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3）

　　朝廷不顾廷臣议论纷纷，任命吴三桂为临时军事统帅，要他“徐图再举”。至于如何再举，崇祯君臣们却一直没有想出一个可行的办法。崇祯帝为辽东的军事问题召开过几次御前会议进行讨论，兵部只是强调“宁远现在有兵三万，巡抚、总兵都很得力”，宁远的防务可保无虞。而对于如何解救松、锦四城的围困却根本不提具体意见，好像那是一个应该由总督、巡抚们自己见机而行的小问题。兵部对这个棘手的大事避而不谈，刚刚复职不久的首辅周延儒和他的内阁同僚们就更不愿搅进来。周延儒初回内阁的时候，有一位关心国事的老将军曾拜见他，对他说：“相公入朝，愿首先以松山为急务，那是关系到国家安危的，松锦一失将无所措手足。”但圆滑的周延儒见到事已大坏，此前的布置又同自己无关，就宁愿缩起头来不置一言。至于国家大势如何，那自有皇帝去安排。

　　崇祯帝却根本不知道应该怎样做出安排。大臣们提不出办法，关外的军事部署也就无限期地被搁置下来，没有人总理其责，也没有任何调集部队支援松、锦的计划，只是听任洪承畴和祖大寿等人的一两万人马被分割在四座孤城中自生自灭。

　　松、锦四城被围困的明军眼巴巴地企盼着援军的到来，却总也盼不到，守城越来越困难。松山城座落在一块四周突起的凹地上，全城面积只有0. 1平方公里左右，城墙也不坚固。洪承畴带领着一万多明军驻扎在这个狭窄的小城中，粮草殆尽，火药缺乏，要长期坚守几乎是不可能的。清太宗似乎料定了明朝不会再派出大批援军，在九月里就回沈阳去了，留下杜度、多铎、阿济格等诸王主理军务，并且制定了围而不攻，静等城中粮尽自溃的方针。洪承畴也逐渐明白朝廷大概不会派出援军了，曾经先后5次组织强行突围，但都没有成功。天气一天比一天寒冷，城中将士们的心也慢慢凉透了，大家都知道城破只是早晚的事情，眼下不过挨一天算一天罢了。从崇祯14年（1641）冬到15年（1642）春，不论是明廷还是被围的明军，实际上只是在静静等待着松、锦四城被最后攻破的那一天。有了这样的心理准备，大家反而不急不躁，变得极有耐心起来。

　　就这样一直拖到年末，在军事事务方面负有主要责任的兵部尚书陈新甲走投无路，终于又想起了尝试过几次却从来没有成功过的“款和”政策。据前方来的战报说，辽东大雪深丈余，清军寒冷缺粮，想要和谈。从清朝方面的史料来看，这完全是明朝上下一相情愿的误传，但这种误传却提醒了陈新甲。尽管此前袁崇焕和杨嗣昌曾先后提出对清用“款”的策略，都遭到了皇帝和朝臣的一致否决，但在目前这样严重的军事危机面前，又根本没有办法调兵遣将，唯一可以试一试的也只有和谈一途了。

　　其实在更早些时候，前兵部尚书傅宗龙从狱中释放出来出任陕西总督，行前就曾同陈新甲议论过对清构和的问题，傅宗龙离京前又对大学士谢升谈及此事。到崇祯15年（1642）正月，谢升感到扫平辽东已经绝无希望，在召对时秘密向崇祯帝汇报了陈新甲的提议。自袁崇焕以通款的罪名被杀，杨嗣昌因提倡构和遭到朝野上下同声痛骂之后，与清方和谈已经成了崇祯朝议论国是的一个禁区，主战派高举夷夏之别的旗帜，慷慨激昂却拿不出什么可行的对策；而一些对国家形势有比较清醒认识的人明知尽可能同清方构和是暂时摆脱危机的一个办法，却不敢公然提出来，怕被人指为通敌的汉奸。崇祯帝自己也深受着舆论和传统观念的制约，生怕担当一个向夷狄屈服的千古罪名。但到了崇祯15年（1642）初，险恶的形势却逼迫着他不得不考虑这一“下策”了。

　　崇祯帝立即为此事召见了陈新甲，而且表面上摆出一付绝不向“鞑虏”屈服的姿态，对陈新甲切责一番。但陈新甲和谢升却都明白，皇帝进行这次秘密召见本身就意味着他已经对议和的事情感兴趣。因而陈新甲一面谢罪一面申述自己的理由，谢升也在旁边极力劝说：“如果对方真肯议和，和局还是有利。”崇祯帝沉思半晌，才终于表示同意陈新甲的建议，但要求陈新甲一定要机密行事，一切都要暗中进行，千万不能让朝臣们听到风声。

　　但无所不知的言官们还是听到了风声。有几位御史、给事中去向谢升询问有关情况，谢升对他们说：“皇上力主议和，诸位请一定不要多说。”言官们却为这些话立刻上章弹劾谢升，说他“昌言于众，以暴扬皇上之过，大不敬，无人臣礼。”崇祯帝为此也十分恼怒。他对于同清方和谈本来就羞羞答答，很不愿意让人知道，很怕被人议论成昏君误国，谢升却一下子把事情搅得满城风雨。按照他一贯的脾气，谢升弄不好就有不测之灾。好在当时他正在一意更始维新，多日来对朝臣的态度出奇的和缓，这一次也只是对谢升大大责备了一番，最后仅仅削籍为民了事。但对于事件中涉及的议和问题，他却一直支支吾吾，顾左右而言他，始终没有表明态度。

　　身为一国之君，对这样一个事关国家安危的重大问题如此摭摭掩掩，反映了崇祯帝性格方面的致命弱点。而对这一重大决策的这种态度，又从根本上决定了议和不可能取得成功。但从这年年初开始，同清方的和谈还是极其机密地进行了，一切重大事宜都是由崇祯帝亲自筹画决定的，具体安排执行的则是陈新甲。

　　正月，崇祯帝暗中委派原来在辽东军前赞画军务的主事马绍愉为对清和谈的特使，晋升为兵部职方郎中，特赐二品服饰（郎中官只四品），到关外进行谈判。马绍愉轻车简从，主要助手只有那个无官无职但过去曾与清方多次打过交道的算命瞎子周元忠，一个被除名的举人叫朱良才，再加上由参将李御兰和周维墉带领的一支小小保卫部队，悄悄地出了山海关。当时松、锦诸城被围，只有塔山紧靠宁远，同后方的通路还没有完全断绝，马绍愉一行就进驻到塔山，通知清方有天使前来谈判。清朝方面一直很重视利用谈判取得政治成果，但在围城将要凑效的时候却不愿意因为谈判而贻误军机，所以对马绍愉的使团只是虚与委蛇，派出的代表一个是锦衣少年，一个是须发皆白的老者，比起明朝代表团的阵容也强不了多少。

　　两个代表团在塔山附近的高台堡会面，双方表面上都很礼貌，马绍愉还以主人的身分大排酒宴招待清使。但在吃喝之后，清方使节却不愿谈实际问题，而是首先希望见到明朝皇帝的敕书，以证明明方诚意。明朝因为从来不同夷狄藩属谈判，没有经验，马绍愉出京时并没有带敕书，只得赶忙向京中请示。崇祯帝已经决心和谈，就破例给清朝写了一份敕书，但仍然不能放下天朝的架子。敕书中说：“朕听说沈阳有罢兵息民之美意，但向来沿边督抚没有奏闻。……使朕不能以开诚之心，怀柔远人，如我祖宗朝恩义联络之旧约。”总而言之是表示了对一个野蛮的属国宽大为怀。至于所谓“抚赏”，也就是对清方的经济赎买，崇祯帝同意每年支付47万两，也算是挖心割肉，下了狠心。

　　清方代表把崇祯帝的敕书送回沈阳给太宗过目，不久有话回来，说敕书同早年明朝诸帝颁发给女真各部首领的封赠敕书样式不一，用印不符，认为是边关大臣伪造的，对敕书中的用语也非常不满。谈判为此暂时中断，马绍愉只得如实向崇祯帝汇报。其实这不过是清方有意拖延的一种伎俩而已，因为时间已到二月，天气较暖，清军已经准备对松、锦诸城发起总攻，收取胜利果实了。

　　明廷在年初秘密进行谈判的同时，也曾屡次督促新任蓟辽总督赵志完率关门附近各镇兵马援救困在松山的洪承畴。但由于根本没有做出严密的部署，各镇将领又都畏葸不前，救援只是一句空话。洪承畴等人在松山、锦州等几座孤城里困守到二月，已经弹尽粮绝，毫无斗志。二月十八日夜间，洪承畴部下的副将夏成德暗中投降了清朝，作为内应，接引清兵登上松山城。城中大乱，几位大帅各自逃命，但一个也没有逃掉，统统被俘获。清军将巡抚邱民仰，总兵曹变蛟、王廷臣杀死，把洪承畴押解回盛京（沈阳）。而后，又把松山城夷为平地。

　　松山失陷，锦州的守军失去了最后一点希望，再也无心固守了。三月初八日，祖大寿开城第二次投降了清朝，锦州终于落入清军之手。其后，清军又在四月初九日用红衣大炮轰开了塔山，歼灭城中守军7000余人。二十一日，炮轰杏山，明守军6800余人全部投降。在短短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宁远以东的4座城池全部落入清军的手中。至此，历时将近一年的松锦战役算是最后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