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 岛 落 日
蒋介石与民国大佬的黄昏岁月
王先金 编著
第三章 蒋经国主政台湾
蒋经国、蒋纬国身世之谜 (14)
廖承志公开致信蒋经国
廖 承 志
1982年7月初，蒋经国在悼念其父蒋介石的文章中，写到“切望父灵能回到家园与先人同在”，还表示自己“要把孝顺的心，扩大为民族感情，去敬爱民族，奉献于国家”。
很快，中共方面就作出了反应，1982年7月24日，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廖承志致信蒋经国，在海外引起强烈反响。
1982年7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廖承志致蒋经国的公开信。此信立即广受海内外瞩目，台湾报刊亦全文转载。信的主要内容如下：
“经国吾弟：咫尺之隔，竟成海天之遥。南京匆匆一晤，瞬逾三十六载。幼时同袍，苏京把晤，往事历历在目。惟长年未通音问，此诚憾事。近闻政躬违和，深为悬念，人过七旬，多有病痛，至盼善自珍重。三年以来，我党一再倡议贵我两党举行谈判，同捐前嫌，共竟祖国统一大业。惟弟一再声言‘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余期期以为不可。世交情深，于公于私，理当进言，敬希诠察。祖国和平统一，乃千秋功业，台湾终必回归祖国，早日解决对各方有利。台湾同胞可安居乐业，两岸各族人民可解骨肉分离之痛……吾弟尝以‘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应求万世名’自勉，倘能于吾弟手中成此伟业，必为举国尊敬，世人推崇，功在国家，名留青史。所谓‘罪人’之谈，实相悖谬。局促东隅，终非久计。明若吾弟，自当了然。如迁延不决，或委之异日，不仅徒生困扰，吾弟亦将难辞其咎……评价历史，展望未来，应天下为公，以国家民族利益为最高原则，何发党私之论！至于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云云，识者皆以为不太现实，未免自欺欺人，三民主义之真谛，吾辈深知，毋须争辩。所谓台湾‘经济繁荣、社会民主、民生乐利’等等，在台诸公，心中有数，亦毋庸赘言……吾弟一生坎坷，决非命运安排，一切操之在已。千秋功罪，系于一念之间……岁月不居，来日苦短，夜长梦多，时不与我。盼弟善为抉择，未雨绸缪。‘廖廓海天，不归何待？’人到高年，愈加怀旧，如弟方便，余当束装就道，前往台北探望，并面聆诸长辈教益。‘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遥望南天，不禁神驰，书不尽言，诸希珍重，伫候复音。老夫人前请代为问安。方良、纬国及诸侄不一。”
廖承志的信发表之后，直到8月中旬，蒋经国依然毫无反应。
蒋经国清楚，廖承志公开信的背后是邓小平，是周恩来的遗孀邓颖超，公开作答是避免不了的。在蒋经国的授意之下，台湾当局搬出了宋美龄，让她以长辈的名义给廖承志回信。
8月17日，远在美国的宋美龄发表一公开回函，开口便称“承志世侄”，廖承志以兄长之名写信给蒋经国，半开导半训斥，蒋经国默不作声，宋美龄却以长辈之名，来对廖承志数落了一番，而且口气不小。宋美龄写道：“余阅世侄电函，本可一笑置之，但念及五十六年前事，世侄尚属稚年，此中真情肯綮，殊多隔阂。……”随后即大段追溯蒋、廖两家世交渊源。公开函的末尾，宋美龄摆出“恩人”的姿态说：“世侄万籁俱寂时，谅亦曾自忖一生，波劫重重，抗战前后，若非先总统怀仁念旧，则世侄何能脱囹圄之厄，生命之忧，致尚希冀三次合作，岂非梦呓？又岂不明黄台之瓜不堪三摘之至理耶？”
根据史料，1932年，廖承志在上海从事地下活动遭国民党特务逮捕，其母何香凝四处奔走国民党元老，力求保释独子，后蒋介石顾及党内反应，下令释放廖承志。抗战中期，廖承志任南方局委员，并在粤、赣、桂、湘、闽边区发展组织，进展迅速。随后，国民党中央驻粤宪兵第七团对南方局开会的民宅进行突击，逮捕了廖承志以下近百名干部。廖承志被捕之后，具有国民党中央委员身份的何香凝立刻由香港偕同廖承志妻子手抱幼子，赶赴广东韶关，先后向李汉谋、李汉魂求情未果。不久，廖承志被解往重庆监禁，蒋介石经多重考虑，再予释放。宋美龄所提之事即此。蒋对廖的两次捉放，无论其私人恩怨的是非曲直如何，宋美龄的公开回函，虽然不可能刊在当时中国大陆的媒体上，但却在海外华人社会掀起相当的波浪。
宋美龄没有得到任何回应，又于1984年2月写了一封“致邓颖超公开信”，不过这封信无论内容或文采均不及上一封，在收不到任何回应的情况下，只能黯然落幕。
宋美龄的回信尽管表面上恶气充盈，但实际上蒋经国已在考虑着台湾与大陆的和合问题，他的密史已经启程赶赴北京了，开始了海峡两岸的高层秘密接触。
这个人就是沈诚，他成了蒋经国和邓小平及中共领导人都信赖的信使。
1983年，邓小平、陈云等中共领导人在各种场合表达举行国共和谈的愿望：“国共合作是平等的合作，平等的商量……是国共两党商谈”；现在“两边虽然吵架，但都坚持只有一个中国，反对台湾独立的立场。在这一点上，我们两边是一致的”；“将来我们这边的老一辈人不在了，接我们班的人仍然会坚持这个立场，并且能够坚持下去。但他们那边的老人不在时，接他们班的人是否会坚持这个立场？因此，要趁我们这些老人还在的时候，早做打算，早下决心，先把国家统一起来”。这样，尽快与台湾蒋经国进行联系和沟通就是一个关键问题，沈诚由此而成为往来两岸间的“密使”。
1983年6月26日，邓小平会见参加北京科学技术政策讨论会的美国新泽西州西东大学教授杨力宇时说：“你们今年3月在美国旧金山举办‘中国统一之展望’讨论会，做了一件很好的事。”邓小平对杨力宇教授的作为表示赞赏。这次会见，其实就是一次公开的隔海传话。
邓小平在谈话中直击蒋氏父子：“我们是要完成前人没有完成的统一事业。如果国共两党能共同完成这件事，蒋氏父子他们的历史都会写得好一些。当然，实现和平统一需要一定时间。如果说不急，那是假话，我们上了年纪的人，总希望早日实现。要多接触，增进了解。我们随时可以派人去台湾，可以只看不谈。也欢迎他们派人来，保证安全、保密。”
1986年10月，蒋经国的密使沈诚已经三度北上。此后，他得到蒋经国明确指令，要加速与大陆最高领导层沟通，因此他有了会晤叶剑英、邓颖超、杨尚昆、邓小平等中共最高领导人的宝贵机会。
根据多次与中共领导人接触及中共方面的建议，他于1986年夏在台北草拟“国是建言”呈交蒋经国。由台北返回香港后，中共方面要沈诚就两岸关系提出具体意见，他在“国是建言”基础上形成“国是建议备忘录”。内容有：“一、分析两岸两党对当前‘国是’在观点上的异同；二、双方对意识形态的差距和互相执着；三、经济制度、社会结构的分歧；四、如何在‘国家至上、民族第一’的大目标下，共同为和平共存、国家统一而努力奋斗；五、国家一定统一，手段必须和平；六、实行国共两党第三次合作。”沈诚的建议受到中共领导人的高度重视。
1987年3月，中共方面以全国政协名义邀请沈诚到北京晤谈。赴京前，沈诚去台北密见蒋经国，并力主突破“三不政策”。蒋经国不反对沈诚建议，表示“目前阶段暂时还只能采取‘官民有别’政策，对纯粹民间之接触、交流，政府新的‘三不政策’是不鼓励、不支持、不压制”。蒋经国这一决定实际上改变了原来的“三不政策”，对两岸关系发展有积极意义。
3月1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杨尚昆接见沈诚。杨尚昆对沈诚说：“我们党中央对你提出的建议十分重视，并且也决定了一些具体步骤，所以请你来谈。兄弟骨肉没有什么不可解决的事，有问题大家坐下来谈，只要大家开诚布公地谈，总会消除一切隔膜的。”
关于国共和谈问题，沈诚要求中共方面提出腹案，以便向蒋经国“请示机宜”。杨尚昆提出中共中央关于谈判的基本原则是：“第一，双方谈判主题：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国民党。因为今天以两个政府来谈，诸多不便，可能产生不对等的现象，你们可能有困难。而党对党谈起话来灵活多了。所以我们还特别说明，党对党中还加以强调：一、中央层次；二、对等地位。这两点，以示对你党的尊重。第二，谈判主题：先谈合作，后谈统一。”沈诚当晚通过香港将他与杨尚昆谈话的主要内容报告给蒋经国。两天后台北传来消息：蒋经国同意“两党对等谈判，中央层次”模式，“但在技术上还希望正式有个具体表达”。沈诚即将此信息转达给中共中央领导人。
几天后，邓小平接见沈诚。邓小平向沈诚谈了“实行一国两制，完成祖国统一大业问题”。
3月25日，中共中央领导人研究决定，以杨尚昆名义致函蒋经国，并由沈诚秘密带至台湾，邀请国民党派代表到北京举行和谈。
3月29日，沈诚赶到台北将杨尚昆信函面交蒋经国，蒋经国一面接函，一面满脸笑容地握住沈诚的手说：“则明弟，你辛苦了。杨尚昆，我们在莫斯科就认识。”当沈诚介绍杨尚昆每次见他必定问及蒋经国的情况时，蒋经国说：“这便是中华民族文化……只有双方在文化认同上有了共识，两岸才能走向合作、统一的大道。”
沈诚除了将杨尚昆的信函交到蒋经国手上，同时还把《香港基本法》带给台湾当局，希望他们看看，有什么意见，有什么对台湾还可以更加变通的，尽可以提出来。
自1981年蒋经国暗许沈诚赴大陆之后，几经接触下来，蒋经国对中共最高领导层的和平真意有了较为明确了解，随着他的身体状况每况愈下，蒋经国想在他还活着的时候就解决祖国统一问题，寻找与中共和解的渠道，这种愿望在邓小平数次隔海传话后愈发强烈。在这次密使沈诚京返回台湾六天之后，也就是蒋经国反复研读杨尚昆的信之后的1987年4月4日，蒋经国在慈湖书房约见沈诚时说：“我对于他们的来函，已仔细看过，大致上他们还是有诚意的，至于在时机上，他们好像操之过急。党对党谈判是准确的，最重要的是大家认同大家的‘党中央’，能以‘中央层次’对等谈判，才不使双方有尊卑的感觉。真正要谈判，也要在我们自己党内求得共识，因为党内一部分人还持着反对态度。在党对党谈判原则下，一定要保密，在双方没有取得一定的协议前，尽量不要赴会。以后视形势发展，为了配合两岸关系，我们一定会在政府部门成立一个协调党政工作的机构来运作。”
蒋经国很快下令在国民党中央设立大陆工作指导小组，于1987年7月14日宣布废除在台湾实施长达38年的“戒严体制”，接着又开放两岸民间人员往来，陆续对大陆作了“适度开放”。
9月，沈诚赴台北探视已病魔缠身的蒋经国。蒋经国对沈诚说：“我正研究他们（中共）来的那封信的处理问题。信已给老夫人（指宋美龄）看过了，她表示好好研究一下再做出决策。”“他们（中共）的诚意，我有同感，不过像这样大事，多少要设想得周全一些才行。”
沈诚建议“礼尚往来”，给中共方面捎个回信，然后再做具体规划。
蒋经国说：“今天的一切，主动在他们，我看回不回信在其次，重要的是下一步具体工作应如何开展。”蒋经国表示要考虑下一步赴大陆与中共谈判的人选问题。
1987年10月，杨尚昆在北京第二次约见沈诚，了解蒋经国对国家统一态度和台湾“本土化”及“台独”情况。沈诚表示：“经国先生绝不会搞‘两个中国’，更不会助长‘台独’或‘独台’。”杨尚昆说：“我们是绝不允许‘台独’的，所以我们一直坚持不放弃武力，也就是针对‘台独’的。”
11月25日，蒋经国表面上还在国民党中央常委会上说：“始终坚持两大政策，一项是坚决不和共产党接触，一项是坚决反对台独的分离意识。今天我们要再一次强调这两大政策，并期勉励全体同志，贯彻到底。”
然而，蒋经国于12月7日约见沈诚，告知“下一波正式去北京的人选，大概在下个月初的党的中常会作决定，那时你就可以安排了”。显然这是对杨尚昆密函的答复，国共两党对等谈判，已是呼之欲出。
令人遗憾的是，赴北京正式进行国共和谈的代表尚未派出，蒋经国就于1988年1月13日突然去世。当天晚上，国民党召开临时中常会，宣布李登辉继任“总统”职位。
1月21日，蒋经国去世后仅一个星期，他派往大陆的信使沈诚就被捕入狱，不审不判关押达近一年之久。
“共产党的情我领了”
1987年初，外界风传台湾“总统”蒋经国已病入膏肓，将不久于人世。消息传到日内瓦，汪德官与女儿汪长诗无论如何坐不住了，毕竟曾为一家人(汪长诗曾是蒋经国儿子蒋孝武的第一任妻子)，更何况他们的外孙、儿女蒋友松与蒋友兰深得曾祖父和祖父的疼爱。两人商定，马上飞台湾看望蒋经国。
途经香港，汪长南(汪长诗的同父异母哥哥)夫妇早已在机场迎候父亲和妹妹的到来。汪德官的老朋友、时任新华社香港分社台湾事务部部长的黄文放也到宾馆探望汪德官父女俩。交谈中，黄文放得知汪德官父女此行的目的，随即托付父女二人可否帮忙携带一盘录像带当面交与蒋经国。汪德官父女二人没多问一句，欣然表示同意。
其实，此时的蒋经国病还不是那么严重，汪德官父女不远万里专程来台湾探望他，令蒋经国非常感动，乃以“亲家公”和“儿媳”待之，亲情交融。汪德官瞅准一个最佳时机，将老友黄文放所托的录像带亲手交与蒋经国，说：“这是那边一位朋友托我带给你的。”
蒋经国知道这位老亲家与国共两边都有交情，见是一盘录像带，马上屏退左右，独自和汪德官父女一起播放观看。 蒋 经 国
电视屏幕上出现了一个又一个既熟悉而又模糊的场景：浙江奉化溪口镇，青山逶迤，碧水荡漾。溪口镇东口，是武岭门。门上“武岭”二字，仍为当年国民党元老于右任所留笔墨，只是重新刷过漆，愈加清晰醒目。蒋家老宅子丰镐房，蒋介石出生的地方玉泰盐铺，蒋氏宗祠等，还有蒋经国住过的小洋房，均原封不动地保持得非常完好，并且修葺一新。尤其是蒋家三里外白岩山上的蒋介石母亲墓地，墓碑上孙中山亲笔题写的“蒋母之墓”，没有丝毫变化。溪口镇北摩河殿附近的蒋介石原配夫人、蒋纬国生母毛福梅的坟墓，亦经过修葺，当年戴季陶提笔写下的“蒋母毛太夫人之墓”八个大字，更是历历在目，肃穆苍劲……
看到这一切，汪德官父女内心受到极大震撼。蒋家王朝被共产党推翻并被赶至台湾已经50年了，还将其祖坟、旧居如此善待，如此尊重，其心如日月，昭然于世。蒋经国双目紧盯着屏幕，一动不动。当屏幕上出现当地官员和民众纷纷向其祖母、母亲墓祭拜的镜头时，他的眼泪止不住流淌出来。
看完录像带后，蒋经国对汪德官父女动情地说：“共产党的情我领了!”
不久，蒋经国就宣布了两岸开禁政策，允许台湾非党、政、军人员赴大陆探亲、旅游，为冰封近半个世纪的两岸关系打开一个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