沿黄河北岸一带跨过太行山转而向北，攻略潞安（今山西长治）、彰德（今河南安阳）、广平（今河北邯郸）、顺德（今河北邢台）、真定（今河北正定）、保定一线，自南面进逼北京。另一路为主力，李自成亲自统辖，沿晋中谷地向北，出大同、宣府，由西北直扑明朝的京城。两路大军号称百万之众，军容整齐，所向披靡。

　　崇祯帝和他的朝廷也是在正月里听到大顺建国和李自成发兵的消息的。尽管几年来风雨飘摇，崇祯君臣们已经对各式各样的军事警报听得太多，但这一次，仍然感到了形势的严峻和紧迫。崇祯帝深知，李自成部经过多年的历练发展，实力已非当年可比，这一次的进军看起来是冲着北京来的，如果没有一番大振作，灭顶之灾恐怕是在所难免了。为此，他在正月十一日召见内阁成员的时候悲愤交加，对大学士们说：“朕非亡国之君，事事皆亡国之象。祖宗栉风沐雨得来的天下，一朝丧失，有什么面目见列祖列宗于地下！朕要亲自率师出兵，决一死战，就是死在沙场也没什么，只是死不瞑目呀。”说罢竟放声痛哭起来。

　　几位阁臣还从来没有见过这样悲壮的情景，也是第一次听到皇上提到“亡国”两个字，一时慌了手脚，一面劝慰，一面表示愿意代皇帝督师出征。陈演作为首辅自然要带头，先请带兵御敌。崇祯帝却说他是四川人，不熟悉北方情况，不同意他去。蒋德暻、魏藻德等人请行也没有得到批准。最后大学士李建泰要求说：“臣家在曲沃，愿出家财作为军饷，不用国家出资，请让臣率军出征。”崇祯帝此时正为拿不出军饷而头疼，听到这话大为欢欣，于是转悲为喜，连连夸奖李建泰是忠臣，并且说：“卿若出行，朕定要仿照古代推毂之礼为卿送行。”

　　但李建泰其实只是一个极平庸的官僚，而且又从来没有军事方面的经验，不仅无法同历来带着阁衔出征的孙承宗、杨嗣昌相比拟，就是比起前年统兵出京的周延儒也还远远不如。靠这样一位督师就能挽救大明王朝的危亡？崇祯帝心里实在并没有底，不过是病笃乱投医罢了。所以李建泰出师的问题又耽搁了十来天才最后确定下来，这期间，崇祯帝一直在考虑其他的御敌之策。

　　他心里最愿意执行的一个方案是迁都江南。

　　明朝建国的时候本来建都在南京，后来成祖靖难成功，却不愿离开自己的老根据地北平（就是北京），所以在政权稳定之后仍然回到北方，以北平为北京，但在很长时间里北京在名义上只是陪都，称为“行在”，正式的首都还是南京。直到宣德年间，南北两京的地位才巅倒过来，北京成为了正式的京师，而南京反而成了陪都。但由于历史的原因，陪都南京一直保留着皇宫和一整套政府班子，有五府、六部、和各院、寺、科、司，甚至宦官的24衙门都一应俱全。各部门的长官和属员在名义上同北京各官是平级的，只是没有实权，管辖范围仅限于南直隶地区。

　　明朝在南京保持一套虚拟的政府班子，本来也有预防突然事变的意思。此时北方大部分地区频遭兵燹，已经残破得几乎无法收拾，而长江以南却还基本上保持着比较稳定的局面，因而迁都南京确实是暂时躲避危险，再从长计议的最佳策略。这里面的道理，就连从来不过问政事的周皇后都很明白。据说一次见到崇祯帝为国事危急闷闷不乐，她就提起过：“我们在南京还有一个家。”其实崇祯帝自己对于这个道理更清楚，而且早在崇祯十四五年间就已经与首辅周延儒秘密商议过南迁的问题。但举朝撤离北京，不论表面上说得怎样冠冕堂皇，具体做出怎样的安排，实际上都意味着要最后放弃北京和北方广大地区，下一步大概只能在江南偏安一隅。那样的话虽然算不上亡国，但导致一个一统天下成为半壁山河，却也有点像历史上晋代的惠帝、宋代的徽宗，难免要担误国昏君的名声。自以为是圣贤之君而且极重视自己脸面的崇祯帝因而在这个问题上又一直极为慎重。他希望最好是能有一个有威望的大臣出面力主南迁，而自己则最后在群臣的极力劝说之下“不得已”而为之。至少可以保持一点面子。

　　在这个问题上，崇祯帝的心态多少有点像在对清构和问题上的心态，内心极想，却不愿露出形迹，因而在酝酿的时候极其机密，到后来却多半不会有什么结果。最倒霉的常常是参与了机密的人，一旦稍有泄露，就会被当作遮羞和泄忿的牺牲品。当年陈新甲为泄露和款的天机而被杀，周延儒之死很可能也同密商南迁的事情露了风有些关系。

　　出于这样的心理，在崇祯17年（1644）初，关于南迁的讨论也进行得极其诡密。正月初三日，宫里城里都还在忙着过年，崇祯帝悄悄地把詹事府左中允李明睿召进宫来，在德政殿里秘密召见。李明睿只是个不起眼的文学侍从之臣，这次能够受到特别召见，是因为他一直主张“南迁图存”。他在年前曾上疏提出过这个问题，由于人微言轻，并没有引起强烈反响。崇祯帝在召见李明睿的时候把左右人等完全摒退，又再三四顾无人之后，才仔细讯问了关于南迁的设想。并且对他说：“朕早已有南迁之意，但无人赞襄，才拖到今日。你的意见同朕一致，朕决心已定。但诸臣都不同意，怎么办？你现在要保守秘密。”崇祯帝同李明睿谈了很长时间，中间还在文昭阁赐宴赐茶，茶饭后召入再谈，详细地商量了南迁的具体路线、沿途护卫、饷银以及留守等诸方面的事宜，直到天黑才让李明睿出宫。

　　从这次极不平常的召见中可以看出，崇祯帝当时在内心里确实已经决定了举朝南迁，但出于名声和面子的考虑，他却迟迟没有把这个问题提到桌面上来交群臣进行讨论，他所希望的由阁部重臣首先提请南迁的情况也一直没有发生，因而一拖再拖，所谓南迁图存终于成为泡影。而在这时候，崇祯再想要找一个如杨嗣昌、周延儒那样可以说说心里话的股肱大臣也已经没有了。

　　既然暂时不能弃城逃跑，就只有尽最大努力加强京城的守备。京城的常备卫戍部队是所谓的“京营”，是一支腐败已极的部队，平时闹饷生事，战时不堪一击。数年来清兵几次威胁京师，真正的保卫力量主要都是靠着各路勤王部队。这一次大顺军可能不久就要兵临城下，调军入卫的事当然应该早作安排。可是京城以外的北方各路兵马要在沿途抵御大顺军，不可能事先龟缩到天子脚下，南方的部队又远水不解近渴，崇祯帝能想到的只有山海关外面的宁远总兵吴三桂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