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妊娠期一般是要十月之久，如果妊娠期过长或过短，对胎儿都是不好的，妊娠期过长或过短都有可能会导致胎儿变异或发育不全。胎儿大约在十个月左右基本成型，成型之后是要从一种环境转到另一种环境，胎儿成型之后的出生与自然界其他存在的物体有相通之处，这就好比一个熟透的苹果会自动从树上掉下来一样，熟透了的苹果是要从树上这个环境转换到其他环境里去的，只不过那只熟透了的苹果遇上了物理学大师牛顿，掉下来的时候砸到了牛顿大师的头上，砸出了牛顿“万有引力”的灵感，结果引来了经典力学的革命性发展，也极大地丰富了人类对物理学的理解。要是所有物种永远在同一个环境里成长，恐怕也不会构成我们那个多元、丰富与奇异的大千世界。世界就是如此，何况人类只是这个世界里的一个物种而已，当然人类也是遵循自然规律的。胎儿的出生实际上是从脱离母体的依赖转而依赖自然的滋养与成人的抚养，这就是我们常常所说的婴儿成长期。胎儿在母体里的成型期便是我们经常看到的孕妇现象了，孕妇不仅在不知不觉地遵循某些自然的规律，而且还创造了一门特殊的学科：孕妇经济学。

       孕妇扎堆出现的地方便是我们所能看见的最有趣的经济现象了。孕妇出现最多的地方必定是经济、社会、文化最发达的地方，它一方面体现了强势与庞大的中青年群体，另一方面催生了与孕妇相关服务的经济链条，比如孕婴护理服务、家政服务等等。众所周知，一个人的生育期是受年龄限制的，年龄越大，生育越困难。因此，孕妇所代表的群体一般是以中青年为主。当然，也有极个别老来得子（女）的人，他们不仅是小群体，而且还会给那些出生的孩子带来极其可怕的可能后果：过度的溺爱与过分的倾斜会往后推移孩子成长过程要付的代价，往后推移的代价与后面代价的重叠会让孩子得到惨重的教训，这与我们的古训“前生债，后世还”是一样的道理。老来得子（女）的人是非常清楚他们一旦失去孩子，几乎不可能再生孩子了，所以他们很容易把这种害怕心理转换成对孩子的过度溺爱，孩子未来的成长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要受孕妇年龄大小的影响。

        从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历史来看，在经济发展最鼎盛的时期，必定是“婴儿潮”高峰时期。日本上世纪60年代的“婴儿潮”高峰期成就了日本70年代开始起飞的经济，后来由于美国胁迫日本在80年代末签订“广场日元协议”，导致日元大幅度升值，结果换来了日本经济“衰退的十年”，迄今为止，日本还没有完全从低迷的经济中恢复过来。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各国元气大伤，美国“罗斯福新政”一举扭转了西方颓废的经济态势，结果引来了欧美国家的经济腾飞，也带来了欧美国家高峰的“婴儿潮”。正可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如今，西方欧美国家和日本都面临“银发潮”高峰，适龄妇女的生育意愿很低，席卷欧美与日本的老龄化浪潮正在严重威胁自身国家的经济发展，而中国却正在迸发出新一波高峰“婴儿潮”，这将为中国未来的经济腾飞带来巨大的“人口红利”。不过，我们也要看到，中国独特的“计划生育”政策带来一个非常大的恶果，那就是严重束缚了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城市高素质的城市居民的生育意愿，却为贫穷、落后的经济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的中青年群体的生育意愿转移提供了方便。

       西方国家适龄妇女的生育意愿很低，一方面与完善的社会福利制度有关，他们的养老并不需要依靠孩子，国家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足以保证他们颐养天年；另一方面，他们抚养孩子的成本随着技术进步与金融创新的快速发展，使得抚养成本与闲暇成本出现极度不对称的现象，大大地降低了适龄妇女的生育意愿。有人曾经比较夸张地形容，一个母亲在为孩子换尿布的时间可能导致她的金融衍生品巨大亏损，以至于她们宁愿用自己的孩子去置换华尔街的有毒资产，如果华尔街愿意这样做的话。换言之，西方欧美国家的孕妇比例正在逐渐减少，却带来另一门经济学科“衰退经济学”，可见孕妇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是何其重要的！

       相比之下，中国适龄妇女的生育意愿出现“二元”现象，这与中国独特的“二元经济结构”紧密相关。中国独特的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结构”，大大地加快了贫穷、落后的经济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的中青年群体向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城市转移。那些向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城市转移的中西部地区的中青年群体由于被人为的“制度性歧视”所隔离（注：“制度性歧视”比如户籍制度、区域性的用工制度、教育资源的计划配置等），导致他们与同一地方享受“制度性福利”的同一群体的生育成本是不一样的。享受“制度性福利”群体的生育成本明显比“非制度性福利”群体的生育成本要高，因为前者一旦把孩子生下来，就要与他们在同一阵营里面的人看齐的，这个群体没完没了的相互攀比与具有中国特色的“孩子特长集中营”的训练成本将消耗孩子父母巨大的成本，再加上东部沿海发达城市的高房价，一起助推着这个群体生育意愿水平的下降。反倒是从贫穷、落后的经济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的中青年群体有了较高的生育意愿能力，这个群体也被社会称为“新生代农民工”。但我们也要注意到一个严峻的问题，即使是那些被社会称为“新生代农民工”的生育意愿比较高，但是他们往往并没有为这些未来到来的孩子做好心理与物质上的准备。原因并不复杂，一是从全国各地转移到东部的中青年群体有着巨大的性需求，这很容易发生年龄轻轻女孩就怀孕的事情；二是他们并没有雄厚的物质基础，很容易出现抛弃孩子的现象，此现象已大量出现在媒体的报道上，希望引起相关部门的关注；三是大部分来自农村的孩子虽然在性开放的观念方面已有很大的进步，但在对待孩子的养育方面仍然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很深，这也说明中国人出现了性与养育分离的现象。正是中国这种独特的经济现象，使得中国适龄妇女的生育问题变得异乎寻常地尖锐了，这就是“孕妇经济学”中最有趣的中国问题了。

      “孕妇经济学”不仅给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带来非同一般的影响，而且还会创造新的社会秩序。在全世界各地所有国家，几乎都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为孕妇提供力所能及的方便。恰恰就是这样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却能给一个社会创造新的秩序。姑且先不说别的国家，单就说中国。中国是个向现代化转型的国家，其中一个非常可测的现代化指标就是公共秩序的优良与否，而公共秩序的优良与否与排队是相关的。而中国公共秩序经常是乱糟糟的、无序的、让人失望的，这当然是中国转型期的现代病。但是，一个孕妇的出现通常却能改变这种无序的公共秩序的。如果有人提出抗议，希望大家保持优良的公共秩序，不要让无序的公共秩序伤害到孕妇，要是不出意外，大家还是能够遵守这种默契的，改变那种乱作一团的状态。当然了，也会出现如心理学家庞勒所言的“非理性群氓”的现象，结果导致孕妇惨死于乱象的公共秩序之下的，那也许是人生中最不幸的事情了！孕妇不仅在公共秩序上享受了特别的待遇，也在家庭的秩序上享受了特殊的礼遇了。在很多情况下，家庭的裂缝是通过孩子这个桥梁弥合的。而在创造孩子的过程中，孕妇便是这种新秩序开始的建设者与创造者。在现实中，由于女人怀孕而擢升自己地位，甚至带来一个家庭革命性变化的例子并不在少数了，由此可见孕妇在我们的国家、社会与家庭中是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的。

       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是可以好好研究“孕妇经济学”，它不仅可以给自己带来知识上的乐趣，还可以通过它来窥见我们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