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死囚在狱中等死的日子很漫长

                                     文/胡磊

近年来，中国有部分法学家提出“在中国废除死刑”的说法，引起我的兴趣，这种观点好象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被实践过。对于现今中国的国情来说，我认为废除死刑绝非一个现实的建议，只是一个理想。中国是推行死刑成功的范例，很多欧美社会，面对社会日益失控的某些社会局面时，虽然口头上对我国的人权继续诋誉，但其实在骨子里是相当“眼红”中国的死刑制度所起到的震慑作用的。

日本作为亚洲奉行欧美制度最彻底的国家，又是如何看待死刑的？日本还有死刑吗？胡磊查阅了一些资料，从中发觉一些很悲情也很搞笑的事，写出来与各位网友分享一下。

日本是一个长期执行死刑制度的国家，但由于受到欧美国家的影响，也长期存在着到底应不应该停止执行死刑的争论，反对者除了与世界上流行的理由，还有日本人特有的论调：人怎么能杀人（即使是凶恶杀人犯！）？国家不能剥夺人的生命等等。当然，象自己曾为甲级战犯、并以在狱中目睹东条英机等押往刑场为由，不签命令的法相贺屋兴宣之流（1963-64年在任），就另当别论了。

在日本，作为历届执法的最高官员——法务大臣，其中有不少人是很反对死刑的，比如2005年小泉内阁的法相杉浦正健，就任时以自己的“信条（真宗大谷派）”为由，表明将不在“死刑执行命令”上签字，舆论大哗，一小时后撤回发言，但他在任一年，却没有执行死刑；又如现任法务大臣千叶景子（女），也是死刑废除主义者，千叶属于“推进死刑废止议员联盟”，就任法相后，虽未明确表示是否执行属于她职权范围的“死刑许可”，只说要“慎重考虑”，但也同时表明“希望消除死刑制度”，事实上就职至今，她一个也没有判过。

   为何日本执法大臣会如此忌讳死刑的执行呢？说清这个问题必须从日本“刑事诉讼法”规定说起。原来在日本，死刑须经法务大臣命令执行：日本是三审定案，法院判决生效后，案卷要送法务省审查，被称为“第四审”，而死刑犯必须由法务大臣在法院判决生效后６个月内签署死刑执行命令，才最后确认。在这种制度下，法务大臣就变成判人生死的活“阎王”，这份工不好打啊！而作为法务省的下属员工对此也很小心翼翼，法务省官员要察言观色，看哪天大臣心情好，才挑几份执行命令书放在大臣桌上，大臣一般要沐浴斋戒后，才在命令上签字。

可以说，日本的死囚就算被判了死刑，但何时“升天”也在于法务大臣（法相）的任意。这方面虽然“６个月内执行”的法律文件规定，但时至今日，几乎是一纸空文。据说，战后６个月内执行的只有一例（曾越狱），其余最快的也等了一年；而且2005年之后，这种在狱中等死的时间越来越长，死刑囚的“等死”期间平均长达８年３个月，而最长的竟然等了39年！在狱中“寿终正寝”的死囚也不在少数。截止到去年年底，日本“死刑确定囚”有102名，超过半数已“等死”十年以上。

      日本历任法务大臣在任期间，对死刑的喜恶程度就决定死囚的多寡，60年代以来，“杀人”最多的是中垣国男（1962－63年在任），一年里，一共批准了33人的执行命令；而自1990至92年三年间４任法相，一个都没签；到藤田正晴就任法相后，才重开“杀戒”，先后签了３人；而现任首相鸠山由纪夫的弟弟邦夫在法相任期内，也不手软，共执行了13个，还打破“秘密执刑”的惯例，将被执行人的情况公诸于众。

日本执行死刑一般是秘密进行的，只有行刑官、医生、和尚在场，绝对保密，执刑的方式传统是“绞刑”。这种秘密行刑和落伍的行刑工具下，曾闹出不少的人为笑话。日本史上最“牛”的死刑犯是明治初期，曾有一个死刑犯被绞柱器执行死刑后，又在棺材里活过来，重新上了户口的奇闻。原来日本民间流传，执行绞首的时间一般只有10分钟，死刑囚只要吊上10分钟不死，就会被从监狱后门放走，再上户口，为此，居然有日本人为此练憋气和脖子功的。这多少有点冷笑话的味道，可能与执行官营私舞有关。中国俗语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但这种救命大恩的背后是高额的贿赂。

日本死囚要经历一段漫长的等死过程，究其原因，除了法务大臣不想担上“杀手”之名外，另一方面与日本的刑事诉讼，有重口供轻证据的传统倾向，加之逼供手段高妙，冤案不绝的事实有关。由于误判产生的冤案，一旦执行死刑，后果不可挽回。以20年前因幼女被杀“足利事件”最为典型，如果该案犯不是获无期徒刑，可能一早就多了一个冤魂——用现在的DNA鉴定，案犯是冤枉的！虽然最后他在去年被无罪释放，但再审法庭公开了检方当时的逼供录音，令人发指。而另一件 “犯人”被判死刑的“饭冢案”，也是同样的结果。这大大影响日本司法信用。

但不要以为，以现任日本法务大臣千叶景子为首，呼吁取消死刑的倡议会得到日本人赞成。恰恰相反，据今年2月份日本内阁府调查，赞成死刑的日本人高达85.6％，要求废止的却不到6％。在对待“是否让死刑继续下去”这个问题上，西化的日本人却很“中式”，一点也不含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