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很多人办教育都偏向于贵族学校的模式，但你采取薄利多销的营销模式，为什么？
信力建：这个问题要放在中国现实里考虑。现实中穷的人是多数，平民是多数。如果你做一件衣服或者做一件事情可以适应更多的人，这个市场就会大。教育也是一种服务性的产品，既神圣又很平常，为什么？每一个人从出世到老，都应该接受教育或者学习，尤其是一般的老百姓，需求更多。这是很广大的市场。我觉得我的选择是对的，当时和我们同时起步的贵族学校，全省最高峰时有60所，现在剩下6所不到。高收费是“高处不胜寒”，没有那么多人能支撑得起，这是市场的定位决定的。
主持人：换言之，你认为现在中国的教育是一种误区吗？
信力建：中国要呼唤一个现代国民教育体系。现代的国民教育体系有两个特点，一个是形式，一定是要中央政府或至少省政府提供大多数的资金，去为这个国家的所有国民提供一个九年的义务教育，这个至少达到省一级的均衡。第二个是内容，政府拿了这笔钱出来教育国民，那首先要求国民要有爱国主义精神，有遵纪守法的意识，基本的国民道德，能够有自己的权利意识，知道自己是一个有国民权利、国民义务、国民责任的人，整个国家的国民都有国民素质，才是国家强大和对抗外敌的最基本保障。反观目前只是追求文凭而不是追求实际有效的国民能力、品格、品质的教育，这是错误的。同时，70%的农民教育完全是由农民自己来筹集资金，基本上没有财政支持。可以说，现在整个国民教育是处于一种危机、或者是危险的状态。
主持人：有没有什么解决之道？
信力建：我觉得中央政府应该充分重视这个问题，比如现在已经有1.2亿农村人口涌进城市，那这个流动人口的教育问题，还有9亿或者7亿在农村的农民教育问题，应该引起中央的极大关注，上升到战略的高度来考虑。在中国城市发展进程中，农民的子弟应该受到城市和国民的教育，适应这个变化，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城市发展、工业发展这个体系里面，按照他们的实际情况去接受教育，比如说，去做汽车维修，做美容，做插花，林林总总，不一定都要求大学毕业。
主持人：很多农民出不起这些钱。
信力建：这已引申到另一个问题，一定要扩大教育的面。这几年来自从大学有了收费，大学就有了积极性去办学，那从最早的7%还不够的百分比已经扩充到15%。国家应该有一个价值取向，就是让更多的人能够受教育。最近教育部有人提出，不搞教育产业化，那不搞产业化就没有钱，没有资助，教育就发展不起来。农民也没了受教育的机会。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大量办学就能够使得这个收费降低。我们现在有1000多所公办大专院校，就很不够，能不能办3000多所？政府拿不出这么多钱，就给民间去做。中国传统里面有两件东西是很智慧的，一样是赤脚医生，历史又称江湖郎中；另一个就是私塾。2500年来，一直是解决中国民间医疗和教育的法宝。
主持人：广州市以前都有私塾。
信力建：没错，当时在广州叫做书院，那个时候广州有很多书院。由于历史的因由，现在强调的是大，是一体化和标准化，障碍了中国人受教育的总量。明治维新时期日本政府大量地强化公民教育和国民教育，到甲午战争时期已经实行八年的义务教育，最后日本人因为有比我们多若干倍的教育，所以比较强大。
主持人：现在社会已经开始慢慢关注三农问题，关于这个问题您是有一些深刻的看法，和大家说一说。
信力建：一个社会能不能够有包容性，容纳自己社会的成员，使他适当地生存，这是很重要的，是一个和谐社会的关键。外来工问题应该引起高层高度的重视。经我推算，未来15到20年，还会有3-5个亿的外来工涌入城市生存。如果平均每三五个人有一个要受教育的话，就会产生上亿的受教育对象。一个学生受教育总体投资约在五万元，仅这一块就涉及五万亿的资金，这是很庞大的数据，必然对整个中国经济文化带来很大的影响。我觉得这是中央政府应该认真思考并且早做准备的，因为这是必然会发生的。谁来解决，是区政府、市政府、省政府还是中央政府？还有怎样去解决。我举个例子，按照现在评价学校的标准，学生流动率是考核内容之一，但是外来工学校怎能套用这样的标准？又如，广州市三年级就学英语，很多乡下初中都没有学英语，怎样一起考中考？很多类似问题，都是我们要解决的。一个社会的结构呈橄榄型的才比较稳定，现在我们是宝塔型或者是纺缍型，没有中产阶层。在美国，中产阶层占了70-80%，贫富没有那么悬殊，大家的认同感比较一致，生活比较均衡，社会就会比较稳定。而如果你是一个富豪，我是一个穷鬼，肯定会出问题。我们有一个区，95、96年前的教育经费占了40%，警察费用才占10%，到后来警察的费用就超过了教育经费。不去投入教育就必然要投入警察。那对一个社会来说，投入教育是不是要好过投入警察呢？这是很简单的一个道理。三亿的农民怎样转化成为国民，就是一个很大的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将会影响整个国家运程，我呼吁全社会都应该考虑。
教育这个产品，你要看成很平常的东西，是老百姓日常生活必需的产品，这个产品于国家有利，于社会有好处。不要太过于界定是公办教育还是民办教育，不要因为是民办教育就要考虑怎样去管、去压，或者花很多心思在审批上。其实没有必要，应该以国家、国民的教育为已任，不管是哪个国民，不管是何种方式，都是国家的责任，都是政府的责任。这是我们应该重树的理念。
信力建：这个问题要放在中国现实里考虑。现实中穷的人是多数，平民是多数。如果你做一件衣服或者做一件事情可以适应更多的人，这个市场就会大。教育也是一种服务性的产品，既神圣又很平常，为什么？每一个人从出世到老，都应该接受教育或者学习，尤其是一般的老百姓，需求更多。这是很广大的市场。我觉得我的选择是对的，当时和我们同时起步的贵族学校，全省最高峰时有60所，现在剩下6所不到。高收费是“高处不胜寒”，没有那么多人能支撑得起，这是市场的定位决定的。
主持人：换言之，你认为现在中国的教育是一种误区吗？
信力建：中国要呼唤一个现代国民教育体系。现代的国民教育体系有两个特点，一个是形式，一定是要中央政府或至少省政府提供大多数的资金，去为这个国家的所有国民提供一个九年的义务教育，这个至少达到省一级的均衡。第二个是内容，政府拿了这笔钱出来教育国民，那首先要求国民要有爱国主义精神，有遵纪守法的意识，基本的国民道德，能够有自己的权利意识，知道自己是一个有国民权利、国民义务、国民责任的人，整个国家的国民都有国民素质，才是国家强大和对抗外敌的最基本保障。反观目前只是追求文凭而不是追求实际有效的国民能力、品格、品质的教育，这是错误的。同时，70%的农民教育完全是由农民自己来筹集资金，基本上没有财政支持。可以说，现在整个国民教育是处于一种危机、或者是危险的状态。
主持人：有没有什么解决之道？
信力建：我觉得中央政府应该充分重视这个问题，比如现在已经有1.2亿农村人口涌进城市，那这个流动人口的教育问题，还有9亿或者7亿在农村的农民教育问题，应该引起中央的极大关注，上升到战略的高度来考虑。在中国城市发展进程中，农民的子弟应该受到城市和国民的教育，适应这个变化，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城市发展、工业发展这个体系里面，按照他们的实际情况去接受教育，比如说，去做汽车维修，做美容，做插花，林林总总，不一定都要求大学毕业。
主持人：很多农民出不起这些钱。
信力建：这已引申到另一个问题，一定要扩大教育的面。这几年来自从大学有了收费，大学就有了积极性去办学，那从最早的7%还不够的百分比已经扩充到15%。国家应该有一个价值取向，就是让更多的人能够受教育。最近教育部有人提出，不搞教育产业化，那不搞产业化就没有钱，没有资助，教育就发展不起来。农民也没了受教育的机会。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大量办学就能够使得这个收费降低。我们现在有1000多所公办大专院校，就很不够，能不能办3000多所？政府拿不出这么多钱，就给民间去做。中国传统里面有两件东西是很智慧的，一样是赤脚医生，历史又称江湖郎中；另一个就是私塾。2500年来，一直是解决中国民间医疗和教育的法宝。
主持人：广州市以前都有私塾。
信力建：没错，当时在广州叫做书院，那个时候广州有很多书院。由于历史的因由，现在强调的是大，是一体化和标准化，障碍了中国人受教育的总量。明治维新时期日本政府大量地强化公民教育和国民教育，到甲午战争时期已经实行八年的义务教育，最后日本人因为有比我们多若干倍的教育，所以比较强大。
主持人：现在社会已经开始慢慢关注三农问题，关于这个问题您是有一些深刻的看法，和大家说一说。
信力建：一个社会能不能够有包容性，容纳自己社会的成员，使他适当地生存，这是很重要的，是一个和谐社会的关键。外来工问题应该引起高层高度的重视。经我推算，未来15到20年，还会有3-5个亿的外来工涌入城市生存。如果平均每三五个人有一个要受教育的话，就会产生上亿的受教育对象。一个学生受教育总体投资约在五万元，仅这一块就涉及五万亿的资金，这是很庞大的数据，必然对整个中国经济文化带来很大的影响。我觉得这是中央政府应该认真思考并且早做准备的，因为这是必然会发生的。谁来解决，是区政府、市政府、省政府还是中央政府？还有怎样去解决。我举个例子，按照现在评价学校的标准，学生流动率是考核内容之一，但是外来工学校怎能套用这样的标准？又如，广州市三年级就学英语，很多乡下初中都没有学英语，怎样一起考中考？很多类似问题，都是我们要解决的。一个社会的结构呈橄榄型的才比较稳定，现在我们是宝塔型或者是纺缍型，没有中产阶层。在美国，中产阶层占了70-80%，贫富没有那么悬殊，大家的认同感比较一致，生活比较均衡，社会就会比较稳定。而如果你是一个富豪，我是一个穷鬼，肯定会出问题。我们有一个区，95、96年前的教育经费占了40%，警察费用才占10%，到后来警察的费用就超过了教育经费。不去投入教育就必然要投入警察。那对一个社会来说，投入教育是不是要好过投入警察呢？这是很简单的一个道理。三亿的农民怎样转化成为国民，就是一个很大的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将会影响整个国家运程，我呼吁全社会都应该考虑。
教育这个产品，你要看成很平常的东西，是老百姓日常生活必需的产品，这个产品于国家有利，于社会有好处。不要太过于界定是公办教育还是民办教育，不要因为是民办教育就要考虑怎样去管、去压，或者花很多心思在审批上。其实没有必要，应该以国家、国民的教育为已任，不管是哪个国民，不管是何种方式，都是国家的责任，都是政府的责任。这是我们应该重树的理念。
——广州电视台“商场战场不寻常”栏目采访录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