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资与民营的经济辩证法
对话：
朱 敏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新经济导刊》执行总编
王忠明 全国工商联副秘书长、国资委研究中心原主任
改革开放30年来，私企总利润增加17.4%，增幅超过国企。从这组数据看，私企独立完成了一次新的生产力飞跃，若从体制机制创新层面看，无疑是市场经济的一场大胜利。
但有观察人士指出：从“两会”期间几位有全国政协委员身份的私企业主的表现看，其意识之僵化，比国企负责人有过之而无不及。
如今，经济结构调整已成政策主导，结构升级已迫不可待，贴牌出口的经济模式成为落日黄花，做传统生意的一批民营企业家，已然不是昔日人们追捧的创业英雄。
私企的锐气，为何不如30年前？“民营”与“国资”之间，究竟存在着怎样的经济辩证法？本期“高端访谈”，我们特别邀请到一位同时熟谙公有经济和民营经济的双料学者：全国工商联副秘书长、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王忠明博士，此前是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主任。或许，他的跨领域研究和管理的资深经历，能更好地为人们解答与之相关的诸多疑问。
中国经济复苏须防“三高”
如果我们的经济依然是“三高”，这样的经济即使复苏了，也不值得过多去乐观、过多去称道
朱敏：2010年全国“两会”正在如火如荼地召开，作为长期在国家重要的智囊部门从事研究和管理工作的经济学家，您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基调有着怎样的判断？
王忠明：我认为中国经济整体是向好的，因为信心已经不是一个大的问题。在此基础上，中央提出要处理好转变经济发展模式、调整结构与管理好通胀预期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我认为宏观调控思路是十分清晰的，不会有太大的偏差。
朱敏：尽管经过2009年“救火”的中国经济，走出衰退的低谷、走上了复苏的归途，然而中国经济未来的增长路径在何方？毕竟，中国经济赖以高速发展的基础已不复存在，包括劳动力在内的要素价格全面上升，而外需则在全球金融危机打击下，已难恢复到原有水平。
王忠明：的确如你所言。2009年经济刚刚复苏的时候，我就提出过究竟应该复苏一个什么样的经济，如果复苏之后还是以前那样“三高”——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依然还是像以前那样无序，或者说低水平重复，就说明我们没有购买到足够的聪明。
因此，特别要注意不要对低水平、低层次、浅层级的经济复苏太过乐观。从中央的经济工作会议和“两会”情况来看，我们看到至少在决策层是比较清醒的。
朱敏：但从目前整个舆论导向来看，这种警惕和反思都似乎很不够吧？
王忠明：现在的舆论普遍认为，中国的经济已经走出衰退进入复苏，基于这么一个判断，2010年的宏观经济调控重点也就从反衰退转到了反过热、反过剩、反通胀的思路上来。从这个阶段来看，我们明显的是走了一个V字形的路，复苏得很快，投入了包括4万亿在内的很多力量。
这一次反危机、反衰退应当是全民社会的经济学原理和知识普及的一次非常生动的课堂，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应该更多地来思考，思考中国经济复苏的理想状态应该是一种什么状态。
朱敏：所谓“复苏”之后，中国经济的基本特征，总不能依然还是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三高”经济吧？
王忠明：如果中国经济依然是“三高”，这样的经济即使复苏了也是不值得过多去乐观、过多去称道的。如果我们的经济增长仍然是在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的背景下谋得的，我们往前走，盲目乐观，或许会产生内源性的问题。虽然我们现在的危机主要是受美国次贷危机而产生的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不是我们自身的。但是如果我们不能够从根本上进行一些结构调整，解决我们自身的一些问题的话，很可能会产生新的，真正是我们自己内源性的、内生的这样一种危机。
朱敏：当务之急，应当是平衡中长期的增长策略与短期措施之间的矛盾。因为即使没有全球经济危机，中国经济自身也必然存在一个调整的过程。在此过程当中，您觉得要特别注意哪些问题？
王忠明：第一，不能以牺牲调结构为代价来保增长，特别是无就业的增长。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当中，我们政府出重拳、出快拳，反衰退取得了明显的效果。这个是功不可没的，因为危机当前信心很重要，而政府是信心的主要供给者，应该说中国政府不仅在这方面稳住了自己的阵脚，对世界最大的贡献也是树立信心，但是保增长并不能解决我们更加艰巨的任务——调结构，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第二，不能以忽视中长期为代价来应对当前。集中处理当前的危机和问题，这是必要的，但是我们更需要与中长期的发展紧密联系起来。4万亿不可能包治百病，但是如果我们立足于中长期的发展，就应该尽可能地把4万亿的效能做一些必要的延伸，也就是要更多地关注中长期发展，可以适当放宽和拉长4万亿的投资周期，不应拘泥于两年一定要投完。给我们的发展留下更多的延伸空间未尝不可，这样也可以跟经济发展当中的长期安排有更多匹配。
第三，不能以放弃对战略制高点的追求为代价，来谋取低层次的复苏。我们现在的复苏基本上还是对速度的关注，对质量的关切度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在战略意识上应该像美国那样给予适当的关注，因为美国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当中时刻没有放弃国家战略。虽然现在我们率先走出了衰退的阴影，但是真正复苏的后劲、动力、制高点我们没看见。到今天为止，我们在很多产能方面世界第一，但是没有一个产业是中国企业创造的，是中国贡献给人类社会的。
朱敏：的确，中国经济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复苏，无疑需要新的载体。王忠明：中小企业、非公经济、民营企业就是这样的载体。中小企业在就业方面所体现的价值，是大企业所无法比拟的。
低端制造业不宜过早转型
一不留神，就可能会把一些低端的产业转移出去，留给自己很大的就业窟窿。要始终把就业作为重要国策
朱敏：当前中国制造业存在较大危机，不少学者认为急需“升级换代”，从而提升中国制造业的产业结构。不过，您却表示中国工业化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不宜过早地或者单一地强调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而是要以就业优先为发展策略。原因何在？
王忠明：无论是产业结构调整，还是城乡二元结构调整，如何更均衡发展，我们都不要忘记中国的一些实际。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如果没有一个充分就业的前提，事实上就要付出代价，高速增长也不可能持续，产业优势也很难形成。
就业是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如果忽视了这一点，回头就要被调整。从企业的角度来看，它的调整也要从现实出发，应该把内伸的需求作为动力，而不是停留在一般的号召上。政府应该引导金融以及采用其他的杠杆，来支持产业结构的调整。
朱敏：但同样要看到，产业结构，并不是所有的企业都能做的。
王忠明：重要的是，那些一时还没有条件进行调整的，是不是在社会经济中就没有地位、没有需求？劳动密集型产业要加大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当然它的附加值要比劳动密集型很高，但是劳动密集型独特的就业价值是不可偏废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也并不意味着没有竞争力，甚至是国际竞争力。我们那么多产品出口，不是同样具有国际竞争力吗？
当然，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不能停留在这么一个产业层级上，因此必须形成必要的产业结构，努力地让那些有条件的企业做技术密集、资本密集产品创新和生产制造，而同时要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当中，对劳动密集型企业有稳定的政策，甚至在一些中西部地区要有必要的政策扶持，这样才能形成一个恰当的分布。
朱敏：也就是说，产业结构调整并不是一味地往高端走，而是要寻求一种结构均衡的布局？
王忠明：对，我的观点就是：低端制造业不宜过早转型。同时，随着近年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人民币的升值，中国的劳动力价格正逐步提高，与周边众多的发展中国家相比不再具有人力资源上的成本优势，中国自身就承担着巨大的产业转移风险。
随着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加入WTO，对中国来讲就是一个现实的威胁。我们一不留神，就可能会把一些低端的产业转移出去，留给自己很大的就业窟窿。我们始终要把就业优先作为重要的国策。同时，我们也不能停留在一种低端的产业结构上，由低端向高端的发展，这是一个历史的必然进程。
国企改革重在“战略退出”
民营企业作为新兴经济体，确实面临着许多的困难和问题，充满了不确定性，需要更多引领和支持
朱敏：您从国务院国资委调到全国工商联之后，主要侧重的是民营经济方面的研究。工作调动本身让人们有些不大理解，甚至猜测：您从“国资”到“民营”，是不是预示民营经济更牛了？会否传达了这样一个信号？
王忠明：大家不理解的原因，主要是两者的关联度不大。但从研究的角度来讲，计划经济的央企规章制度和运行体制都已经是很成熟了，重要的是去正确地贯彻执行，没有什么深入研究的空间，而民营企业作为一个新兴的经济体，它确实面临着许多的困难、困惑和问题，而且充满了不确定性，需要更多的引领和支持。
另外，我在国资改革当中，也一直关注着民营企业的发展，实际上和国有企业有许多密切的关联。尤其是国有企业大量的富裕人员走出来，很多的都被民营企业接受，所以民营企业的发展一定程度上是对国有企业改革的一种支持，同时，也是国有企业改革的受益者。
国有企业、国有资产、国有资本实际上是不同的概念，我去年之所以退出国资委的研究中心，是因为如同我一直主张国有企业应该学会退出一样，我也应该学会退出国有资产、国有企业的研究领域了。
因为，国有企业方面很难有经济学的真正发现。我们现在还在讨论这些问题，实际上也只说明我们真的是处在市场经济的初级阶段。国有资产的惠民途径，诸如此类问题实际上是非常显而易见的，因为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当中没有什么国有企业，但是它一定有国有资产。
朱敏：这既是您本人心路历程的转变，也印证着中国经济发展的空间和希望。那么，您对近来热炒的“国进民退”现象是什么看法？
王忠明：没有那么严重，即使在去年也没有那么直白。沙钢是在2009年进入世界500强的；联想属于中国科学院72亿元的股份，也完全出让给了联想集团，使之彻底实现了民营化的过程。这些东西都是在去年发生的，我认为都是标志性的事件。不能简单看4万亿被央企拿走就代表国进民退。更重要的是，去年是一个更特殊的年份，危机当前迅速出快拳乱拳，乱拳可以打死师傅，人心稳定就不错了，顾不了那么多。
国有企业下一步，是不能以做大做强为目标的，国有资产不能以保值增值为目标。因为它们的诞生不是为竞争而诞生，在某种意义上也不是为市场而诞生，它们是为市场的修补而诞生的，是市场缺失的背景下而诞生的。它们的功能是提供公共服务、公共产品。因此，凡是国有企业存在的领域都是非国有资本不愿意进入的，比如，投资回报周期太长、风险太大，这些应该是国有企业去担当的。
朱敏：就此逻辑而言，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理应不存在竞争关系，而当遇到竞争时，国有企业应该学着退出；只有在非国有企业想干不能干、不愿干的领域才应留住国企。但是，在真的要降低民资准入门槛上，有没有切实的具体路线和办法呢？
王忠明：现在，从政治的角度来讲提“两个毫不动摇”，完全符合我们现在这个阶段。但是作为国有企业改革战略的设计来讲，我认为，可以概括为四个字：战略退出。
“战略退出”，和一般市场的优胜劣汰的退出不是一个概念，战略退出是明显具有战略意识的，也就是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它不是一种溃败，是基于一种国民经济全局考虑，有所进、有所退，有所为、有所不为，应该有这种价值框架。
因而，观察国有企业改革，评价国资监管工作，要注意防止过于机械，不要极端化，不要绝对化。比如一提到国有企业改革，就是国有资产必须从一切竞争性领域当中退出，可能从长远角度来讲会这样，但在近期来讲，一定要在一个时段当中全部都退出，恐怕也不是现实问题。在一个特定的时期当中，让国有资产或者强势的国有企业在竞争性领域中发挥一定的带动作用，发挥一定的影响力，过渡一段时间以后，再退出也未尝不可。
朱敏：是否意味着，国企不但要在竞争领域内退出，即使在关系国家命脉的关键行业和重要领域当中，也并不应当一味地保值增值、一味地做大做强？
王忠明：当遇到国企与非国企竞争时，国有企业应该学着退出。不要说国有企业就最光荣，在这里我们不应说国企和非国企哪个最光荣，而是哪个作用最大。原始创造的动力国企不如非国企。所以经过长期的战略性改组，国有企业应真正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有进有退。
朱敏：您曾直言，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当中最难解决的就是激励问题。如何把激励搞对，建立健全现代产权制度，对国企而言，的确是个至为关键的难题。
王忠明：建立健全现代产权制度，可以说是国有企业惟一正确的方向。我想，我们的国有企业，除了极少的国家特别需要的，保留国有独资的形态之外，绝大多数国企都要进行现代产权制度改造。而现代产权制度意味着除了国有产权，还需要其他产权，比如民间资本、外国资本、个人资本，以及引进战略投资家，形成一个多元结构的产权形态。
朱敏：一旦走到这一步，我们还有国有企业吗？
王忠明：即便没有国有企业了，依然有国有资产、国有资本。国有企业、国有资产、国有资本，这三者概念不能同日而语。国有企业一定会越来越少，但并不意味着国有资产等比例减少，更不意味着国有资本毫无价值。我们现在离国有资产运营的市场经济行为还相去甚远，我们在市场运营方面远远没有达到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的要求。
我们国有资本的预算也刚刚提出方案，国有资产应该向哪些方面集中，国有资产应该怎样为全民造福，这些都还没有得到真正地梳理。我认为，至少从国有经济改革的方向来讲，十六届三中全会都已经讲得非常明白了，因此，从十七大开始对国有企业改革已经不再有新的表述，这并不意味着不重视，而是意味着基本上可以不讨论。
在我看来，拥有一些国企是有必要的，在大领域里有十几家就足够了。实际上，在西方发达国家，国有企业仅占全民经济5%
的份额，发展中国家占10%，而我国为30%。我们希望能够压缩到20%。所以，中国经济的全面开放一定要以民营、非国有经济为主体。如果我们的经济真正实现了以民营为主体，国有企业最后的归宿就是，退出成为非国有企业。当国有企业减少到不能减的地步，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各有合适的地位，就能进行正常、有序地竞争。
最大流失是有效生命流失
国有资产流失，最大的不是货币损失，而是多少人在里面青春年华付之东流，丧失创新的原动力
朱敏：能否谈一下目前中国国有资产的流向和使用情况？
王忠明：当然，远远没有合理到
位。去年出现的在竞争性领域内无度扩张，这就说明国企改革滞缓，国有资产运营出现偏失，是非常典型的表现。我们在推进国有企业的改革当中，千万不要忽视了民营企业的力量，千万不要低估了民营企业家的能量，他们有能量参与国有企业改革，更好地促进制度改造。
朱敏：不妨再回到前面聊的有关激励的问题上。在国企改革当中，为什么最难解决是激励问题？
王忠明：这个问题说明国企制度安排是不可能永续的。因为国企的出资人是国家，进而可以说是全民，国企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自然人形态上的产权所有者，因此也无法追溯到一个最终的责任人。
虽然民营企业发展最后也可能以委托代理的方式寻找职业代理人，但是在这个高级经理人的背后永远站着一个产权终极自然人，它会始终为企业负责。而国有企业现在尽管加强了监管，也取得了一些实际成效，但是无法根本解决动力问题。
国有企业在顺利的时候大家都跟着走，在不顺利的时候，纷纷都会弃甲而逃，而且还真的找不到责任人。等到规避责任的时候，同时也规避了机会，做多做少，激励很难到位。由于产权制度是这么设定的，所以董事长、总经理很难说国企的业绩，都是领导班子带领全体员工获得的，因为产权不是你的，你不是出资者，你不是投资人。比如年终增长12%，你说是你的业绩，老百姓不干啊，12%属于你不用去筹资啊，国家已经用投资的成本，承担了投资的风险。
朱敏：看来，国企的一个永远的困惑，是无法界定所有各个职业经理人、员工的业绩边界。这会导致什么情况？
王忠明：这就可能出现两个问题：第一，国企的员工有一肚子的委屈，和民营企业一样干却达不到那么高的薪酬水平，我宁可不这么干。所以有人说央企高管平均年薪60万，还嫌少，招来网上一顿痛骂。业绩薪酬难以界定，毫无疑问随之一连串的问题都无法界定。你都不能说这个业绩是你做的，我怎么给你激励？所以永远无法科学。
第二，约束的问题。国有企业的约束是世界上最苛刻的，除了基本结构之外，我们还有党委会、工会、纪检，要素特别多，但是忽略了经济学的一个很重要的原理：给足激励，才是最好的约束。提高违纪、犯罪的成本，使之珍惜现在的岗位，拼命地诚实致富。偏重约束，使得自己谋财就是铤而走险。再者，磨洋工、耗，不给你好好干，不给你拼命干，人力资本严重流失。最后，耗不起，我走人。
所以，只要是国有企业，我们看到的肯定是这个结果，使得它严重短缺竞争力。那么国家会有一个平衡，是用这种代价来保证公共品的供给，还是完全不用国有企业提供公共品，尽可能多的环节让渡给私营企业？美国是选择了后者，连军工产品相当一部分产品都外包给了民营企业，这就需要一个均衡。
朱敏：是不是由此判断，国企最终是没有希望的？
王忠明：正如前面我们讨论的，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不应该存在竞争关系。如果国有企业的存在是和非公经济竞争的话，就没有必要叫国有企业，它们的属性应该叫垄断。进而说，凡是没有垄断性质的国企，应该尽早退出竞争。因此，深化改革是获得经济秩序的一个根本杠杆。
国有资产流失，最大的不是货币损失，而是这种消耗。多少人在里面青春年华付之东流，而且像北大、清华的毕业生，大部分进了国企，它们反而丧失创新的原动力，沦为平庸的人才。聪明才智流失，创新能力流失，青春年华流失……有效生命的流失才是最大的流失。而现在大家都不考虑这些因素。
危机倒逼民企紧抓新机遇
今后民企要面对融资难、创新难等困境的格局，这不是坏事。只有在竞争中才能展现民营企业的时代风采
朱敏：国务院前段时间出台了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29条措施，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危机对改革与发展具有倒逼价值。
王忠明：这是个很有内涵的利好信息。民营企业要珍惜机会，勇于负重拼搏，善于在宏观经济出现不同变局的背景下有所作为，力求在新一轮的竞争中脱颖而出。
朱敏：在应对危机出现成效之后，民营企业是否应更多考虑：怎样可持续发展？
王忠明：危机当前，我们当然要把反危机、反衰退、保增长作为首要任务，大企业包括国企、央企，重点扶持是一个可以理解的现象。但是，他们承担保增长的任务，却无法承担保就业，保民生，甚至是保稳定，而这些任务更多的应该以中小企业、民营企业、非公经济来作为载体。所以说，民营企业在这方面要当仁不让。
民营企业一定可以大有作为，关键是相关单位要有很清醒的认识。我们高兴地看到在去年的政策出台当中，与一揽子刺激计划相呼应的，还有国务院《关于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若干意见》，这就是说明了应对金融危机是经济学普及的一个大好课堂，让人们懂得了光靠大企业是不对的，还要依靠中小企业。可以想象，经济要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民营企业的空间实在是太大了。
朱敏：在融资难、创新难等一系列困惑之下，民营企业如何才能更好地抓住机遇？
王忠明：这就需要利用好全社会的普遍觉醒，中央政府对民营企业的日趋重视，更好地把自己内功修炼好，把自己的角度定位好。所以，中小企业外部要给与一定的环境支持，更重要的是要突破自身现有的瓶颈问题。我们都说融资难，但是去年据了解大部分的民企并不难，实际上是小企业融资难，伴随着金融体系的改革，金融产品供给的增加，这一问题会逐步缓解的。
外部服务型的环境缓解，并不代表内部存在的各种问题都迎刃而解，比如，创新难问题，接续难问题，很多民企贷款之后做什么？产品创新什么也做不出来，又去做产能过剩，这样的企业还不如让它融资难呐。
所以，今后民企面对融资难、创新难等困境的格局，这不是坏事，证明竞争的强度增大，而只有在竞争中才能展现民营企业的时代风采。总的来说，“29
条”从政策上讲更多的是一种平衡，更多地体现一种可持续性。
民企重装上阵奔向新征途
一个强势的民营企业的诞生，一定有相当一批弱智、落后的民企的垮掉代价的成本。这就是资源整合
朱敏：现在，似乎也有一些迹象表明，民营经济并不是十分乐观。因为民营企业好像丧失了30 年前的劲头，尤其是一些民营企业家，存在一种不思进取的现象。
王忠明：这是很正常的。有新锐的，有沉闷的，比如拿不到钱很沉闷，拿到钱没有创新能力也很沉闷。
我到了全国工商联之后，接触民营企业更多了，可以说是一个万花筒。这很正常，因为我们搞市场经济毕竟为时不长，大家都有一个适应、锤炼、提高的过程。最有出息的在民营企业，最不好好干的也在民营企业。你说它现在没有锐气，未必。你到印度看看，华为的境外公司，你会为民营企业的力量而震撼，当地有出息的大学生统统选择华为。还有，世界500强，沙钢是人家自己干出来的，你说它有锐气没锐气？它并没有受到国家的什么优惠，宝钢进什么设备，它进什么设备，宝钢买什么技术，它买什么技术，但是它的体制优势就决定了它的成本比你低！就决定了市场竞争力。
朱敏：中国当前处在结构调整的阶段，产业升级需要一个长远的过程，有些民营企业陷入一种困惑和迷茫：暂时的升级转变实现不了，一时又找不到新的出路。
王忠明：这是必然的。这就是经济结构调整的成本，谁摊上了这个成本谁得自认倒霉。当大量的国有企业退出竞争之后，竞争的主题一定会更多地展现在民营企业之间。国企以后回归垄断，不参与竞争了，可以想象有一部分民营企业是要垮掉的。但是只有在血与火的拼争当中，才能诞生出伟大的民营企业。一个强势的民营企业的诞生，一定有相当一批弱智、落后的民企的垮掉代价的成本。这就是资源整合啊。
所以，对于一些企业短寿、三年死一批的现象，这没有什么意外。我们不能指望所有的民营企业都是百年老店，都是长寿企业，那是体现了我们人类的贪婪啊，要尊重生态规律。“大浪淘沙”，这个过程恰恰折射出社会进步的过程。
朱敏：前面我们提到，中国经济要真正实现复苏需要新的载体，而中小企业、非公经济、民营企业就是这样的载体。那么，您认为当前局势下，民营企业应该如何作为？
王忠明：民营企业家要给自己争气，要给自己争光，要为自己不断地提高层次做努力。
朱敏：但是，民营经济的发展必须要有资金的支持，它反过来又会对金融改革提出许多新的要求。金融改革的每一个进步都会为民营经济的发展进一步优化创业环境。您在这方面有什么思路？
王忠明：金融改革的三大任务，一是优化所有权结构；二是加快制度建设；三是促进银行业之间的竞争。而金融改革的重点，则首先要将现有的金融机构真正变成企业，银行办成真正的银行；其次，要加快政策性金融机构的改革；再者，要鼓励社会资金参与中小型金融机构的改革；最后，要改善农村的金融服务体系。只有中小金融机构发展起来了，才可能更好地支持中小企业的发展、民营企业的发展。要创办一家企业，首先要有资本投入，资本短缺的确是个很重要的问题，但是，有比资本短缺更重要的问题，企业家们千万不能模糊。如果你是一个很有战略的、很有企业文化的、很有核心竞争力的企业，你往往不短缺资金。资金的短缺，往往是由于其他短缺决定的，而其他短缺更多的取决于民营企业家自身的修炼。千万不要由于有了一点钱，就忘乎所以，要感谢员工，感谢用户，感谢社会。
朱敏：究竟什么样的人，可以称之为企业家？
王忠明：所谓的企业家，往往都是深刻的人道主义者；所谓的企业家，一定是具有深邃眼光的管理思想者，甚至是管理思想家。深刻的人道主义者体现在永远心存感激，对于我们所处的这个社会，哪怕还有不公正，还有不尽如意之处，都以一种宽容的态度，一方面用做好企业的方式，去推动企业、社会的进步；另外一方面，期待着时间的发酵。
我们民营企业家需要有一种平和的心态，一种平常心。这种平常心深刻地表现在我们对员工的态度、对用户的态度、对国家和社会的态度。这种感激之情在相当程度上，也是一种自我保护。
朱敏：企业家应该拥有怎样的财富观？
王忠明：有了钱之后，不能够文明地去处理财富，这个财富是会把自己给淹没掉的。财富并不会无条件地给你带来幸福，连隋炀帝都说，春兰秋菊各一时之秀。春兰很美丽，秋菊很美丽，但是仅仅是一时之秀，它确实比野草丛生更有价值、更美观，能够奉献给社会美，但是任何事情都有生命周期，要看得到终点，才能使我们的步履稳健。
资金短缺这些问题不是根本性的，重要的是人格精神不能短缺，企业家自己的经营理念，企业家自己的文化和境界不能短缺。所以，这种平和心态平常心，对于做老板，并且想做一个大老板的人，对那些已经把企业越做越大的老板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
再说，民营企业最艰难的日子还没有到来呢！
朱敏：那您预见，民企最艰难的日子会是什么时候？
王忠明：当国有企业基本到位之后，将是民营企业最艰难的日子。因为竞争越来越激烈，那个时候你就没有什么可埋怨的了，现在可以埋怨垄断，没有政策倾斜，到那时做不好还埋怨什么？埋怨自己无能吧！
我们全国工商联有60多年历史，从来没有对政策进行评述。春节前我们进行了一次尝试，即《非公经济：2009’政策述评》。现在，事实上经济发展当中，必须要有非公经济的发展意识，比如去年的一揽子刺激计划在出台之初，只要在表述上有非公经济意识，就能够安抚相当大一部分民营企业，但可惜意识不够强烈。在中期贯彻当中，希望能够更多地在清醒意识支配下，更多地引导民营资本参与重要项目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