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在全球经济危机状况下，我国金融业为中国经济的率先回升做出了重大贡献，其业绩是世人皆知的。

　　

　　但冷静分析一下，在巨大业绩下也潜伏了很大的金融风险。

　　

　　一些机构和专家讲：我们的信贷是稳健、安全的，措施也是正确、及时的；我国“6月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1.8%，比年初下降0.64个百分点”（注）。我记得，在“达沃斯年会”上，温总理在提到我国经济初见成效时，也采用了这一数据。（注：又据央行统计，2009年底我商业银行不良率为1.58%，比年初降0.84个百分点）。

　　

　　但我们应该知道，这个“不良率”指标，它并不代表未来信贷风险的好坏。

　　

　　举个例子：银行贷我一个亿，我只还了九千万，那么“不良率”就是10%。但现在一下子“天量”的信贷，分母多了10万个亿，而分子（不良贷款余额）却不变，这样分母变大了，整个分数值当然会缩小，“不良率”就降下来了。而10万亿新增贷款中出现的不良贷款，大多要在两三年后的“还贷期”时才能显示出来。分子和分母的数据不是在“同一个时点”上显示，这样的“不良率下降”，有什么实际意义？它并不能表示银行新增“天量”信贷的风险程度。

　　

　　从经济学的角度讲，银行业的“不良率”是个“滞后性”的总量指标，它只能代表以前，不能代表现在（潜伏期），更不能代表以后（爆发期）。不能用它来预测和分析今后的信贷风险。

　　

　　2009年的“天量”信贷投放情况看，它的积极主流是要充分肯定的，但在信贷质量、信贷结构、金融资源配置及投放效率等方面，却暴露出很多问题，留下了很大风险。

　　

　　比如：天量信贷中有2万多亿并未流向实体经济，而是流向了股市和房地产，投放效率仅达70%多，而其余的近30%又助推了资本市场的虚高和泡沫；

　　

　　比如：信贷未注重其信贷结构和质量，“天量”信贷促使我国有21个行业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过量投资和产能过剩。我国共有39个行业，一半以上都出现了投资过剩，这给以后的信贷回收，造成了很大的风险。

　　

　　比如：“天量”信贷中，对占企业总量99.7%的民营企业仅有8.5%左右的信贷量。民营企业对我国GDP的贡献率超过60%，解决城镇就业达75%以上，但在世界经济危机中，却得不到信贷的支持和帮助；等等。

　　

　　从技术层面上，2009年“天量”信贷留下的风险至少有“三大风险”

　　

　　（1）被房地产业“绑架”：

　　

　　2009年银行信贷对“房地产开发商贷款”和“个人购房贷款”的占比过高，达到20%以上，是历年以来的高值。房地产业风险已显，过高信贷被绑架。

　　

　　（2）金融资源“短存长贷”错配，被“绑架”：

　　

　　a)、2009年信贷中，中长期贷款达7.1万亿，占比达74%，

　　

　　将对2010年、2011年的信贷规模形成“倒逼机制”——构成“长（期）贷（款）”格局。

　　

　　b)、2009年末M1增32.4%，比上年加快23.3个百分点，是上年增速的3.6倍——“长（期）存（款）”转换为“短（期）存（款）”格局。

　　

　　在银行业，讲究“三七”理论，即在信贷中，以长、短期贷款3：７比例格局的信贷风险较小；而在存款业务中，则以中长期存款愈多愈构成银行稳定的资金来源为宜。但2009年银行的金融资源配置形成了“短期存款多，而长期放贷多”的错配格局，无疑增大了信贷风险。

　　

　　（3）被地方政府财政负债近五万亿所“绑架”：

　　

　　2009年银行所上的信贷项目，绝大多数是中央和地方政府项目。为了“保八”和政绩，地方政府采用“政府融资平台”的筹资方式，向银行借贷或担保。

　　

　　2009年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已达3000多个，贷款余额达5万亿，接近2009年全年新增信贷9.6万亿的一半！

　　

　　据国家审计局2009年对17个省区市地方性债务审计调查显示：“目前我国地方债务余额在4万亿以上，且负债规模急剧扩大”。

　　

　　地方政府的投融资平台，70%以上是在地、县一级，自身的资本金很少，但杠杆率很高，多以土地进行质押融资，且大部分的信贷融资是投放在自偿能力较低的基础设施和公共项目建设上，无疑造成了财政的结构性风险和银行的信贷风险。

　　

　　以上“三大风险”（或“三大绑架”），或许是今年金融信贷系统要高度重视和解决的问题。

　　

　　正如2009年一篇评论“不良率”的文章所言：“2009年上半年14家上市银行不良率余额3330亿元，相对应的不良率1.53%，但上半年利润为2228亿元，一旦（若）不良率提高一个百分点，就意味着整个银行业的利润将化为乌有”。(本文写于2010年2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