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阎延文：中超停赛一年又何妨？
2010年1月27日，随着公安部的正式发布，足坛腐败大案浮出水面。仿佛冬天里春雷乍响，南勇等重量级贪官的落马，给亿万球迷和中国大众带来了翘首渴盼已久的消息：多少年的吁求、愤怒、伤心、质疑，终于找到了突破口。它激发着中国足球的绝地求生，也激发着全社会对党中央反腐倡廉的信心。
一．中超联赛停办一年又何妨？
然而近日，中国足协却匆匆宣布恢复中超联赛。2月2日，中国足协召开新任足管中心主任韦迪上任以来的首次发布会，正式表示：“我们正在努力争取让联赛在3月20日开幕，目前所有的工作也是按照这个日期去准备的。”此言一出，立即引起舆论和坊间的巨大反弹。
为什么中超联赛立即成为关注的焦点呢？这是因为：
其一，在原中超公司董事长南勇落马、中超总经理吕锋涉案，中超公司经济问题刚刚浮出水面之际，匆匆开办新赛季中超联赛，究竟会不会使初见成效的足坛反腐半途而废？这成为人民大众最牵挂的焦点。
其二、毋庸置疑，中超在赌球黑哨中充当了某种平台。那么，在赌球毒瘤没有彻底清除前，中超仍作为联赛平台，是否适宜？
其三、韦迪匆匆宣布开启中超联赛，人们担心再度导致中国足球体制改革的搁浅。现在的情况是，仍然由政府机关足管中心宣布联赛启动；仍然由民间团体中国足协制定中超规划、下发联赛文件；仍然由已涉嫌经济问题的企业中超公司继续运作联赛，实际上是延续了南勇时代“政企不分，官商一体”的联赛格局，唯一区别只是主政者由南勇变成了韦迪。这种联赛，仍然有可能浑水养“大鱼”。对此，社会公众由期待到失望，乃至发出激烈反弹，也就不足为怪了。
有评论家提出：“暂停中超联赛就好比“休克疗法”，如果把目前的中超联赛比喻成一个病人。这个病人现在身上长了毒瘤，我们并不知道这个毒瘤有多大、腐烂到什么程度。”《北京青年报》更大声疾呼：“中国足球已经到了非刮骨疗毒不能治愈的地步”。著名作家肖复兴作出形象比喻：“勉强维持的联赛，只会是瘦驴拉硬屎。”
我们忍不住要放胆问一声：中超停赛一年，又有何妨？！倘若因中超联赛，贻误了足球体制改革的大好时机，甚至使全社会期待喝彩的足坛反腐半途而废，那才真是中国足球的悲剧、反腐倡廉的遗憾。
二．中国足协：民间团体“官僚化”，是滋生腐败的温床。
众所周知，中国足管中心是国家体委的正局级单位，即所谓官方；中国足协是民间团体；而中超公司则是面向足球市场的企业。但在目前体制下，这三者实际上却是一体——足管中心和中国足协是一套人马两块牌子；中超公司是中国足协所属单位之一。
南勇本人先后或同时担任足管中心主任、党委书记，中国足协副主席，中超公司董事长、中国足球裁判委员会主任……主席、官员、老板，三种身份集于一身，贩卖权力就像左手倒右手一样容易。正如评论家李承鹏所言：“如果一个人既是足协主席，又是中超公司董事长，又是局级干部，他不贪，天都要诛。”
因此，在扫黑反腐取得第一阶段胜利的关键时刻，广大球迷和社会各界都极为关注足协“政企不分、官商一体”的体制弊端，纷纷呼吁足协体制改革。作家肖复兴撰文《是鬼归坟，是神归庙，请彻底改变怪胎体制》，提出：“应该借助不破不立、物极必反的大好时机，先从体制入手，改变过去足协、足管中心和中超公司三位一体的体制，不能让自己既是管理者、又是监理者，同时还是经营者和利益均沾者这样的全能选手。”北京足协副主席张衡愤言：“不破不立。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在各个领域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只有中国足球在30多年里不断退步……我们要以积极的态度去医治中国足球，开处方、下猛药。
一位足球界人士说：这种将政府机构、民间团体和市场企业混淆一体的足球体制，“垄断了中国足球的全部权力”，“这才有了南勇的不倒翁，有了他的强势和铁腕。”有评论家则更断言:这种滞后的足球体制不彻底改革，中国足球将面临“一个南勇倒下去、另一个南勇跟上来”的可悲怪圈。
可见，中国足协体制改革是当务之急。有足球专业人士指出：今年是改革足球体制的大好时机，由于2010世界杯中国队惨遭淘汰无缘参赛，离下届世界杯还有四年，几乎没有重大国际赛事，给足球体改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时间和机遇。在这种情况下，暂停一年中超联赛，并不意味着取消中国足球的职业化，更不意味着给足球市场开倒车；相反，倒能趁势而上，彻底理顺中国足球现存的“政企不分、官商一体”的主要矛盾，使中国足协彻底民间化，把足球职业化真正落实。
三．黑色利益链触目惊心，文学评奖pk赌球：
有媒体报道教练球员参与赌球的巨大利益，题为：《黑哨到底有多黑：豪宅名车夜总会，一年收入过百万》。如此巨大的利益诱惑，不仅使官员的道德自律不堪一击，更使中国足球的扫黑反赌之路险阻重重。有文章指出：“由于利益链环环相扣，几乎所有的环节都存在着问题。赌球、买球、贿赂和腐败………一个庞杂的犯罪网络逐渐浮出水面。”说到赌球扫黑，韦迪接受记者采访的一句话耐人深思：“马克思说如果有200%的利润，那么他就会杀人放火。”赌球黑色利益链的曝光，证明亿万球迷的多年血汗、国家对中国足球事业的巨大投入，都已落入这条利益链上每个既得利益者的手中。南勇等人获得的利润，早已不止200%。
如果说南勇们的落马是欲火焚身，那么文学圈的欲望之门同样惊心动魄。试想：单纯的赌金，已经使个别教练球员如此疯狂；那么，假若一个球员参与赌球表现出色，不仅能获得高额奖赏，而且还能成为足协主席南勇，甚至比南勇的级别还高，终身享受部级、局级官员待遇，专车、秘书、福利房一样都不少，他会怎么做？这已经不止是200%的利润，而是2000%！可以想见，这场豪赌一定会比赌球更疯狂、更火爆、更肆无忌惮。
中国作协体制内的文学奖，就拥有如此巨大的利益诱惑。近年来，获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等中国作协主办的文学奖，成为担任各级作协主席、成为作家官员的重要砝码。于是，我们就看到这样一个“圈”：作家因获奖成为主席；由于是主席再获奖；因为再获奖，所以成为权力更大、级别更高的主席……如此循环往复，中国文学就陷入了一个“文学奖+主席台”的欲望怪圈。欲望之火焚烧着中国文学的生态环境，即使有鲜花茂草也无从生长。
正因如此，近年来，几乎每次文学评奖都引发文坛争议，屡遭社会质疑，大众由失望到绝望再到彻底冷落。除了茅盾文学奖，由中国作协主办的全国性文学奖还包括鲁迅文学奖、庄重文文学奖、儿童文学奖、少数民族文学奖等多项。
评论家王彬彬近日指出：“能够获奖的作品，最起码应该是好的作品。而不应该把那50部优秀作品抛开，另外又找出来5部垃圾给奖。作为一个权威奖项，难道要引导全社会鱼目与珍珠不分吗？让大家以为鱼目胜珠吗？”
德国著名汉学家顾彬曾指出：中国当代文学，有些作品是垃圾。
著名作家刘醒龙最近撰文：“一个将垃圾奉为鲜花的环境里，绝无产生瑰宝的可能。”
针对文学评奖，清华大学教授肖鹰近日建议《茅盾文学奖应停评十年》。他认为：茅奖需要一次“休克治疗”。
同样倡导“休克治疗”，同样振聋发聩——文学评奖pk赌球，引发了我们对足协、作协体制改革的思考。近年来，中国作协和中国足协成为广受诟病和大众最质疑的两个机构。这究竟是个别主政者的道德堕落，还是源于滞后的体制？
四．“三枪拍案惊奇”：社团体制急需民间化。
足协、作协在世界各国都是民间团体，但在我国计划经济下，中国足协、中国作协名义上是民间团体，实际上却是局级、部级建制的政府机构。有媒体认为，这些团体：“拿着财政的拨款、享受着市场的待遇、行使着政府的权力——堪称“三枪拍案惊奇”。
北京青年报评论员指出：“足协这个社会团体拥有巨大的权力，它体现在对庞大社会资源的处置和分配上。足协官员通过对比赛安排、比赛结果的确定、人员任用、俱乐部升降等事项的干预，可以左右资金的回报、人才的命运和荣誉的归属，最终决定整个足球经济圈的走向。”
与足协一样，中国作协也是一个三位一体、垄断文学权力的体制。就政府机构而言，中国作协是正部级建制；就民间团体而言，中国作协是全国唯一合法的作家团体；就市场而言，作协下属有近十家面向市场的出版、报刊社，还有一个资金数额巨以亿计的中华文学基金会。作协与足协的区别，就是作协的行政级别还要高出两级。如果说足协统摄着中国足球的全部权力，那么作协则拥有更大的权力、更多的资源。
作协、足协这种在计划经济下形成的权力机制，在市场经济下就显得极为矛盾——过度集中的权力与金钱市场一旦结合，腐败就很难避免。黑哨、赌球等贩卖权力现象屡屡出现；贪官作家扎堆，更是中国作协的一大弊端。“史上最牛贪官诗人李”凤臣就不用说了，仅2009年一年，中国作协就开除了6名获刑贪官作家。难怪有作家痛心疾首地撰文：“还有多少贪官诗人潜伏在中国作协？”
为什么黑哨、赌球屡屡出现，为什么贪官作家扎堆中国作协？
笔者认为，这是由于“三位一体”的社团体制，使作协、足协的监管机制出现了盲点——作为民间团体，作协、足协不受正规国家公务员体制的监督；同时，作为部级、局级单位，他们又超越于民间团体的监督之外；面对舆论和公众监督，这些协会的表现更为剽悍。据报道在足球圈内，叫板足协就会成为异类。李承鹏最近接受南都周刊采访时说：“从业20年，作为一个记者，他前后共被各级足球主管部门封杀多达18次。”
诚如媒体所言：“体制造就了南勇！”“事实证明，这种高度集中的权力，后果必然是灾难性的。”
因此，取消行政级别，停止财政拨款，让这些机构走向彻底民间化的体制改革，才是发展的唯一出路。
五．足协、作协的自身改革可行吗？
那么，足协、作协存在的问题，能由自身改革来解决吗？答案是否定的。
这是因为，目前的足协、作协体制不是民间化，主席不是会员直选，而是有行政级别的官员，可以不在乎会员的呼吁，不在乎社会公信力，也不在乎负面新闻和大众质疑。2009年9月，中国作协铁凝主席在接受专访时表示：“现在，你要找到一个不出所谓‘负面新闻’的机构或部门，实在不容易。”面对负面新闻，她很高兴“中国作家协会被关注，这是好事儿”。作协主席竟然对负面新闻不以为然，还当“好事儿”，那么期待作协自身改革，肯定是徒劳的。难怪评论家朱四倍撰文表达发自内心的痛切：“作协为何总在骂声中出场？！”
中国作协发言人陈崎嵘最近对媒体表示，作协体制：“是中央有关部门定的，不是中国作协哪一个人说了算”。这句话道出了问题的关键所在。社会普遍认为：中国足球的问题也不可能由足协自身改革解决，无论足协掌门是韦迪还是南勇。
六．体制改革已成“主流民意”。
早在2007年两会之际，著名画家吴冠中接受采访时就指出，美协、作协等协会都应该走向民间化。他认为：“现在搞改革开放，应该取消这些机构，或者停止财政拨款，让他民间化。”2009年3月，某大型网站发起调查，有94%的网友呼吁改革作协旧体制。可见，对足协、作协体制改革的热切呼唤，已成为“主流民意”。
当前，大部制改革正在全国展开，中国足协、中国作协等社会团体的民间化改革，应考虑纳入国家大部制改革的总体方案。当然，改革足协、作协旧体制，肯定会触动某些人的既得利益；但旧体制既然已经阻碍了中国文学的大繁荣大发展，已经使中国足球蒙羞、令社会大众痛心疾首，改革就势在必行。
《尚书.泰誓》曾说：“民之所欲，天必从之”。
在全社会的热切呼唤中，中超联赛停办一年，改革足球体制；各类文学奖停评一年，改革作协体制。通过体制改革，使中国足球和中国文学彻底摆脱“政企不分、官商一体”、“作家当官”的黑色梦魇，才能最大程度地满足大众期待；才能从根本上激浊扬清，维护中华民族的国家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