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22日），教育部网站公布了教育部长袁贵仁在全国治理教育乱收费部际联席会议上的讲话。袁贵仁称，2009年，全国治理教育乱收费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受理教育收费问题举报同比下降21%，查处教育收费违法案件同比下降26%。（据2010年5月23日《京华时报》）

     治理教育乱收费是涉及亿万家庭的重要民生课题。近年来各级党委政府也确实为此做出了艰苦努力，工作和成绩不容否定。但是，仅以全国治理教育乱收费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受理教育收费问题举报同比下降21%和查处教育收费违法案件同比下降26%，这两个抽象得再不能抽象的数字来证明治理教育乱收费取得成效，显然是极其牵强和苍白，难以信以人信服。

     其实，对于教育乱收费问题的现状，学校不会说实话，教育部门不愿自曝家丑，真正知实情说真话的只有家长们。评价治理教育乱收费工作成效，最有发言权的是饱受乱收费灾难的家长，而不是教育部本身。“教育成为十大暴利行业之首”，“七成家长对教育高收费感到难以承受”，“子女教育成为三分之一家庭沉重负担”，等等，这些铁的事实已经给出了明确的答案。因此，教育部判断教育乱收费形势，应该多问家长而不是看举报数量。

     这也难怪，在当下中国要想拿出一个能够佐证抑制教育乱收费问题的数据或事例，恐怕真的是比让男人生孩子还难了。君不见，在各级党委政府“严查教育乱收费”的呼喊声中，学校各种名目的乱收费依然我行我素，你说你的，我涨我的，愈演愈烈。比如，今年广州市某些小学校的择校费不仅水涨船高了，更有价涨权贵的之势。以往省级学校至少要4万元，今年给到10万也不一定行了，“最好能找上面要个批条。”市民子弟入名校门槛抬得更高了，能跨越这道高门槛注定是一次资金和人脉的双重透支与博弈，家长们可怎么能承受得了？

     说教育乱收费问题严峻，仅中央最近的举动就可见一斑。就在本月初，教育部、国务院纠风办等七部委联合发布了《关于2010年治理教育乱收费规范教育收费工作的实施意见》，提出了今年治理教育乱收费的七大任务。时隔半个月，又召开了全国治理教育乱收费部际联席会议，会上主管教育工作的国务委员刘延东和教育部长袁贵仁分别讲了话。治理工作力度如此之大，一方面说明国家对问题高度重视，另一方面也反映出问题十分严峻，刘延东同志用“形势依然严峻，任务依然繁重”作了概括。她指出：“当前，群众对三个方面的问题反映十分强烈：一是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择校乱收费；二是中小学教辅材料散滥；三是中小学代收费和服务性收费不规范。”这三个突出问题，至少让义务教育打了折，甚至是徒有其名。

     也许有人要问了，既然教育乱收费问题这么严重，群众反响如此强烈，为什么举报却同比下降了呢？可以这么说，乱收费现象的严重程度，并不完全是群众投诉的取向。换句话说，2009年全国群众举报教育乱收费数量同比下降，并不意味着乱收费问题收敛了。切确地说，这就是一种“虱子多了不咬人”现象，更多的是反映出了家长对教育乱收费的无可奈何和麻木状态，这是一种可怕的消极适应。

     钱不是大风刮来的，谁挣钱都不容易，花钱都十分珍惜。更何况，众多家庭并不富裕。对于教育乱收费问题，家长们无疑是痛心疾首，万分愤恨。决定家长们举报的关键因素至少有三个：其一是孩子切身利益能否得到有效保护。实名举报，害怕孩子遭到打击报复。匿名举报，害怕接访机关不重视。而为了不影响孩子学业，多数家长选择了“忍气吞声”，认了，不愿意自讨苦吃；其二是诉求渠道是否畅通。许多家长遭受乱收费后，并不知道怎样举报，向谁投诉，用什么方式举报。而教育管理部门和学校的“一家人”关系，又常常使他们的举报信转回到学校，狐狸没打着反倒惹了一身骚，弄得很尴尬；其三是政府对违法案件的查处力度。如果家长们的投诉总是泥牛入海，杳无音讯，长此下去，没人愿做这种无效劳动。“民不举，官不纠”，群众举报少了，查处案件自然也会下降。

     其实，出现群众举报同比下降现象，也可能与“旁观者效应”相关。教育乱收费使家庭受害之众之深，恐怕也是空前的。虽说“人多力量大”，但那是以团结心齐为前提的。人多，力量却并不一定大。相反，很多时候恰恰是因为人多，责任减小，力量分散，力量反而显得很微弱。对此有人戏称为“龙多不下雨”，而心理学家将这种现象称为“旁观者效应”。即多数家长内心都有一种“也许其家长会去投诉的，自己只管坐享其成好了”期许，所以，大家都对别人抱有良好的期望，把责任推给了别人，而自己却不主动作为，结果导致谁也没有真正去投诉。

     教育属于社会公共产品，要想百姓付费少，国家就得多投入。道理就这么简单。早在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制定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就明确提出：“逐步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在本世纪末达到4％。”但迄今为止尚未实现，说是到2012年有望实现，继续期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