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 岛 落 日
蒋介石与民国大佬的黄昏岁月
王先金 编著
第二章 蒋介石遗恨台湾
宋美龄106岁去世 (18)
蒋介石的日记公开了
2007年4月2日，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宣布，继去年3月底公开蒋介石1917-1931年的日记后，即日再开放蒋介石从1932-1945年的日记。
蒋介石记日记始于1918年，直至1972年因病中止，跨度长达54年。1975年4月5日，蒋介石去世后，这部分日记由蒋经国保存。13年后，蒋经国去世，蒋氏父子日记继而由蒋经国三子蒋孝勇保存。48岁的蒋孝勇因癌症去世后，这部分档案则一直由其妻蒋方智怡保存。因为蒋介石日记记载了很多他早期的个人生活经历及内心世界，蒋家人原本并未有公之于众的想法，只是想保存下来。但是很多机构都一直试图说服蒋家能将这些日记公开。 方 智 怡
蒋方智怡是目前蒋家惟一活跃于台湾政界的人士，担任国民党中常委，外电称其为“一个力撑家族荣誉的孝顺媳妇”。
曾在台湾官至“总统府第一局副局长的郭岱君”，2000年后担任胡佛研究所研究员，是该所“近代中国档案及特藏馆”的负责人之一。她得知蒋介石日记在蒋方智怡手上后，就前去拜访，并表达了将日记委托胡佛研究所管理之意。
郭岱君的丈夫在辈份上是蒋孝勇的叔叔，所以蒋方智怡叫她婶婶。蒋方智怡接受了这个提议。
之后，蒋方智怡请了律师与胡佛研究所商谈，经过几个星期谈妥了条件。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只能暂存胡佛研究所，时间期限原则上是50年。
日记到了胡佛研究所以后，胡佛研究所希望史料可以公开。但蒋方智怡对于保存的兴趣大于开放的兴趣。她从来没有看过日记，不知道里面写的是什么，她觉得一个“元首”日记的公开需要非常谨慎。
一次偶然的机遇让劝说者们找到了绝好的理由。胡佛研究所有一位叫丽萨的女孩，她在浩瀚的日记中不经意间翻阅到了蒋经国的一页日记，在这页日记中，蒋经国提到，他经常看父亲的日记，并觉得父亲非常了不起，很多事情不为人知，很多精神、思想大家不理解，并希望将来有一天父亲的思想能够为人们所知。
他们如获致宝，赶紧把蒋经国这一篇日记影印下来给蒋家看，他们说这是经国先生的遗愿，希望他父亲的整个心路历程为大家所知道。
在蒋家一些第三代相继逝世后，蒋方智怡成了蒋家政治上的代言人。当时蒋方良在世，蒋方智怡与蒋方良、蒋经国长媳徐乃锦都达成共识，最终与胡佛研究所达成协议，同意蒋介石与蒋经国日记暂存于胡佛研究院，并把蒋介石日记逐年公开。
宋曹琍璇被委托为阅读日记的第一人，担负把关的重任。
宋曹琍璇是宋美龄幼弟宋子安次子宋仲虎的夫人，目前担任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访问学者。作为蒋、宋、孔三大家族的亲属代表，她一人承担着对保存在胡佛研究所的宋子文、蒋介石、蒋经国、孔祥熙档案过滤和把关的重任。
宋曹琍璇的丈夫宋仲虎是蒋介石与宋美龄最疼爱的后辈之一。他从小每年寒暑假都到台湾去和蒋介石夫妇一起生活，他们二人对宋仲虎疼爱有加。按辈份来说，宋曹琍璇夫妇称孙中山、蒋介石为姑丈，称蒋经国、蒋纬国为表哥。蒋、宋、孔三大家族的后代，特别是第三代多在海外长大，很多不懂中文，只有宋曹琍璇的中文能力强。而且她又是三大家族里大家都信赖的人。
美国斯坦福大学地标式建筑——约87米高的胡佛塔中，有专门属于宋曹琍璇的办公室。她将其称为自己的第二个家。她成了一名“塔里的女人”。
进入这个“家”，需要4把钥匙：塔底的大门一把，古旧的电梯要用钥匙才能开门，办公室所在楼层的走廊外也上着锁，最后一把钥匙则是为开办公室门准备的。
宋曹琍璇的办公室只有她一人，没有同事，任何外人都不能进，除了每年寒暑假，由蒋家特聘的潘邦正教授从台北来，帮助她完成最后的审阅工作。在过去几年的时间里，她每天的工作就是阅读蒋介石日记。短短几年，她阅尽蒋介石55年中写下的日记。
2004年底，方智怡代表蒋家宣布将两蒋日记暂存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期限50年，蒋家可以随时取回；胡佛研究所提供研究办公室，供蒋家以及蒋家指派的研究人员入研究所及整理资料。消息一披露，引起海内外的极大关注。台湾岛内“非仅舆论哗然，也震惊政坛，更令研究者扼腕浩叹”。
《亚洲周刊》以《两蒋日记负气出走美国内幕》为题写道：胡佛研究所档案馆顾问马若孟和该所研究员郭岱君女士，被认为是促成蒋家后人把两蒋日记交给胡佛研究所的两大功臣。马若孟是个精明人，他看到李登辉和陈水扁陆续当权后，台湾政治风云在变，李、陈和绿色政权都希望淡化两蒋的遗泽，蒋家后人更是痛恨台湾的“绿化”，于是和郭岱君开始积极游说，力劝手握宝藏的方智怡把两蒋日记交由胡佛研究所保管。方智怡在厌恶阿扁当局不尊重蒋家，她本人对台湾的感情又越来越淡的冲击下，决定两蒋日记以“暂存”名义入藏胡佛研究所。方智怡表示，胡佛研究所并未取得两蒋日记手稿的所有权，两蒋日记在时机成熟时“永远保存于中国的土地上”。
胡佛研究所的创始人赫伯特.胡佛，是美国的前总统，曾于1899年24岁时应清政府的聘请来到天津，任墨林公司驻天津的代理人。不久前往开平煤矿担任总工程师，并起了个中国名字叫胡华。在职期间，他与英国人德璀琳密谋，巧取豪夺，从清政府直隶热河矿务督办手中秘密买下了开平煤矿。1912年6月成立开滦总局，这便是开滦煤矿的由来。胡佛成为美国第一个在中国发财的富翁。1913年，胡佛从中国携带大量财产返回美国，在旧金山自设公司。其后，他凭借这数百万美元为强大后盾，步入政界，青云直上，直至当选为美国第31届总统。1919年，已是美国社会风云人物的胡佛向自己的母校斯坦福大学捐赠了5万美元，在校内设立“胡佛战争收藏”，1957年改名为“胡佛战争、革命与和平研究所”，简称“胡佛研究所”。
很多学者都赞美蒋方智怡：“我真的佩服她的勇气和智慧”，“她做了一个非常重大的决定，使中华民族的重要历史资料保存下来，并且开放给学者研究，很了不起”。
蒋介石的日记部分公开后，两岸三地学者络绎于途，赴美研究日记里的“历史密码”。来自台北的中央研究院、国民党党史会、北京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日本东京大学等知名研究机构，都派人到美国阅看蒋介石的日记，众学者都沉迷于蒋介石龙飞凤舞书法中所隐藏的秘辛。
各方学者认为，蒋介石的日记势必改写目前已有的历史论述。
蒋介石是个很喜欢保存个人历史资料的人。有人说，他记日记有三个目的：一个是记事、备忘，为了若干年后自己回忆；二是为了修养；三是为了总结治军、治国、治党的经验，这个前提决定他不能说很多假话。
蒋介石在早期日记中写了很多个人隐私，那时的蒋介石一方面在上海十里洋场过着浮浪子弟的生活，逛妓院等经历在日记里也有记载。
在日记里，蒋介石曾写道：“到了妓院，看到床铺脏乱，余拂袖而去。”又有“今晚出去探花”等记载。但蒋同时又在进行痛苦的思想挣扎。在他路经香港时，日记上写着：“香港乃花花世界，余能否经受考验，就看今天！”结果当晚他又去妓院了，并在日记上写下：“我的毛病就是好色也！”就连马路上见到美女而心动，他也在日记上写道：“见艳心动，记大过一次。”
蒋介石有个女友叫介眉，是个妓女，两人很要好，介眉希望结婚，蒋亦有此意，但要介眉写一个盟约，介眉不肯，此事遂无进展。后来蒋介石要到福建打仗，介眉送蒋上船，要求跟蒋一起走，蒋不允。介眉要求他留在上海陪她几天，蒋介石遂在上海又待了几天。事后，蒋介石感到后悔，日记中写道：“我真是不像话，离开家前，纬儿拉着我的手不让我走，母亲重病在床，我都没有理会，但我竟然在介眉家多住了好几天。”
蒋介石对民主党派、文化人的印象坏透了，对民盟、张澜、黄炎培、左舜生都没好话。蒋认为中国的知识分子许多都是糊涂蛋，日记中出现大量骂文化人的话。但是，蒋介石很爱读书。蒋是军人，除了对自己的军事指挥艺术很自负，对自己的文采也很得意，许多文告是他亲自撰写的，他还在日记中形容自己“笔力雄健”。抗战期间，即使军备繁忙，甚至在重庆大轰炸中，他仍保持读书的习惯。抗战期间，他最常读的书是《宋元学案》和《明儒学案》，这两本书讲的是宋、元、明三代理学家的思想和学术传承，其中包含了许多个人道德修养与待人接物的道理。
蒋介石常感叹国民党不但没有好的军人，也没有好的文人，连文章都写不过共产党。陈布雷是他少数满意的文胆，但陈的身体不好。抗战期间，蒋介石在重庆举办第一届党政训练班，蒋亲自主持，还对党员做了问卷调查，问卷内容是他亲自拟就的，其中有一题问大家：为何国民党处处赶不上共产党？
另外蒋在日记里骂了许多人，包括胡汉民、戴季陶、孔祥熙等外界认为他最亲密的人，比如称孙科为“阿斗”、“总理的不肖子孙”，说他误党误国。蒋介石在日记里写着，“把孙科叫来，大骂，骂得他低头，哑口无言”。
蒋介石知道，自己的日记将来会被作为历史文献保留下来，作为后人的研究资料，所以他把自己讲得好一点、美一点，慷慨激昂一点，这也是有的。比如孙中山去世时，他在日记里写道：“我很痛苦，这是国家的重大损失，还不如我去死呢。”这种话有些过于表演性，要打上问号。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当时蒋介石本人于9日离开上海躲到南京，把具体事情交给白崇禧他们，怎么策划、怎么交代给白崇禧，他都没有记载。这种事情他知道，不能给历史留下什么东西，所以他很可能有意识地不写。
在首批开放的日记中，有不少蒋介石与张学良的关系记载。有一天蒋介石与张学良谈话，蒋介石后来在日记里写：“我告诉他，我死后，人事如何安排，我不知道张学良听明白了没有。”这好像暗示要张学良做他的接班人，把领导权交给他。
中国大陆研究蒋介石的权威学者杨天石发现，1945年孔祥熙下台是蒋亲自拍板的;蒋介石对国民政府与国民党的弊病知之甚详,曾主张将中国国民党改名为“劳动国民党”；1943年及1944年日记记载有：“美国人想把孙中山儿子孙科捧出来取代我。”后来，蒋亲自约见孙科，痛駡他误党误国，还在日记中骂孙科为“阿斗”，是“总理的不肖子孙。”
蒋介石在日记中提到几件事情显示，蒋早已是孙中山心目中的接班人选。例如1912年1月14日蒋刺杀光复会领袖陶成章，除掉了孙中山最主要的政敌。蒋介石日后在日记中自白：“余之诛陶，乃出于为革命为本党之大义，由余一人任其责，毫无求功、求知之意。然而总理最后信任我与重我者，亦未始非由此而起，但余与总理始终未提及此事也。”刺陶成章时没有日记，是多年后蒋介石在日记中提及的。
当时，陶成章经常在公开或私下场合批评孙中山，孙中山无可奈何。陈英士密令刺杀陶成章，陶获知消息后躲到医院里装病，结果还是被蒋介石发现后杀掉，从而做了一件孙中山所不能做、更不能言的大事，因此蒋介石在日后日记中提到：“与总理始终未提及此事，可他定心有所感。
1922年，陈炯明在广州发动叛变，炮轰总统府，蒋介石接到孙中山电报后，不顾一切跑到“永丰舰”上相陪，孙中山说，有介石在，所以我就很放心了。
由于以上原因，蒋介石得到了孙中山的信任。
1924年，孙中山任命蒋介石为黄埔军校第一任校长。从此，蒋介石开始培养自己的嫡系部队。蒋屡次在演讲时称：“我是靠500条枪起家的。”诸多研究者对此一知半解，甚至一些黄埔学生都不知所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当时军校根本没有枪，他想办法找到一个开兵工厂的朋友，借了500条枪。那时廖仲恺与蒋介石几乎每天都在商量如何筹款，有一次实在没有办法，就找汪精卫的太太借钱，然后特别言明利息加倍等等。
中华民国成立后，中国国民党改组，孙中山觉得党的纪律不够，需要改组。这时，有两个主要人物反对他，他们认为：我们都志同道合在一起，你不该说要对党主义、对总理效忠，还要签字、盖手印。这两人一个是黄兴，一个是陶成章。两人反对最力。而黄兴与世无争，不赞成，就走了，未与孙中山争执。陶成章却在大小会议上公开骂孙中山，批评他。
孙中山是一位光明磊落的人，他没有对陶成章怎样。这时，是陈英士向蒋介石提到了陶的问题，而蒋介石其实是跟着陈英士的。当时，陶已耳闻有人要对他不利，躲到医院里，想暂避风头，但蒋介石还是找到了他，并把他杀了。
1926年3月,蒋介石发动“中山舰事件”，气走汪精卫，使他的权力更上层楼。对此他曾表示，其中秘密，须等其死后看他的日记。
1926年，国民党右派为了分化广州国民政府中的左派，造谣称汪精卫与苏联串通，要绑架蒋介石到苏联。欧阳葛将此谣言传给蒋介石，后欧阳葛自认有功，就写了有关中山舰事件的回忆录，蒋介石看后不快，将文章放入抽屉。其日记中所记“欧阳葛来访”即证明了此事。
抗战前后，蒋介石对日本的态度为何？
早在北伐战争时期，蒋介石就有“三日亡国”之论，认为中日国力悬殊，一旦开战，中国沿海地区就会陷入日军之手。因此北伐军要刻意避开日军，绕道北上。日军于1928年出兵游击，制造“五三惨案”，对此蒋介石最早提出对日“不抵抗主义”。另一方面，1930年代蒋介石设法通过多种渠道与日本各方面维持联系，和谈也一直在进行。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蒋介石在日记中以“日倭”“倭寇”称呼日军。他抗战到底，拒绝与日本谈和的思想，可能在此期间首次出现。他在日记中每页都写上“雪耻”二字，提出一条如何“雪耻”的措施，自我惕励。特别是1937年“卢沟桥事迹”后，蒋介石的对日主张发生了重大转变，“中日必有一战”成为他的主要观点。
在日记里，蒋介石一直强调，中国是弱国，根本没有能力抗日，所以只有拖，一直拖到最后决战的时候，好利用这个时间积极备战。另外，他期待日本与苏联能够开战，这样能够两面拉锯，减轻中国战场上的巨大压力。
中日正式开战后，蒋介石开始坚决反对和谈。
1939年,日本政府暗中筹划扶植汪精卫政权,并于香港放出消息,称蒋介石如愿意和日本谈判,日本就不再支持汪精卫,且会除掉汪。孔祥熙主张派人和日本谈判,蒋介石坚决反对,指示说:今后如再有人借汪精卫事来谈与日本和谈之问题,以叛国罪论处,杀无赦。
对于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死了很多人，蒋介石怪陈仪。陈仪数次要求派军队，蒋介石在日记中一再强调“勿滥杀无辜，除首恶者”。
关于蒋介石和宋美龄的婚姻问题，外界都说他们是政治婚姻。但从蒋介石的日记来看，他们的婚姻还是有一定的爱情基础的。蒋介石对宋美龄是一见倾心，他们结婚之前，宋美龄的母亲倪桂珍希望他加入基督教，他回答说：我对基督教没有研究，我要先研究再说。蒋介石订婚后，到日本见倪桂珍，蒋写道：“岳母目不转睛地盯着我，让我很不好意思。”这个老太太大概对这个女婿还是喜欢的。有一次倪桂珍重病，蒋介石自我反省，说我的岳母这么疼我，我却没有加入，这时他对基督教已下了一定功夫了，有一定好感。另外孙中山也是基督徒，诸多因素最终导致蒋介石加入基督教。把蒋介石加入基督教仅仅理解为是为了婚姻，好像有些过于狭隘。
“九一八”事变之后，蒋介石内外交困，处境艰难。他准备北上，跟日本人拼一场。但他又很清楚，打不过日本，所以临行前他立了遗嘱。宋美龄也表示愿意一起跟他北上。蒋介石说：“牺牲是我男儿的责任，跟你有什么关系？”反对她北上。宋美龄觉得蒋介石看不起她，一怒之下回了上海。第二天，宋美龄又回来了，说：“我丈夫正处在非常困难的时候，我不应该离开他，而应该与他共生死。”
1930年中原大战，蒋介石需要很多战争经费，而宋子文不批，急坏了宋美龄。她对宋子文说：“战事到了最紧急时，你不给他钱，他一定要失败；我知道介石的脾气，如果失败他一定要自杀，如果他自杀我也跟着死。”她把自己的房产和珠宝抵给宋子文，宋子文很感动，很快筹到了钱。
1944年7月2日，重庆有一场招待会，共有75人参加。蒋介石在日记里写道：“此会是为美龄送行而办，她因患有严重之精神衰弱症，须到巴西休养。”
蒋介石在招待会上发言表示：最近重庆有一种传说，“指我和一位护士有不正当关系，并已生下一子。这绝对是谣言。我是新生活运动的发起人，一向高度重视道德观念，怎么会去干这种事？何况我还是个基督徒，干这种事是违反教义的，如此我岂不成了伪君子！”
宋美龄于7月9日到达巴西，直到隔年抗战胜利后才回到中国。有些历史学家认为，宋美龄是蒋介石确有外遇才负气远走巴西的。杨天石经过研究认为，并非事实。
据蒋日记记载，宋美龄赴巴西确实是为了治病。蒋介石在妻子远行之夜，曾于日记中记载：“美龄对我说，世界上没有人比我更爱你！”宋赴巴西养病后，蒋常给她打电报，照样向她通报国内形势，两人关系正常。
不过，就像一般夫妻一样，蒋、宋的婚姻生活也不是平顺无波的，其中一次两人闹别扭是因蒋纬国。
蒋纬国名义上是蒋介石的二子。蒋在日记中提到，纬国的生母是日本人重松金子。纬国由一个日本人带回上海，因纬国的生父戴季陶家中有难言之隐，于是交蒋介石代为抚养。蒋、宋结婚后，长子经国已前往苏联，纬国也被送到德国，直到抗战爆发，宋美龄都没有见过纬国。
后来，宋美龄到香港治病，蒋纬国回国经过香港时去见了宋美龄，再前往重庆见蒋。但宋美龄却滞港不归，她是在为蒋纬国的身世生气。因蒋基于对戴的义气，从未告诉她纬国到底是谁生的？
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妻留港不归，余回了信，答以夫妻各尽其道，毫不为之所动。”
宋美龄滞港甚久，蒋在日记中说：“余为家事愁闷”，“对家里事，我只能忍耐，我私德无亏，一切坦然。”等宋美龄回到重庆后，蒋介石要蒋纬国向宋美龄叩头，执人子之礼，母子终于和好。蒋在日记中写道：“心里的石头终于落下，最大幸福是母子团聚，平安。”
1943年，蒋介石的前妻陈洁如到重庆，蒋介石予以接见，让宋美龄很不谅解。陈洁如原隐居上海，一天到百货公司买东西被陈璧君撞见，想拉拢她到汪政权去当官，陈洁如为了躲避困扰才远赴重庆。蒋介石接见她，是否因此旧情重燃，无从考证。宋美龄访美归来后，得知此事，一度和蒋介石分居，住到孔祥熙家里。后来，蒋、宋又重归于好了。
关于蒋、陈相见之事，陈洁如的女婿陆久之曾写过一封给中国社科院的信中说，抗战期间重庆盛传蒋和一位陈姓小姐过从甚密，有说陈小姐为陈布雷之女，或说是陈立夫的侄女，实则所谓陈小姐就是他的岳母陈洁如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