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 盛洪

　　

　　过去中国对国家的概念不是民族国家的概念，而是一个文化概念，它没有一个明确的边界

　　我想从两个角度来讲国家。制度经济学讲国家，主要是强调国家是提供保护产权的功能，是提供维持秩序、调解纠纷的功能。假设没有国家的社会会出现产权纠纷，而通过个人和个人之间的一系列的争斗和谈判来解决产权纠纷，成本将非常高。制度经济学总讲，无政府的社会个人之间的暴力将会很多。这就需要一个高高在上的、有权威的机构，这个机构能对纠纷进行裁决，给出的裁决能够强制性地执行，而且双方将会没有异议。这就需要裁决的暴力后盾是强有力的，那么进行裁决的机构的权力将很大，从而纠纷可以简单地得到解决。而如果通过双方之间的互动来解决问题的话，一种可能是通过双方之间较长时期的谈判来解决，另一种是通过个人之间仇恨的延续，家族之间的仇杀来解决。

　　国家形成的另一个逻辑是，国家作为暴力组织或者暴力公司，它的对外的意义是什么？假定世界都是由单独的个人构成的，那么，你可以想象，突然有一群人形成了一个国家，如果这群人和没有形成国家的个人之间发生冲突的话，那么形成国家的人群的个人产权受到的保护，肯定高于没有形成国家的个人产权受到的保护。这样两者的利益就完全不一样了。这实际是奥尔森的结论：形成了一致行动的利益集团，与利益集团外的人进行抗争的话，肯定会优于没有形成一致行动的人。这也是我经常作的民族主义和天下主义的对比。

　　民族主义简单地说就是一群人很抱团，能够对本民族之外的人进行一致行动，它有更高的组织程度，更一致的目的，能筹集更多的资源。而天下主义是指以天下为公，人们之间不抱团，每个人不与其他任何人结盟，因为四海之内皆兄弟。这时就会产生又一个囚徒困境，就是抱团的人在竞争中更占优势，而不抱团的人则处于劣势。因此，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就是这样一种情况。

　　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历史上近代以来的调整也是这样：中国在汉以后确实缺乏民族主义的精神。在战国时期，可能还有民族主义，因为当时有很多国家分立争霸，一国与另一国之间有某种利益上的冲突。而在战国以后，有一个从国家主义或民族主义走向天下主义的过程，这个过程使个人对于自己属于哪个利益集团的认识逐渐淡化，而只有一个王权，所有人的抱团意识非常弱，以至于中国人相对于其他异族人，民族主义的概念也是非常弱的。尤其是在近代初期，有人认为中国人是一盘散沙的涵义就是因为即使在西方列强的欺压下仍然不抱团。像鲁迅讲的，他看到俄国人在中国领土上屠杀中国人，而另一群中国人像没事人一样围观看热闹。鲁迅因此强烈批评了当时的中国人没有一点民族意识的状况。鲁迅讲得很对，我后来将这种状况称为没有一点民族主义血性。因此，过去中国对国家的概念不是民族国家的概念，而是一个文化概念，它没有一个明确的边界。现在讲的界碑，所强调的主权，中国过去是没有的。我们过去的版图，我觉得是一个漫坡型的，当时的人们认为中华文化是由中央向外渗透的，而渗透的程度是不同的。离得越远，关系就弱一些，与很多周边国家都是建立纳贡的松散关系。这和西方国家的保护国、殖民地是完全不同的关系。所以，这个背景很有意思：因为别人是抱团的，中国是不抱团的，中国近代以来民族情绪的高涨应该是现代化进程的题中应有之义。你要现代化，武器是一个要解决的问题，另一个关键的地方就是本国民众还必须有民族主义意识，要看本国民众能否在外敌入侵下同仇敌忾。（编辑：陆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