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范的时代，利己性自杀将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宿命

　　韩和元

　　近期的新闻焦点非富士康莫属了，从2010年1月23日凌晨4时许，富士康19岁的员工马向前选择跳楼自杀后，这一现象已经成为这家世界上最大代工企业挥之不去的噩梦，它像传染病一样的迅速扩散。到今天为止，在这短短的4个多月的时间里，已经出现了13例的跳楼和一起割脉自杀的个案了。

　　面对这类以生命为代价的恶性事件，人们各有意见和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这是因为企业的无良所造成，并将此上升到富士康的管理模式的反省——有评论人士这样写道：“最潮的电子产品：苹果的手机、惠普的电脑、摩托罗拉和诺基亚的手机，源源不断地从富士康的工厂运向世界。2008年出口额达556亿美元，占当年中国出口总额3.9%——没有半军事化的管理、令人崩溃的高强度劳动、以加班工资为主要来源的收入结构，没有统统这些中国特色的企业经营之道，‘中国制造’的竞争力从何而来？那些辉煌的数字从何而来？印度的人力资源同样丰富，却没有‘代工之王’，秘密不就在这里吗？”这类人本能的指责富士康缺乏应有的良知并要求其强化道德自律和社会责任感。但个人认为这种谴责和呼吁合理但却不得要领。事实上早在2007年，与富士康比邻而居的华为也曾发生过类似的自杀事件。

　　对于发生大面积失序的根本原因并不只在于企业的道德倾向，当然也绝不是有论者认为的这只是自杀者个人心理的问题——但显然富士康集团本身是认可这种观点的，郭台铭先生认为他的管理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出现员工连续性的跳楼事件只能够解释为员工的个人心理问题了——这正是其为什么要求员工签订“不自杀协议”的内在原因了。对于富士康事件，媒体也越来越自觉的开始自我反思，有媒体就认为模仿、传染也是自杀的原因，于是有媒体人士呼吁媒体在事件的传播上应该自律。

　　但问题显然比这要复杂的多，罗伯特.希勒教授有一个很好的观点，他说：世上的绝大多数的事件，我们都找不到简单的起因。当这些事件朝着极限方向发展时，就像1929年引发的大萧条一样，通常是因为一大堆因素的积合，其中任何单个因素都不足以解释整个事件。更接近事实真相的是，富士康跳楼事件是多种多样的因素——重要的和次要的，间接的和直接的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富士康要想降低其员工的自杀率，那么它紧要的不是去请道士、和尚驱鬼去邪，而是认识问题的本质。

　　所谓的自杀，就是指凡由受害者本人积极（如自己枪杀自己）或消极（如绝食死亡）的行为直接或间接引起的、受害者本人也知道必然会产生这种后果的死亡。而产生自杀的原因，在埃米尔·迪尔凯姆之前，人们倾向于像富士康集团的不“自杀协议”的制定者那样思考，认为最后促成自杀的动力来自自杀者的心理：自杀只是一种简单的个人行为。但埃米尔·迪尔凯姆并不这样认为，这个法国学者认为自杀的促成动机来自社会，他认为引起自杀的真正原因是社会力量。

　　在其1897年出版的《自杀论》里，迪尔凯姆在运用了社会统计的方法，特别是以统计交互表格的形式，展现了大量的经验资料，试图从社会与个人的关系上解释自杀的原因。迪尔凯姆认为社会的人需要一个高于个人的社会目标；对这个目标所负的义务不至于使他失去自主；他的欲望应受到社会秩序给予的一定程度的限定。他认为，当一个社会不能提供上述3项条件时，一些心理上脆弱的个人就可能会自杀。他把自杀划分为4种类型，即利己型自杀、利他型自杀、失范型自杀和宿命型自杀。

　　在他的定义中，利己型自杀产生于极度的个人主义，他认为这类人以极度的自我为中心，这类人不试图与他所处的环境相适应，反而是意图让环境来服务于他。而利他型自杀则产生于过分地屈从于一种社会目标和意义，过密地结合在社会中，以致个人失去了自主，日本皇军的切腹自杀就是一种典型的例证。而失范型自杀则是由社会混乱所导致——在混乱中社会成员的行为失去了规范，增添了痛苦，实际上就是一社会解体和个人与团体间联系脆弱为特征的现代社会危机。（在这些社会里，社会生活并非由习惯所支配；个人一直处于相互竞争的状态之中；他们对生活充满希望，要求很多，因此，他们经常感到因欲望和满足间的不协调而产生痛苦，成为自杀诱因。）譬如西方近代个人主义的发展使个人与家庭、宗教和社会相脱离，从而使一些人感到生活空虚并失去目标。而至于宿命型自杀是由于社会控制过度造成的，个人失去了任何希望。

　　综合迪尔凯姆的理论观点，我个人认为造成富士康连续性的自杀现象的根源在于诸要素的叠加。

　　富士康成立于1988年，其管理理念并不是现在才有的，事实上它是作为成熟的模式从台湾移植过来的，但为什么80、90年代在其服务的员工却很少甚至没有发生过类似的事情，而现在的员工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合理的解释是，富士康的主力军——那些年龄介于18岁到24岁的年轻人。他们在中国启动经济改革之后出生，本身没有经历过太多的苦难。更重要的是，他们是在中国启动计划生育政策后出生，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是独生子女，他们从小过的就是“小皇帝”“小公主”的生活，一切都以自我为中心，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必须围绕着他转。对于独生一代，早在2006年北京幼儿早期教育发展国际论坛上，与会专家就总结认为，他们的个性发展存在6大问题：依赖性较强、缺乏责任感、自我中心、任性、自我控制力弱、懒惰、不懂友爱和关心他人。这类人不试图与他所处的环境相适应，反而是意图让环境来服务于他。出现利己性自杀的可能性存在，但还不充分。

　　最近有学者就指出，中国的年轻人特别是农民工对于提升自己社会和经济地位能力这一欲望普遍抱有乐观情绪，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有着更高的抱负。许多人不断跳槽，不断寻找着更好的机会。哈佛大学社会学教授Martin King Whyte在广泛民调基础上写成的Myth of the Social Volcano一书里，发现“一个乐观的期望，即经济发展正造福于所有人”。调查显示，中国人对自己有能力提高生活水平的信心，经常超过欧美国家的受访者。有理由相信这正是推动中国经济保持高速增长的强劲的源动力。然而信奉向上流动的欲望本身也是一把双刃剑，农民工也因此而经常受到现实的伤害。

　　迪尔凯姆就认为，“欲望与满足欲望的手段之间的不平衡是一切生物痛苦的根源。动物的生理机制为其欲望划定了界限，而人的欲望却是无止境的。他占有的越多，欲求的就越多，所获得的未能满足需求反而刺激了新的欲望。而欲望的限定只能来自社会，社会形成了一套等级秩序。当社会成员认为这种等级原则合理，自己应处在某一特定阶层中，他就欣然地接受该阶层给予他的限定,欲望与手段也就有了平衡的可能。当社会发生动乱、变迁时，人们失去了种种秩序和规范，欲望与手段不协调，行为混乱而无节制，遂造成种种痛苦，导致自杀率升高。”

　　当然在这里我们也不排除劳工维权人士所指出的富士康本身的问题——譬如，无休止加班的压力，譬如宿舍——车间——饭堂三点一线的生活范围，譬如高度的军事化管理….也就是说富士康的这种园区管理模式的确造成了控制过度的问题。在这样的空间里，某些心理脆弱的个人失去了任何希望也是有可能的，进而造成宿命性自杀。

　　当然更为合理的解释或许应该是这样的，那就是一群在蜜缸里泡大的，习惯了以自我为中心的独生子女一代，在一个失范的时代，进入一个他们认为控制过度的空间里，那么自杀的悲剧也就具有了某种必然性了。但这种自杀不是单纯的利己性自杀、也不是单纯的失范性自杀和宿命性自杀，而是这三种自杀的叠加。

　　如果我们不能够认识到这一点，那么富士康的自杀悲剧也就无法得到正确的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