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年,传统大热,很火。这背后的因果耐人寻味。
    什么才是孔子留给我们的真正遗产?我相信,李零先生的这篇文章会给大家很多启发。此文选自李先生马上要出版的(在北大的讲义)之总结部分。 
    这是结构性的大变化。
    秦汉两朝,积400多年的社会剧变和制度创设,至此才画上句号。
    上述背景,对了解孔子的历史地位很重要。
    孔子的遗产,主要是三条:
    (1)它保留了孔子的古典教育,以人文学术为主的教育。后世读书人,读什么,怎么读,都和这种教育有关。
    (2)孔子强调"学而优则仕",读书一定要做官。他把读书人和中国的选官制度紧紧拴在一起。中国的文吏,都是阳儒阴法,产供销一条龙。科场不利,入幕坐馆、行医卖卜,都不是正途。 
    (3)孔子提倡忠孝,对中国的道德有影响,特别是孝悌,对民间的影响也很深。以德治国是中国的意识形态。
    中国的意识形态是道德——不是哲学,不是宗教。
    这三大遗产,决定了中国的文化结构:
    (1)重文轻武、重文轻理。这从图书分类可以看得很清楚。把图书分为六类,六艺、诸子、诗赋为人文类,兵书、数术、方技为技术类,还是各占一半;把图书分为四类,兵书、数术、方技沦为子部的附庸,连四分之一的地位都没有。所谓学术,是人文的一统天下。 
    (2)重当官,轻产业。中国的文人士大夫或所谓儒林,汉学家把它翻成official-scholar,他们是已经当官的学者,或准备当官的学者,机会不同,目标一致。读书人,拙于谋生,急于用事,除了当官,什么都不屑为。秦始皇还重视农战,虽有焚坑,医卜农桑之书不禁,但汉唐以下,宋明以来,士农工商,只有士(不是武士,而是文士)才是正经出身,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实用之学,一直走下坡路,始终处于颓势。 
    (3)重道德,轻宗教。中国的愚夫愚妇,和全世界的老百姓一样,对宗教的需求很强烈,但秦汉以来,从来都是国家在儒学之上,儒学在释、道之上,大教在小教之上。王莽以下,国家大典是国家大典,民间信仰是民间信仰,二元化;宗教本身,多元化。这一直是政治上的不安定因素。孔子,地位虽高,和百姓有距离感,他们是敬而远之。道教、佛教和其他小教,对民间更有影响力。宗教是儒家的软肋。 
     
    【五】 "人造孔教"和"孔教乌托邦"
    
    孔子不是工具,也不是道具。后学不仁,以"圣人"为刍狗。
    西化派和本土派是欢喜冤家,表面上水火不容,实际上相互学习。
    孔子的遗产,是人文主义,但受西化刺激,本土派的条件反射,首先是模仿西方,将孔子宗教化。如辛亥革命第二年成立孔教会,会长是康有为。他的,不但把儒家说成教,先秦诸子都是教。近代,国人目睹西方用武力传教,才有把儒学变成世界宗教(或准宗教)的强烈冲动。弘扬家,动言传统中断,其实这才是最大的传统中断。 
    中国的传统,是只取经,不传教。
    孔子的学派,本来叫儒家。儒家是思想流派,并不是僧团教派,就像当时的道家或其他家,本来也不是教派。但孔子有一套救世主张,喜欢聚合徒众,到处宣传,还有点蒙难的经历,作为思想正统,作为意识形态,又颇有几分宗教的味道。特别是与道教、佛教并立,为了保持对称,也被称为教,而且很早就有这种说法。 
    儒家是宗教吗?这个问题,对宗教第一的西方是大问题。当年的礼仪之争,就是争这个问题。中国人,烧香磕头,拜天地君亲师,是宗教不是宗教?对罗马教廷是无法绕过的大问题。他们不但向中国传教,还把中国介绍给欧洲。我们要知道,最早输出"孔教",不是我们是他们。他们引进孔子,前后反差非常大。这事,对反省中国有帮助。

    中国是一面镜子,照见的是欧洲自己。
    西方初遇中国,孔子是代表"中国形象"。这个形象,是由宋明理学塑造,有我们自己的标准,但在欧洲人的心中,却经常改变。17世纪,充满神秘;18世纪,狂热崇拜;19世纪,骂声一片;20世纪,臧否不一。中国制造的孔子,西方制造的孔子,都是人为制造的孔子,作为过程和连续体,有人叫"人造孔教"。     孔子的以德治国,曾经是启蒙时代的福音。有人叫"孔教乌托邦"(周宁学苑出版社,1994年)。
    乌托邦的本义,是到处找不着又说不定在哪儿撞见的好地方。"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位好姑娘","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地理大发现,使他们逼进了这类幻想。 

    17世纪,传教士把遥远、古老的中国介绍给欧洲,西方突然发现,中华帝国,就是他们苦苦追寻的乌托邦。
    乌托邦,是西方的古老传统。这个传统,可推始于柏拉图的,中国以道德文章选官,君王也饱读诗书,曾使西人误解,这就是文艺复兴以来,他们朝思暮想,想在海外发现哲学王。 
    18世纪,启蒙时代,是"孔教乌托邦"的黄金时代:"哲人王(中国皇帝)统治下的人民最幸福","中国的儒教是令人钦佩的","人类肯定想象不出一个比这更好的政府"。他们真是赞不绝口。  
    康熙皇帝、乾隆皇帝,被启蒙思想家吹上了天。与之并世的欧洲君王,路易十四、路易十五、腓特烈大帝、彼得大帝、叶卡捷琳娜二世,在他们的游说下,皆奉中国为榜样。"孔教乌托邦",一度成为反迷信和*暴的工具。 
    用孔子的理性哲学代替宗教,用中国的开明君主代替他们的专制君主,当时很时髦。
    这是中国和欧洲的蜜月期,国人最乐道。
    然而,好景不长。理性变成疯狂,哲学变成荒唐。
    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群众的激情,有如洪水猛兽,他们埋葬了启蒙时代,也埋葬了"孔教乌托邦"。
    革命废止教会,把国王送上断头台,却创造了另一个专制君主,拿破仑。他不但恢复了法国的教会,还请罗马教廷加冕他为皇帝。这个"革命的皇帝",把欧洲拖入了一场长达14年的血腥战争。
    人们终于发现,欧洲君主,都是穷兵黩武,极端专制,美好的理想,只存在于哲学家的头脑中。中国的皇帝也一样。
    19世纪,人们不再相信"孔教乌托邦"。康德说,不能指望国王变成哲学家,或哲学家变成国王。
    虽然,法国恢复了共和,国王没有了,政教分离了,文官考试被制度化,但和最初的理想,完全不一样。
    中国被西方打败,陷入长期的混乱之中,也暴露了真实面貌。真实的中国,让他们越来越失望。
    他们宁肯呆在自己的浪漫幻想中,或在中国的边疆地区,另外寻找新的乌托邦,也决不愿看到这个腐败、堕落、停滞、专制、邪恶、黑暗的鸦片帝国。
    中国的形象跌入谷底。
    幻想的孔子本不存在:道德不是政治,理想不是现实。
    真实的中国平淡无奇:过去不是天堂,现在不是地狱(见上引周宁书)。
    神圣化的孔子和道德化的政治,是传统的"中国意识形态"。
    
    六、东方之道德不能大行于天下
    
    近代有一种说法,"东方之道德将大行于天下"。
    亚洲,只是东方的一部分;东亚,只是亚洲的一部分;我们,只是东亚的一部分。中国即东方,是大言不惭。
    文明是传染病。西方的病是世界通病:第一是穷兵黩武,第二是疯狂开发,没问题,都该批判。但这类病,发达国家得得早,急性转慢性,一时半会儿要不了命;不发达国家得得晚,一般都是急症。
    一个经常上急救室的病号,自救之不暇,还要救别人,可笑。读,我的感觉,一是空洞,二是滑稽。
    古今中外,人心同理。
    古人说,"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成公四年),这是种族偏见。孔子说,"性相近,习相远"(17.2),推广于世界,是同样的道理。 

    道德多是老生常谈,古今中外差不多。孔子教我们学好,人家也没教他们学坏。
    西方重个人,未必轻集体;重物质,未必轻精神;重技术,未必轻人文。我们的推论是自欺欺人:"他们,人和自然,关系太紧张,不像我们,天人合一",是完全说反了;"他们不养父母,无孝心",更是不懂人家的国情。 
    我国,大家庭早已解体,养老院正在兴办,啃老族日益增多。道德是生存策略。以前不理解,现在该明白。
    四世同堂,孝养父母,是生存策略。小孩独立、老人自尊,也是生存策略。
    俗话说,老婆是人家的好,孩子是自己的好。
    科技是人家的老婆,道德是自己的孩子。
    中国近代争体用,老是喜欢说,"西洋科技好,中国道德高"。这话经不起推敲。中国的道德,哪点比人高?特别是社会公德。说话不算话,拿人不当人,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愚见以为,道德也应进口。  
    有人说,"现在道德差,祖宗水平高"。我也不相信。比如孔子大讲道德那阵儿,就是社会太缺德——哪朝哪代,盛极而衰,都有这一段儿。 
    道德的供求定律是:越没道德才越讲道德。我相信,什么时候,中国人不再满口仁义道德,道德水平就提高了。
    
    七、国学和国粹,从骂祖宗到卖祖宗
    
    1980年代骂祖宗,1990年代爱祖宗,现在的时髦是卖祖宗,就像脱了棉袄换单衫,气候变了。但天不变,道亦不变,怎么说,怎么有理。  
    孔夫子是中国传统的符号,但中国传统并不等于孔夫子。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岂是一个儒字所能概之,特别是在五四之后的视野下。  
    什么叫国学?我说过,国学就是"国将不国之学"。第一,西学不入,无所谓国学,它是成心跟西学拧着来。第二,所谓国学,都是不中不西之学。太中不算,太西也不算。比如传统考据,太旧,应归入清代学术;考古学和比较语言学,太新,是地地道道的西学。我所认可的国学大师,都是以新材料、新思想或新学术改造旧学的大师。
    大师,都是另起炉灶,足以转移风气的人。完全拒绝新学而名重一时的大师,好像还没有。有,也是徒有虚名。
    什么叫国粹?国粹,也是因西化而起。西化,从海边向内陆推,从城市向乡村推,凡是西化推不到的地方,还剩下点什么化不掉,便是所谓国粹。武术方术、中医中药,穷乡僻壤唐人街,老人爱听的地方戏,愚夫愚妇的各种拜拜,更是国粹中的国粹。 
    古迹、古物和古书,祖宗留下的东西越来越少,就像大熊猫,应该抢救保护,我完全同意,但说发扬光大,那就过了。古董可以放在展柜中欣赏,但不必把自己摆进去。 
    西方有科学幻想,我国有人文幻想。比如侠客和奇女子,就是这等幻想。金庸弘扬了这一传统,读者无其数。武侠,是中国的名牌产品。  
    据说,打义和团那阵儿,中国人就有一种精神()。这种精神是什么?实在耐人寻味。港台武打片,杀入好莱坞,很让国人自豪。它们有个永恒主题:东方不败(如国术家霍元甲、方世玉、黄飞鸿、陈真)。李小龙是经典。他的墓在西雅图,我吊谒过两次,截拳道,号称道,"以无限为有限,以无法为有法"(墓上题辞),然而,他却死得早。我看过一篇文章,他浑身精瘦,是用一种超强度的器械,而且服药,有时会昏倒在地上。 
    中国近代,兵败,气短,让人觉得百不如人,但俺们有功夫。擂台上,外国大力士,蛮壮如牛,瞅准肚皮,狂击无效,叫人着急,最后,还是倒在了俺们的脚下。日本武士怎么样?他们有功夫,也顶不住俺们的精神,中华有神功。  
    还是老舍写得好,夜深人静,沙子龙把门关好,一气扎下六十四枪,遥望星空,微微一笑,只说"不传不传"()。不传才是最大的自尊。但近百年来,真真假假,虚虚实实,这类幻想,却绵绵不绝。毛贼般,飞檐走壁、上房揭瓦,早成过去。现在的功夫片,钢丝悬吊,空中对打,背景如诗如画()。幻象升级,升不上去怎么办?不妨来点荒诞。做到了这一点。大家齐声喝彩:要的就是荒诞。
    有种说法很流行:越是民族,才越是世界。我在香港的体会是,越是殖民地,才越讲国粹。
    难怪西人以为,唐人街最能代表中国,拍个给你看。
    
    八、知识分子的宿命
    
    "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乱法犯禁的结果,是整顿和归顺。轴心时代的先知、哲人和宗教家,全都难逃此劫。孔子也不例外。 
    大众所爱,也能成为意识形态。勒南(Ernest Renan)有句名言,"如果你想要知道最早的基督教会是什么样子,那就请你看看'国际工人协会'的一个地方支部"。(恩格斯,收入,人民出版社,1965年。案:勒南受过法国天主教的最佳训练,却把耶稣还原为凡人,研究,我会想到他。参看:〔法〕欧内斯特·勒南,商务印书馆,2000年。) 
    阿育王皈依,君士坦丁受洗,孔子成为帝王师,到底是谁的胜利?
    孔子的乌托邦,不是烟涛微茫的海上神山,不是隐士幻想的世外桃源,只是周公时代的君子国。他的听众,也不是他叫小人的人民大众,而是他叫君子的读书人。孔子不是大众英雄,也不是宗教家。宗教的基础是人民大众。 
    知识分子,最有智慧,最有道德,最有理想。让他们管国家,谁都觉得踏实、放心。其实,这是危险的托付。
    真理难容谬误。知识分子心明眼亮,比谁都专制。如果手中有刀,首先丧命的,就是他的同类。
    孔子把从政当使命,这在中国是传统。学者称为担当,我看是恶习。
    我国的知识分子,很少有人抗得住当官的诱惑。从"铁肩担道义"到"脱骨扒鸡",也许只是一步之遥。
    的理想是知识分子专政:一切靠道德和智慧——和孔子的设想相似,至治之极,政刑将无所用之。柏拉图,一怕暴君,二怕暴民。在他看来,由最聪明的人当政,才是唯一出路。
    其典型表达是:让哲学家当国王,或让国王当哲学家。
    柏拉图的理想国,是一种共产主义,名曰哲人专政,实为军人专政,不但共产,而且共妻。学者说,他的灵感来自斯巴达:军事共产主义加奴隶制。     柏拉图三说叙拉古国王,均无功而返。
    失望之余,他叹气说,我理想的头等国家,只合天上才有;地上的国家,还是交法律去管吧。
    以良知定是非(上不唯领导是听,下不阿群众所好),不能搞政治;以民主定是非(操纵多数,平衡利益),不能搞学问。这是学者和政客的不同。什么是政治?什么是学术?圣门之徒,常常分不清。 
    乌托邦的功能是否定现存秩序,意识形态的功能是维护现存秩序。(周宁引曼海姆语)从乌托邦到意识形态,是知识分子的宿命。 

    孔子不能救中国,也不能救世界。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