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悟中国
人间任何事物的任何描述只是相对的，人的生命是有限的描述是绝对的。人的有限生命如依据中国易经对时间按六十年轮回推计法，正好十年为一个时间段。我把前三个时间段作为被控阶段，后三个时间段作为自控阶段，但再往后的生命延续的控制并不轮回。所谓"控制"是指个体自然人对自己的话语表述和自身的行为能力的自我界定。人是大自然的产物，众多自然人组成的各种群体形成人类，人类可以逐渐地认识自然并为了改变自身的生存愿望而不断地改造自然，人类的自然进化产生人类社会，人类是社会的必然产物而社会则是人类的派生物，人是社会中的主体，社会是从属于人的特定机构，因此，只有人的文明,社会才能进步，只有人的理智,社会才能和谐，只有人的自由,社会才能创新，只有人的博爱,社会才能幸福。
被控阶段。人从出生后的第一个十年（0-9岁）是启蒙识字时间段，一般孩子两岁开始可以模仿成人说简单的单词，可以学着自己吃饭，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农村没有幼儿园，孩子一般由父母和爷爷奶奶负责学前教育，六七岁开始上学读书，第一次融入陌生的群体并一起学习识字、认数、写字。天真的孩童幸福融融，读书、习字、数数、画画、唱歌、玩耍;童年，童心，童真，童乐;童年的世界，童年的人类，童年的生活：无忧，无虑，无思，无想。
过了三年的初小学习时期的美好时光，从高小四年级起进入第二个十年（10-19岁）接受学习时间段，这个时间段完成了中学学习课程（我国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学制分为小学、中学、大学三级段：小学为初小三年和高小三年，中学为初中三年和高中三年，大学本科四年研究生二或三年）。大多数学生在这个时间段开始离开学校进入新的社会生活，只有少数学生进入大学继续读书。第二个十年是决定一个人的命运的极其重要的岁月，开启人的智慧的至关重要的时间段。人的命运机遇主要取决于这个十年。
第三个十年（20-29岁）思想萌芽时间段，这个时间段所受知识必然与生活实践相互印证或然彼此碰撞，当印证无助于人的思维顺从于客观规律去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时，何以推动社会和谐发展；当碰撞给人留下太多的晃悠和疑惑，人的思想萌芽怎不能顺应人类社会的良性发展需求。青春年华最宝贵的时光莫过于这个十年，任何人的一生都会对这段时光产生深刻记忆。人类社会的命运走势亮点取决于这个十年。
自控阶段。第四个十年（30-39岁）思维爆发时间段，人的体力与精神最旺盛时期就处于这个时间段。人与人之间交往自然，思想活跃，是创新思维的最佳时期。人与社会的互信度及强，勇于承担责任而不畏艰险；精力充沛的体力优势致使人一如既往地敢于实践，向前，向上，向好，不断追寻快乐与正义；社会实践前沿的实实在在的实干者莫过于这个阶段的群体公民。
第五个十年（40-49岁）价值体现时间段，人的认知基本聚缘成熟，无论前期阅历与其理想抱负是否顺意乐观，人潜在的最本质的性能开始彰显。这个时间段的人的价值实现而尤为是价值体现必然油然而生，肩负着家庭与社会的双重责任的最重要时期的外在因素混合个人天然自私的本能使然，一方面努力创出价值，一方面彰显价值。敢于创新与勇于索取的行为模式属这个时间段群体公民的主要思想和价值观。
第六个十年（50-60岁）理念徘徊时间段，人的家庭责任与义务理论上基本完成，可不同时区和不同理念的人对责任与义务的释义不同而导致观念和行为之差异极大，无论是自然法则或是人类社会的潜规则都难以改变这种差异。这个时间段的人们不管属那类公民都有一种成熟感或成就感，但进取与虚荣最为改变理念的底线乃至异化，按自然法则自尊自信源于成就之彰显，人的各种欲望特别是私欲进入自我随意阶段。个人本位必然受自身阅历和生活环境的影响而左右，理念顺实用而为通常并非利他。是体现自我的最高形式的最活跃时期。
现就自身岁月历程述说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
一、1956—在农家出生
一九五六年,中国社会结构发生史无前例的巨大变化，五亿农民走上社会主义合作化道路，资产阶级所有制基本消灭。这是中国有史以来首次照用西方思想家的理论指导建设新国家的重大的社会实践。这一年的农历正月初三我出生在一个美丽富饶的村庄——今湖北省通山县境内，中国第一座内陆核电站首选地周边两公里处。村庄原名车田畈，约15世纪末改名九门庄，简称九门。九门庄山清水秀，一条河流由西向东绕村而过，经由富水河畔流入长江而融入弥漫的大海。全村百余户人家全都是袁姓，在方圆数十公里属居住人口最多的自然村。据袁氏宗谱记载约数百年前一袁姓太公在这里开基定居，如今这位袁姓太公的子孙后裔上万余人分布于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东南亚及美国等地区居住。
一九五八年，湖北省政府决定并开始在离该村三十公里的东方修建一座大型水库，期间调集十余县的约10万民工历时八年水库建成，水库命名为“富水水库”，水岸全长190余公里，最大水面达８万余亩，总库容约18亿立方米。为响应政府号召，支援国家建设，乡亲们弃小家顾大家，含泪诀别心爱的家园，搬离后靠附近水面不淹地段再建简易房屋居住。一九六一年水库合拢，农民赖以生存的土地即将淹没，于是政府开始动员村民向本县境内他乡移居，从一九六五年起前后三年乡亲们背井离乡移民他乡定居，永远告别了血浓于水的乡音乡情，还有少数乡亲留下依托少量可耕种的土地而生活。我家没有移民留在了故乡。
我家是世代农家，世世代代祖辈的辛劳到我祖父的祖父一代家庭富裕，人丁兴旺，父亲叔伯兄弟八人，现约百数人。父亲虽然是农家出生但基本没有做过太多的农活，母亲却一直在农村务农。父亲两岁时就失去了祖父便随我的祖母一起在父亲的外婆家生活，祖母家生活富裕，由于传统观念致使她后来一直未再婚，父亲随祖母在他外婆家生活十四年，后又跟随舅公（父亲的舅舅）架木帆船（上世纪30年代内陆江河的一种木制水上交通运输工具）。父亲上了几年学堂。祖父于1931年被“左倾”错当“改组派”杀害，时年29岁。他美好的青春年华成了军阀混战时期的革命年代的牺牲品，从而我家不得不背着反属的黑锅。51年后，邓小平主导的改革开放再为因“左倾”受害者平反，迟来的纠错并未能填补我家本不该失去的美好时光，而是那难免的境遇迫使人思绪万千，抱怨不平却又无济于事。我的祖父27岁时生我父亲，父亲27岁时抱养我。在我三岁时父亲生了我的弟弟，我们家父亲、母亲和祖母、弟弟和我，一共五口人。那年正赶上中国“大跃进”，也正是三年自然灾害的开始年，中国官方后来把“三年自然灾害”称为“三年困难时期”。不管怎样表述，那确实是中国共产党正式取得政权后人民饱受饥饿之苦的三年。当年我只三岁，未曾能有现实生活的记忆。即便是饥寒之秋人们仍然无声无怨，贫苦度日，乡亲邻里和睦相处。上辈人与人为善的优良品行一直延续传承。我母亲一生善良厚道，没读过书，是为地道的中国传统的淳朴的农家妇女，一切顺应自然，听天由命。母亲的父亲（我的外祖父）是个读书人。人们习惯把外祖父称叫外公，我外公他当过谱士（为修谱作编辑工作的人士叫谱士）。中国家庭以姓氏记载传承的特色传统极为浓厚，它的传承模式就是以姓氏“家谱”也叫“宗谱”或“族谱”。“族谱”是维系宗族的文化基因，中国统治者正统思维观念来源于这种传统文化基因，这种基因的产生与传承的神奇性在世界任何国家和地区无与伦比。中国历朝历代统治者均以几乎为等同方式依靠宗族伦理协力实现地方乡村自治。中国最后一个统治王朝-满清王朝结束后，新的统治者试图改变或异化传统文化基因的努力却只能是废除掉世袭制度，开明的知识精英不时创导理性的改进也极为有限，纷争迂回总是记录在文史书籍而为其归属，真可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种必然传承是否是民意不可违或是数千年东方特色文化之使然，历代文哲史学家和统治者均没有确切论证。
我外公生育了八个孩子，我母亲排行老大，他居住房屋简陋，生活简朴，他文质彬彬，性格内向，少言寡语，胆小怕事。一身积蓄用于购买土地以保障孩子的吃饭问题。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后，新政府在农村实行独特的以拥有土地多少为标准把农民划分成不同的成分，即：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和雇农，根据中国社会的阶级斗争学说，地主、富农等同于资产阶级，贫农和雇农属无产阶级，中农也算有产阶级可能游离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外。生性文弱的外公经受不住恐怖批斗于新中国成立那年而悬梁自尽，外祖母带着孩子艰苦地生活下来，母亲家被划成了地主成分。幸好我母亲头年就嫁给了我父亲，又幸亏我祖父留下的田地在我父亲十五岁那年被祖母全部卖掉，因为父亲当年被入侵中国的日本兵弄去做事，祖母既可恨又害怕舞刀弄枪的当兵人，尤其是日本兵。被迫卖掉土地田产换回了我的父亲，解放后我们家就被划为了贫农成分。但是，在那个有成分论的年代里，这种有幸并未能使我粘上贫农的政治光彩，也从未享有贫农子弟的平等待遇。
我七岁开始上学读书，学校是当年生产队的一间不到三十平方米的仓库，读一、二年级时的课桌和凳子{座位}都是学生自家配带，三四个生产小队合办有二年级，生产大队有三四年级，人民公社的所在地有一至六年级或称中心小学，县城里有初级和高级中学。小学一般按照自然村设学校，学生可就近上学。上学的大多是男孩，一般困难家庭的女孩不上学读书。当时国家经济处于困难时期，小孩上不上学读书完全得根据各个家庭的经济情况和家长的自愿而决定。每当新学年开学前夕老师（也称呼先生）就会主动上门劝说家长让适龄孩子去上学。那个年代农村的读书人很少，所以人们非常尊敬老师，逢年过节家长都会给老师送平时难吃到的好吃的东西，每逢乡村有婚丧嫁娶、生日祝寿、或者其他值得庆贺的宴请，老师一般会被当作贵客恭请。农民最满意的莫过于农作物丰收，但最能使农民扬眉吐气的那就是自家出了读书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充分体现这句中国儒家经典之名言并以无可替代之共识深深扎根于中国这块黄土地上。读书主要是为了出人头地、光宗耀祖。近代西方文化流入时便把读书人称作知识分子，柔弱而多面性的独特性格的知识分子虽然知书达理有时会出现少数理性者为推动社会改良而呐喊，但更多的只是创造了大量的书本继而以高智商者自居并充当社会的说教者。
初学课本从认识自然开始，如：“日月水火，山石田土，人手足，口耳目，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课本附有象形图形以助识字，由浅入深，通俗易记，教与学融会贯通，学而轻松得态，天真的童心童趣伴随着人生美好的岁月年华，欢乐的校园氛围融和师生间的真切情怀。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快乐的童年时光随着年轮的增长而慢慢流失一去不复返。人初期感触社会一无所知，人对人的认识只有高矮、老少、长幼、性别之分，一切顺自然常理，人云亦云却又与世无争，温饱冷暖是最大的满足，幸福受宠是最好的愿望。
快乐无比、幸福无忧的三年初小的美好时光一去不复返，永不可再现。
晚清的败亡导致中国社会加剧变革，数十年的内乱与战争将人拖入深重的苦难之中。一九二一年成立的中国共产党终在一九四九年取得了全面胜利并于当年的十月一日在北京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预示着“国家”二字逐渐被国民所认知，数千年的天子皇帝的面纱被慢慢掀开，“朝廷”被“中央”所替代，全新的社会主义热潮涌流于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幅员辽阔的中国大地上，中国农村从此欢欣鼓舞。亿万农民不畏辛苦全心全意响应社会主义建设号召。工人做工，农民种地，老师教书，学生读书，老人看家，小孩玩耍，社会和谐，师生友爱，尊老爱幼、邻里和睦，各行其是，各得其所，春夏秋冬，四季分明，周而复始。一派全然的有序无争的社会景象呈现在现实的希望之中。虽然当时物质并不丰盛且较现时过于贫乏，但人的心态意识及精神风貌焕然一新。国民粗茶淡饭，平稳清静，身心安宁，希望常在。
随后新中国曾一度效仿俄罗斯（前苏联）的治理模式，实行史无前例的社会大整合，在困苦中度过数十年的绝大多数人民很自然地响应新的社会变革。中央政府先是在农村以平均地权的方式进行土地改革唤起了多数无地或少地农民的生存热潮，继而在城市重组民族资本，工商业全部收为国有国办。急于重振中华的领导人的狂躁践行未能如愿。建设新社会的冒进运动给中国农村造成了极大的贫困。“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决心尤为迫切，解放后一系列‘左’倾路线的泛滥，包括从互助组到合作社以至人民公社、反右倾及‘大跃进’，都与领导人力图超英赶美的追赶型经济发展战略相关。在这种思路的引导下，我们采取了优先发展工业的方针，在发展工业中又提出优先发展重工业，为此，不得不牺牲农业，牺牲农民，牺牲农村，因而形成了一个曾经代表农民利益的党，实践政策却和农民利益背道而驰”（薛宝生：《公共管理视域中的发展与贫困免除》中国经济出版社2006年版，第83页）。
这一冒进实践埋下中共党内高层后来残酷斗争的隐患。当时的农民对此却全然不知。辛劳的农民历来是面朝黄土背朝天，日做夜息，无问社会，只望温饱平安。农民的喜乐悲欢限于信奉自然而无视国家与社会之关联，原由多被解释为不读书没文化之故，究其根由应为中国传统文化基因之使然。几千年的中华文明只是统治层面之文明，最底层的劳作者从来不享有平等的自由而被说教者驯化得五体投地且逆来顺受，整个社会的架构图成金字塔型，统治者居高临下，底层劳作大众脚踏实地肩负着上层人士逍遥作乐享受生活。人的追求总是愿望脱离脚踏实地而成为被托起的上层群体中的一员。唯我独尊的思想意识成为每个人向往的最高精神境界，中国民间流传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句名言一语道破了人与人、人与社会的本来面目。人的最低道德底线无与界定。
一九六二年中国政府采取了适度宽松的农村政策，农民过上了几年虽然清贫但较为轻松的日子。当年我家比一般家庭过得较为好一些，这主要是:一来我家人口较少，二来我父亲算是村里为数极少的付业人，也算较别人家多一点经济来源。我母亲在家里担当主要劳动力，奶奶操持家务。家里就我和我弟弟两个人吃闲饭。平日里只有我和奶奶弟弟妈妈一共四口人吃饭，我总盼着父亲经常回家，因为父亲回来能给我和弟弟带点当时农村极为少见的糖果。而每次父亲带回的糖果，母亲和奶奶都会分给些邻居的小孩。记得小时候的农村，空气新鲜，环境优美，人与自然互不妨害，真可谓：青山流水鸟语花香，池塘田野风景如画。农民们春播秋收，夏忙冬闲，人与人尊长有序、和谐可亲。当然难免也会有很不和谐的事件发生，乃至偶然的激烈纷争导致野蛮斗殴。除非出现严重的伤亡事件得由当地政府机关处理外，大部分纠纷均由村里的家族长者和地方干部协同调解。这确是中国数千年儒教所形成的血亲地缘文化带来的积极的一面之体现，同时这也是中国法治停滞不前的深层原因之所在。农民，只有农民才那么纯朴、才那么善良、才那么辛劳；而确只有农民才那么任劳任怨、才那么对社会不闻不问，才那么为社会不断的奉献。这就是中国的农民，可歌，可泣，可敬，可悲的中国农民。。然而，更可悲的当属从农民群体中走出来的那些“学而优则仕”者却 “仕而优则忘民”。小时候的记忆虽然并非那么确切，可留住的印象却并非那么容易流忘。那时我们村只有两个上过初中，没有读高中的人，读大学的见都没见过。在农村根本无从谈起所谓的知识结构。农民基本没有文化，每个生产队也就一到两个能识字的农民担任生产队会计和记工员。为了补充不断需要识字的人从事一定的事务，农村以自然村为单位不定期的开办过农民夜校教农民识字。可是好景不长，隐患终于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