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索与印记：国际关系与外交学论文集》是中国人民大学硕士研究生王雪（青岛籍）撰写的一本论文集。作为特约编辑，对该书做了编辑加工，该书将由青岛出版社出版。虽然该书文字很粗，但作者对一些国际与国内事件，如国际非政府组织、中美关系、土耳其加入欧盟、非洲发展、美国宗教、维也纳体系、气候变化、全球化、依法执政、孔子外交思想、中国对外援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李鸿章评价等话题，从外交学的角度做了解读，不乏一些新颖独到的观点。时间关系，仅将其书中认为精彩的部分观点摘录如下，与各位分享。

近年来在对欧盟未来发展的预期中，有“欧洲的德国化”和“德国的欧洲化”两个趋向。除了占据欧洲心脏位置的天然地缘政治的重要性，德国在二战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因祸得福，由于其经济的迅速恢复发展、国内秩序的稳定、国民素质普遍较高以及从一体化过程中所获得的收益，德国俨然已经具备超过法国取得欧盟首席成员国的潜质。纵观二战后德国的发展，可以说它正是通过积极加入欧洲的一体化进程，通过“德国的欧洲化”不断在进程中多的主导权，使欧洲的一体化具备了“欧洲的德国化”倾向。在研究欧盟环境政策中特别提出这一点的原因是，德国国内的环境政策一向被称为欧洲最“绿”的政策，在温室气体排放、能源利用等方面的限制和规定比任何国家都严格，欧盟的环境政策能够发展到当前这样一个比较先进的程度，与德国在其中的作用是分不开的。在许多法律和政策的讨论过程中，德国的立场一向更加偏“绿”一些。在未来的发展中，基于德国在欧洲地位的稳固和上升趋势，可以说欧盟的环境政策已经具备了比较明晰的前景。
（《由哥本哈根谈起：欧盟对气候变化问题之政策分析》）

美国的社会学家罗伯特·贝拉于1976年发表的《美国的公民宗教》中提出了公民宗教的概念，他认为，美国存在一种不同于教会宗教的公民宗教，这种宗教通过一系列公共的信仰、富豪、仪式得以表达，而被政界精英们广泛引用的“上帝”一词已经成为一种新的宗教即公民宗教的表现形式。
在《独立宣言》中，“Nature's God”“Creator”“Supreme Judge of word”“Divine Providence”，这些听起来更像是自然神而不是宗教所指称的上帝。因为美国的创建者们宁愿将上帝称作造物主、立法者、审判者，这恰恰是因为他们深恐基督教各派之间发生的神学争论会损害那个更为重要的概念——即无论上帝属于哪种教派，他依然要美国人互相团结，共同努力。
这种“上帝”的概念可以被任何宗教文化背景的人所接受。“上帝”烙印还体现在总统身上。比如贝拉在研究了所有美国总统的就职演说后发现，他们无一不提到上帝，但却从未提过耶稣基督，比如华盛顿把11月26日宣布为国家“公开祈祷日”，老布什把1991年12月3日定为“海湾战争祈祷日”，“9·11”以后小布什虔诚地祷告“天佑美国”......所以，美国人其实在不断按照自己的形象塑造一个自己的上帝，而在政治层面，这个上帝其实是一种政治工具。
所谓的公民宗教，实际上只是非宗教的宗教关怀，唯一要求是履行一个美国公民的义务，遵守宪法。公民宗教是美国人民的共同信仰，是美国民族的统一道德观，甚至可以说是政府的意识形态，是宗教与政治的结合，是秩序宗教与政治宗教，是连接个人与国家的纽带。
（《州长求雨：政治与上帝的对话》）

长期以来，我们混淆了执政党和领导党的区别，以执政的方式领导整个社会生活，以领导的方式处理党与政权机关的关系，迟滞了中国法治化的进程，最终将自己放在了社会矛盾的焦点上。执政是一种有限的行为。执政反映的是政党与国家政权之间的关系，其处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范围不取决于执政党自己的认识，而是由宪法和法律规定。执政者不能以“党的领导”为由，任意扩大自己管辖、处理的事务范围。执政是一种法律行为，它不仅要求政党进入国家政权和贯彻政党意图都要合法，而且执政者对于自己失信的决策和执行失误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浅析依法执政》）

作为朝廷主管外交的大臣，面对列强或咄咄逼人或阴险狡诈的侵略态势，李鸿章不得不面对的是在保护宗主权和维护国家利益之间的选择。从琉球、越南到朝鲜，任何时候他都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国家安全和利益。如果说在琉球问题上他对于天朝的“脸面”问题还拘泥于过时的“天朝上国”的美梦中，那么在越南问题上，他逐渐清醒地意识到，有名无实的宗藩名义远远没有国家的领土安全重要，在与法国实力悬殊的情况下，他试图用宗藩之名行边防之实，而在法国的侵略既成事实后则果断放弃宗主权以取得从中法战争中抽身。对于朝鲜这个直接关系国家中心地带的“保护地带”，他更是通过尽力维护宗藩关系或者至少保证朝鲜不至于亡国的办法遏制日本的扩张。所有的这些做法无非是想尽最大可能保障国家利益与安全。应当说，这不仅仅是他本人在思想上的进步，对于一个正逐渐地沦为列强瓜分的殖民地国家，这种选择无疑是一种最现实的防御战略。
（《一个“裱糊匠”的悲哀——李鸿章与近代宗藩体系的瓦解》）

笔者始终坚持的一个思路是，对于中国政治的研究不能忽视一种国际性的视角，中国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的，都不可逆转地一步步融入到国际社会之中，在国际格局中从边缘渐渐进入了中心角色圈，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的任何发展变化都离不开国际因素的参与，而国际政治的进程同样也离不开中国因素这一重要变量。对于这方面的学习和研究，多是偏重于从中国国内的政治变化、经济状况和社会文化方面开了吧，笔者希望能够从另外一种视角，即将中国置于国际格局、国际政治的框架下，思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合理性、创新性以及其动态性变化。
西方选举制度的一个天然弊端是，代表一部分人利益的当选者将忽视社会中其他利益群体的需求，而且西方大国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所推广的所谓民主的多党制，实质上是方便控制该发展中国家的一个政治工具，因为西方国家可以在任何政党上台的时候都利用其反对党对其进行制约。因此，没有必要过于崇信西方的所谓民主制度，中国的民主应当具有自己的特色。
当前的中国社会，尤其是青年一代对于西方文化的认同感甚至等同于甚至超越了对中国本身东方文化的了解，然而这种认同感却又是建立在没有西方社会历史文化积淀的基础上的，因此只是肤浅的表面上的认同，深层次对传统文化和道德的忽略所代带来的消极影响却潜在威胁着中国的长远发展。.....当前，执政党应当归纳一个关于中国特色文化的体系，与教育制度灵活地结合起来，抛弃那种宣传、灌输的方式和肤浅的文化解读，以更具说服性和大众化的方式，逐渐调和当前社会中的种种失衡和矛盾。
（《国际视角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是什么？理论是一种看待问题的视角和解决问题的工具，任何理论都带有其创造者自身只是的限制和历史发展的时空特征，因此只要一个理论能够提供在它所针对的领域研究的一种有启发的视角，就可以说是有价值的，没有哪一种理论可以统摄社会科学所有研究领域的哲学分类方法和思维模式，即使有某位社会科学家以其卓越的贡献提供出一种独有的理论，它也不可能超越时空的局限，长久地垄断学界。
哈耶克能在他所处时代对自然科学的崇拜中冷静下来，对社会科学进行本体论和方法论的反思，这种独到的视角，不仅对后来的学术研究甚至社会制度构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更是对后人学者的一种鞭策，意在使学者们面对学术研究之时，仍能够保持一种清醒的头脑，从研究对象和目的出发，确定最有效率的研究方法，并且在社会科学领域，多一份对研究对象的人文关怀，少一点自以为是的简单归类，忠于自身智慧和能力所能企及的高度，顺应时代所给与的知识与局限，才能真正对科学研究，尤其是对社会科学研究作出些许贡献。
（《社会科学的颠覆性反思与人文理念的回归——由“反革命”一词谈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