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没有教育家？“另类校长”咋如此另类？

“在中国，陶行知之后就再也没有教育家。”在河南焦作举行的中国卓越校长局长峰会上，有“另类校长”之称的郑杰在报告中对现场的1000多名同行说，“前人太了不起了，我们现在的使命就是要传承前人的使命，而不是搞什么新教育。”(《中国青年报》2010年04月14日)

此前，耶鲁大学校长小贝诺·施密德特说“中国没有教育家”，笔者曾认为美国人并不是出于嫉妒，“中国没有教育家”也并非危言耸听。但这样的话由郑杰校长的口中说出，笔者倒是从其可谓“另类”的言辞中看到了中国教育的悲哀所在。

什么样的人物才能被称之为教育家，这恐怕很少有人能够说得清楚。从理论上说，每个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教育家；如果没有，它就要创造出这样的教育家来。我们生活的当代中国一定也会有大量的教育家。可是当人们具体地加以举例时，举不到几个便会产生疑问：他算教育家吗？于是，由于诸多的因素与质疑存在，“教育家”也就成为了一个要等到身后才能被追封的称号。再于是，人们在以仰慕的心情仰望着前辈教育家时，常常会忘却活跃在我们身边的“教育家”们。

“教育家”仅仅是一种荣誉称号，还更应是教育工作者人格修养的崇高境界？我们是应当提倡和鼓励人们去争当教育家，还是应当过分矫饰陶行知让更多的人背离教育的主流？诚然，近半个多世纪中国没有出现多少有世界影响的教育家， “应试教育”根深蒂固、素质教育举步维艰、教育腐败屡见报端、师德滑坡多有案例、恶性事故时有发生，这些固然都是事实。但判断教育家的标准是一把尺子还是几把尺子？陶行知时代涌现出一大批教育家又是怎么“造就”出来的？难道我们成千上万个教育者当中居然就没有一个可以谓之“教育家”的吗？

温家宝总理是一直在提“让教育家办学”的，并一再强调说：“我这里所说的教育家他们可能不是某些专业的专门家，但是他们第一热爱教育，第二懂得教育，第三要站在教育的第一线，不是一时而是终身。”顾明远先生则说：“我们把教育家看得太高了，要求太严了。要求既有理论体系，又能影响全局的才能算得上教育家。其实对教育家的要求不一定要那么严格、全面。能够坚持在教育第一线工作，以自己的道德文章培养许多人才的就应是教育家。”所以，我们所缺少的并不是教育家，而是欠缺真正意义上的、能够与孔子齐名并令全球景仰的教育家。

陶行知先生曾说，“在教师手里操着幼年人的命运，便操着民族和人类的命运。”陶行知先生也告诫我们，“要学生做的事，教职员躬亲共做；要学生学的知识，教职员躬亲共学；要学生守的规则，教职员躬亲共守。”从这一点上来说，我是不会看轻那些始终坚守在教学第一线的教师的。在我的眼里，凡是能够一生将教育当一件大事来做的人，都是我所最最敬畏的“教育家”。而至于“钱学森为何走得很遗憾”，“中国为什么欠缺真正意义上的、能够与孔子齐名并令全球景仰的教育家”等等问题，我想，看看那些被冠于了“教育家”的头衔之后人在做些什么或许也就晓得答案了。——从学术造假到四处开办讲座，从兜售他们那些所谓的学术著作到各执一词的“文人相轻”，从高额的出场费到与商家的坑瀣一气……难怪有人说，中国的教育改革就是“折腾”，教育“专家”的特长就是打着改革的旗号赚钱。其实，中国教育这么多年的改革并没有见到什么实际效果，中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教育家，根源也正在于此！

郑杰在报告中对现场的1000多名同行说，“前人太了不起了，我们现在的使命就是要传承前人的使命，而不是搞什么新教育。”对此，笔者更是不能苟同。传承前人的使命固然不错，但过于神话古人则大可不必，而反对创新就更加荒谬了。

江泽民总书记在2002年6月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曾指出，面对世界科技飞速发展的挑战，我们必须把增强创新能力提到关系中华民族兴衰存亡的高度来认识，大力提高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的能力，这是全面推进我国现代化事业的必然选择，也是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根本保证。可以说，创新对于促进经济的发展和国力的增强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创新能力也绝不仅仅是一种智力特征，而更是一种人格特征和精神状态以及综合素质的体现。

培养创新型的人才，是离不开教育的创新的。传统学校教育在教育理念、培养目标、方式以及内容等许多方面都与我国当前的社会需求格格不入。重记忆、重考试而轻创新探究的旧教育模式已经严重影响了学生主动的、生动活泼的、自由的有鲜明个性的全面发展，更不能适应未来社会对创新人才的需求。所以，只有打破教育的束缚，从教育观念、培养目标、教育内容、教育方法与手段以及管理体制等若干要素着手，加大教育创新力度，建立全新的教育创新体系，才能进一步推动教育改革的深入，为教育的发展更加广阔的天地与空间！

（李吉明2010年4月15日于河南新乡 邮箱：[email protect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