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经常为一个朋友主编的杂志撰稿，所以需要沟通一些大家感兴趣的话题。有一次，他提出了一个批判“奴书”的建议。咋一听，我没有完全弄明白，经他解释我才知道，原来，所谓“奴书”，就是指这些年从国外引进的、用以教育员工责任心和职业意识的书，比如《谁动了我的奶酪》、《把信送给加西亚》、《没有任何借口》、《自动自发》等等。

　　说实在话，虽然对于这一类相对偏执的书我也不是很“感冒”，同时也并不认为员工们会在看了这一类的书之后就能“自动自发”地好好工作，但是，对于“奴书”的提法，我也感觉有一些不妥甚至是“刺耳”，便婉言谢绝了。但是，朋友的这一提议和之后见到的关于“奴书”的批判文章，还是引发了我的一些思考。

　　我首先考虑的问题是：为什么会有“奴书”的提法？我想，不外乎两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中国传统专制主义对民众造成的深深的伤害，在“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封建专制统治之下，一般民众所受到的压迫和盘剥的确是深重而持久的，而且可以相信，这一饱受压迫的屈辱感，已经深深地根植到民族的血脉中，成为一种代代相传的潜意识。这一潜意识的背后，往往是对统治者的漠视、抗拒、拒绝、不合作甚至对立。我承认这一恶劣传统的存在，是我们民族的不幸；而且我也承认，那里有压迫，那里就应该有反抗！“不自由，毋宁死！”

　　第二个原因，实际上和第一个原因有着必然的联系，就是民族的传统延续下来，在封建流毒依然很盛的情况下，现在的许多企业领导与管理模式中，还保留着大量的以专制性和权威性为代表的封建式统治和管理模式，在许多企业，也存在着管理视员工为“草芥”，员工则视管理者为“雠寇”的现象。这正是“奴书”批判者发起批判的原因，而且我也极其赞同对这些管理中丑陋甚至丑恶现象的批判。

　　但是，就是因为这些原因而将所有员工职业精神教育的书统称为“奴书”，还是令我无法接受的；就是因为现实中存在着许多不良的管理方法就反对甚至放弃对员工的正面引导和教化，也是令我无法全面接受的。

　　是的，在现实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些仅仅以员工为赢利工具的无良奸商甚至“歹人”，但是，我们同样不能否定的是，现实中还有着许许多多在兢兢业业工作、认认真真思考的企业领导者——无论在国有企业还是在私有企业，你都可以发现他们的身影。我认为，这些人，是我们民族的良心；这些人，是我们民族的脊梁。

　　可以，大家也很可能知道，这样一些企业的领导人，他们心中最大的困惑是什么？我想，如果让他们选的话，员工缺乏必要的敬业精神，恐怕仍会是大部分人的首选！

　　我们可以发现，哪怕是在待遇最好的企业，也有不勤奋的员工。哪怕是在氛围很好的企业，有总有得过且过的人。因此，对“周扒皮有限责任公司”的员工高玉宝等人进行职业精神教育自然是行不通的。但是，对于这些人、这些现象，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人与动物的最大区别，就是人有思想，人会思考。这可能是人类最大的幸运，因为会思考、能感知，所以人能够产生幸福感。这或许又是人类最大的悲哀，因为会思考、能感知，所以人会感觉痛苦和孤独。我们常常听人说：“哎，要是能活得简单一点该多好啊！”人在这些无奈的时候，甚至会羡慕一个弱智的人甚至是一个动物。但是，你可千万别信他的话——真的让他去做傻瓜？谁也不会答应的！

　　自古以来的思想家对告诉我们，人是有精神的，这种精神需要引导，所以才产生了如长夜暗火般照亮我们混沌思想的智者和伟大的思想；人是能够行动的，这些行动需要规范，所以才产生了许多能够约束人的不良行为、激励人的积极行为的社会规则，能够让好人做好人，能够让坏人不做恶：

　　一个抢劫犯看着满街转悠的警察愤愤地对同伙说：“这些警察真讨厌！要是没有他们，我们的日子该过得多惬意啊！”他的同伙却说：“你这个白痴！如果没有警察，好多人都来干这活的，哪里还有我们的份啊！”

　　所以，一个人的成长，既包括思想方面的成长，也包括行为方面的成长。行为方面的成长需要规范，而思想方面的成长需要教育。因此，人的成长途径有两条，就是教育和规范。单纯的思想教育而缺少必要的规范和约束，无法使一个人健康地成长；而抛开思想引导和自我反思能力，单纯地对人进行规范，会使一个人中规中矩地工作，但是却无法使他成为一个积极向上和持续进步的人，更无法成为一个自我驱动和全面发展的人。

　　因此，我们切不可因反对民族历史上皇帝“独乐”而百姓“哀鸣”的单纯道德教化的恶劣，而走向另一个极端——忽视教育的力量。尤其是在改革开放、中国社会日益走向民主、开放和市场化的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