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北京大学法学院多名教授在教师邮件群中批评学院学术政策。事因法学院宣布绩效工资分配方案，教师工资将按工作量分配，法学院多名教授对此表示不满。（新京报2月4日）

　　

　　北京大学法学院的工资分配方案是这样的：院行政人员根据职务高低分为五千元、四千元和三千元三个档次；教师工资则按照工作数量来分配，如“核心刊物”发表论文数，授课小时数以及社会工作等。以此推算，如果一名教授上年度没有在“核心刊物”发表论文，授课小时数又不多，所拿到的绩效工资可能还不如一名刚参加工作的行政工作人员，而教师之间绩效工资可能相差几倍。

　　

　　这样的分配方案，实在是太熟悉不过了。很多高校的绩效工资方案，就是如此，俗称表格学术、指标学术。可问题是，这种分配方案，是近年来被批评最多、被认为是造成大学功利化，把大学教授作为“学术民工”、为200元人民币而折腰，催生泡沫学术、垃圾成果的很坏的方案，社会舆论一直呼吁已经实行这种分配方案的高校，调整方案，而就在前不久，温总理还曾谈到“一些大学功利化，什么都和钱挂钩？这是个要命的问题。”可为何北京大学法学院，却在事先未征求教师的意见情况下，“顶风”推出这种已经被实践证实效果不好的方案呢？

　　

　　最近，针对高等教育改革，一些媒体评论认为，我国教育改革已经取得共识，接下来就看行动了。而如果把眼光投向现实，联系到北大这一举措，就会发现，这样的评论，过于乐观——我国教育改革真取得“共识”了吗？这样的“共识”，为何在现实中找不到一点影子？

　　

　　不错，关于落实大学办学自主权，大学去行政化、去官化、去功利化，社会的呼声很高，在两会和各种论坛上，教育官员和一些高校校长也慷慨陈词，可是，这能说明高等教育界就对上述这些问题，达成共识了吗？你看大学校内，校长刚说要尊重教育规律，可马上就通知有关教授停课来接待上级部门的来访；学校发文要成立学术委员会，可召开学术委员会却侯校长们的时间，校长不出席，会议就改期；学校在公开的会议上，要求教授们耐得住寂寞，有出大成果、做大事之气，可会后发给大家的文件，却是考核量表。

　　

　　言行不一致的“共识”，那不是共识，而是忽悠。在现实的大学中，还有另一种情形，是大学领导的“共识”，与普通老百姓的“共识”，表面上看都谈的是一个问题，但理解却完全不同。比如，大学学术权和行政权分离，老百姓理解的是校长与行政官员不再从事学术研究，只负责管理和服务，避免利益均沾，可校长们的理解是，校长、行政官员不再在学术委员会等机构里担任职务，自己院士照评、教学名师照当；再比如，重视学术研究的质量，老百姓的理解是要看教师本身的学术价值和贡献，而校领导的理解是在国际刊物、核心期刊发表论文，就是质量，发表这种论文的数量越多，就是高水平；还比如，重视大学的国际化，老百姓的理解是大学要融入国际高等教育竞争，而大学领导的理解是招聘到多少海归学者，有海外留学经历的教师占所有教师的比例达到多少。更绝的是，对于落实高校办学自主权，民间的意见是，大学要恢复教育属性，淡化行政色彩，可高校领导层的认为，却是进一步提高大学的行政级别，这样地方政府就因级别问题而难以干涉，比如正部级的南京大学之于南京，西安交大之于西安，对于这种“理解”，还搬出上个世纪50年代中国大学的模式来佐证，认为大学校领导级别高，是官本位社会落实自主权的最有效途径。

　　

　　一直有人疑惑，大家都在呼唤教育改革，可改革主张却为何矛盾。这其实不值得疑惑，因为每个主张背后，都代表利益诉求。高等教育举办者、办学者、教育者、受教育者、用人单位的利益诉求并不天然一致。笔者很理解北大法学院的选择，院领导们的利益诉求，是本单位的论文数、成果数好看，以及行政岗位的兄弟们不吃亏，他们哪管得教师的利益和受教育者的利益。更关键的是，教师和学生的利益诉求，可以不在考虑之列——假如北大法学院实行教授治院，这种方案哪有出台的可能？是故，在世界一流大学中，都设有利益博弈机制，从大学理事会，到教授委员会、学生自治委员会。共识与行动，是通过博弈而来。

　　

　　我国的教育改革要真正形成共识，并从共识到行动，从根本上说，还需要充分的利益博弈，才能在要不要改革、朝哪一方向改革、怎么改革、以及保障改革措施落实到位这些问题上取得一致意见，并“言必行、行必果”。从眼前情况看，这样的利益博弈，极不充分，基层教师、学生的意见，并没有纳入决策程序；教育官员和校长的表态，并不受监督，说归说、做归做，很普遍，所以才有改革的初衷很好，改革的结果很糟；改革的设想很美，改革的实质很少。但愿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不要重蹈覆辙，所以，摆在眼前最迫切的问题是，教育者和受教育者有无机会参与这一决策的博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