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艺术的死亡与新生 系列21
行走在渎神边缘的当代基督教艺术
张 羿
提要：在十字架面前，艺术是苍白的，甚至是多余的。十字架不需要艺术的帮助，更不需要达利、奥维拉、塔皮埃斯式的私意践踏。而高氏兄弟、丁方等人的创作则启示我们，神性艺术固然是超越现代性的正确方向，但在这条路上必须如履薄冰。
中国当代基督教艺术在“八五”新潮时期就已经初露端倪，如高氏兄弟的创作。但由于“八五”美术运动的主体是一场人本主义运动，因此，作为神本主义的基督教艺术并未成为影响“八五”整体性质的重要因素。
90年代后，高氏兄弟和丁方等人作品中的救赎意识，使中国基督教艺术的探索成为现代性泛滥的当代艺术阵营中的异数。高氏兄弟、丁方等艺术家的“神性艺术”创作，是中国当代艺术超越现代性，走向真正的后现代性，即从人本走向神本的正确路线。他们的探索在超越中西二元对立的同时，也走出了汉语言文化情结的误区，使21世纪中国艺术进入人类性时代呈现出一种可能。
然而，高氏兄弟和丁方等人的创作尽管是中国当代艺术超越现代性的正确方向，他们的作品作为基督教艺术本身却存在着严重的缺陷。这种缺陷足以影响人们对基督信仰和《圣经》的正确认识，因此，难免成为神性艺术发展的障碍。
我认同高氏兄弟和丁方等人的创作方向，也十分尊重他们本人，我的批评绝非针对他们个人，而是出于对真理的澄清。希望这些被本文批评的基督徒艺术家，能够取用耶稣基督的宝血赦免笔者。
在中国，高氏兄弟是最早于装置艺术中采用十字架图式的人。在89’中国现代艺术展上，高氏兄弟用近百个避孕套创作的《子夜的弥撒》，成为大展中最为引人注目的作品之一。这件作品固然超越了中西文化对立的层面，但从《圣经》的角度来看，却没有任何神圣性可言。作品由充气的避孕套构成的巨大的性器官，按照评论家的说法，是冲破人性禁锢的表征。但我认为，这是一件丑陋的作品，无论它是批判现实的堕落还是表达冲破禁锢的思想，本质上都是一件现代主义作品，而非神性艺术。作品虽然采用了跟天主教仪式-弥撒有关的命名，但严格来说这是一件相当世俗的作品，与基督教或神学毫无内在的必然联系。
高氏兄弟在90年代创作的《临界·大十字架》系列，由5个高约3米多的大十字架组成，分别命名为：《世界之夜》、《世纪黄昏》、《黎明的弥撒》、《人类的忧虑》、《福音书--文明启示录》。这件装置作品虽然超越了《子夜的弥撒》，但只是一件借用了十字架图式的批判性作品，其中的十字架图式已经脱离本色的意义，而成为一种隐喻，表达了作者对现代艺术的堕落以及人类生存异化状况的不满和批判。
在《大十字架》系列中，高氏兄弟在原初本色的物质十字架上，“装置”了圣经、地球仪、时钟、手枪、镀金数码、有机镜片、小灯泡、太极图等新的现成品时，在观念上也对“十字架”的意义进行了重组。
十字架的意义经“装置”以后，所产生的人的缺席、神的缺席，暗示出绝望、人神失和、苦难已成为世纪末人类的本质生存状态。《大十字架》反映了高氏兄弟在那个时期的精神状态濒临崩溃，而试图通过十字架寻求出路。
但是，高氏兄弟并未真正领悟十字架的意义。作为基督徒，这件作品本身也是没有经历十字架的产物。这件充满着孤独和荒凉感的装置作品，本质上仍然是一件文化意义上的现代主义批判作品，虽然表达了作者对堕落现实的不满，却没有真正的神性意义。
之后的2000年，高氏兄弟创作了行为艺术作品《拥抱》。这件作品被评论家称为高氏兄弟走出孤独后拥抱社会的产物。看来，无论是高氏兄弟本人还是评论家，对于《圣经》都太缺少了解。高氏兄弟试图通过这样一件让陌生人拥抱的行为艺术作品，来恢复爱、友谊、谦卑、宽恕等神赋予人类的高贵品质，其动机固然美好，但本质上却是一种乌托邦。
尽管中世纪艺术曾经发挥过图解《圣经》的功用，但《圣经》从来没有启示艺术可以帮助福音的传扬，更没有记载使徒通过艺术来传扬福音。历世历代真正知晓《圣经》真理的圣徒，也从来没有号召利用艺术这种具有强烈社会传播性的载体进行福音传扬。不是神不愿意万人得救，而是社会运动式的福音传扬，不能使接触福音者对福音有深刻的认识，并得到扎实的建造，因此，只能得到一时的表面的热闹。
事实上，《拥抱》作为艺术作品已经没有实际价值，换句话说，它已经不是艺术。而问题的关键是，如果《拥抱》是一种福音传扬方式，这种处处透露着作者自我意志的活动，绝不是神所喜悦的。
神不喜悦人天然的意志和热心。侍奉神必须经过十字架的对付，就是了结人的旧造和天然。否则，人为神所献上的一切，不仅不神圣，反而是一种罪。《圣经》中启示了两种主要的罪，其一是属肉体的明显的罪，其二则是属心思的动机美好而实际上触犯神的任意妄为的罪。旧约乌撒扶牛车上的约柜，亚伦的两个儿子献凡火，都遭到神的击杀。他们的动机都是好的，都是为了帮助神，然而，神却击杀了他们。
神的智慧远超人类的智慧。作为神性艺术的创作者，如果不能透彻地了解《圣经》所启示的真理，不仅不能创作出真正的神性作品，反而时时有亵渎神的危险。
与高氏兄弟具有同样倾向的是丁方。90年代以后，丁方创作了《言成肉身》、《皈依之途》、《迷津》、《恳请降临之地》、《高原酷流》、《圣十字的君临》等一系列作品。这些作品对十字架的运用，并没有表明丁方已经真正认识了十字架的价值。他的一系列“神性绘画”作品，带有浓厚现代主义色彩，实则暴露了自己的精神困境。
丁方一方面把十字架当作自己的希望，另一方面又充满本雅明式的绝望。本雅明是一个基督徒，但是他自杀了。这说明他不认识基督复活的大能，凡是自杀或绝望的基督徒都不是真正的基督徒。
因此，我们透过丁方作品中的忧郁气质，完全可以看出他信仰的虚弱和迷茫。在丁方的作品中，十字架被赋予了不应有的悲剧色彩。他只看到了基督的受难与死，而没有看到基督的复活与荣耀。和高氏兄弟一样，丁方的作品虽然具有浓厚的基督教艺术色彩，但同时带有强烈的现代主义批判性。
一切将十字架赋予悲剧色彩的艺术作品，都与十字架的真正意义背道而驰。十字架与悲剧无关，《圣经》也不是一部叫人忧郁的文学作品。十字架的真正意义是对撒旦、世界和旧人的审判，借着十字架，基督清理了宇宙中一切消极的事物，包括死。十字架是基督得胜的表征，基督上十字架没有任何苦难的色彩，十字架体现了智慧的神永远而完美的计划，它终极的意义乃是基督的得胜以及人类的得赎与自由。
在另一幅作品《死亡无法拒绝》中，丁方写下了这样的题记：“这幅画是根据巴赫的一首同名《康塔塔》而创作的，它表达了我对‘时空无限’的悲剧性感受。”永远的生命是神的性质，也是基督徒生活的盼望。所谓“时空无限的悲剧性”，表明丁方对神赐给人的恩典—永远的生命并不认同。而一个不相信永远生命，即不相信永恒和不朽的人，怎能认识十字架丰富的含义？怎能创作出真正的神性艺术？
事实上，丁方的作品是他对基督信仰残缺理解的同时，与生命哲学融合的结果。十字架的大能与哲学相对，哲学总是消解十字架。荷尔德林的悲剧正是信仰与哲学搀杂的结果。在中西文化界，都流行着将信仰与哲学搀杂的现象。连海德格尔等伟大的思想家也不例外。这种信仰与哲学的搀杂是可怕的，它将信仰赋予了忧郁乃至绝望的色彩，使人在希望与绝望之间坠入更加痛苦的深渊。它似乎给人带来了光明，实则给人带来了黑暗。
而现代基督教艺术创作，并非仅仅在中国存在严重的误区，在西方也同样。其中的根本原因是，在基督教历史上，圣经的真理一直都被各种各样混乱的思想所搀杂。经过了天主教的封闭时代之后，以马丁·路德、约翰·加尔文为首的宗教改革开启了《圣经》真理的恢复之路。其后，经过历代圣徒的恢复，一方面，圣经真理被逐步恢复到使徒时代，另一方面，对真理的遮蔽和搀杂也一直在进行。这就使得很多基督徒对《圣经》并没有透彻的认识。在西方，基督教成为一种世袭的传统，大多数人一生下来就成为“文化基督徒”，基督教成为一种空洞的身份和文化符号，而没有多少实际。这就如同中国人一生下来就成为一个东方的“文化人”，但大多数中国人并不了解中国传统文化一样。
因此，正如当代中国人生活在传统儒家伦理与现代主义的冲突之中一样，当代西方人也生活在传统的基督教文化与现代主义的冲突之中。自从启蒙理性以降，基督教就一直受到人本主义的强烈冲击。这使很多西方人处于信仰与哲学的矛盾之中，他们的信仰产生了严重的动摇，对世界充满了迷茫。当他们对现代主义所带来的世界的黑暗产生绝望之后，往往企图通过回到信仰寻找寄托。然而，他们的信仰已经百孔千疮，他们大多只是知道一些关于信仰的皮毛的知识。而真正的信仰不是一个纯粹的理性问题，真正的信仰必须是信徒摸到神，深刻地体验到神的同在甚至内住。否则，如果只是在道理上知道神的存在，在道理上知道圣经的一些故事或“神学”，与真正的信仰相比实在有天壤之别。这就导致了大量名义上的基督徒，就是说，他们只有基督徒的身份，却没有基督徒的实际。
其实，判断一个信徒有无神的同在十分简单，那就是看他思想中的主导因素是什么。一个真正与神同在的信徒，他生命的主色调必定是平安、喜乐和充盈，而不是痛苦、矛盾和挣扎，更不是绝望。而现代历史上几乎所有的基督徒艺术家的内心都充满了激烈的矛盾甚至绝望，他们中最著名的代表包括梵高和达利等历史上最伟大的艺术家。
梵高的自杀等于彻底否认了基督信仰，姑且不论。而达利怎么样呢？1951年，达利以超现实主义手法创作的《十字架圣·约翰的基督》，一度被誉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艺术作品之一，然而作为典型的“基督教艺术”，达利的这幅作品却没有表现出多少神圣的元素。在这幅画中，如果仔细观看，在基督的头上竟然是达利自己的脸。
因此，达利并没有真正实际地渴望基督的救赎，他的信仰是令人怀疑的。达利信奉的是“原子核神秘主义”，那是搀杂了科学主义和神秘主义的混乱思想，他相信科学证明有神，但他自己却没有摸到神，他不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与其说《十字架圣·约翰的基督》是对救赎的呼唤，不如说是对基督的亵渎。达利晚年接受采访时曾经说：“我相信上帝，但我没有信仰。”他承认自己面对死亡“充满颤栗”。
无独有偶，我们在美国艺术家比尔·维奥拉和西班牙艺术家塔皮埃斯身上，同样可以清晰地看到他们信仰的矛盾和冲突。这两位基督徒艺术家的共同特点是将基督教与禅宗搀杂在一起。其中，维奥拉在1980年后，对禅宗的修行达到一种痴迷的程度。在不清楚圣经的文化学者看来，维奥拉和塔皮埃斯将基督教和禅宗搀杂的思想，堪称是融合中西文化的伟大创举，但这实际上是信仰危机下属灵的淫乱。我们绝不可期待这样的艺术家能够给人类带来真正的福音。
事实上，在十字架面前，艺术是苍白的，甚至是多余的。十字架不需要艺术的帮助，更不需要达利、奥维拉、塔皮埃斯式的私意践踏。而高氏兄弟、丁方等人的创作则启示我们，神性艺术固然是超越现代性的正确方向，但在这条路上必须如履薄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