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09年可以说是“国企拿地年”，这一年诞生了N多地王。又有数据统计，2009年全国房价均价已达到4600元/平方米，比2008年上涨了1000元/平方米，是住房制度改革以来涨幅最高的一年。您觉得2010年房价还会不会再涨？
张鸣：我认为房价再涨的可能性不大了。房价涨到这个份上，早已远远脱离中国老百姓的购买极限。而国企大规模的介入，又极大地刺激了地产的泡沫。房地产已经变成一个炒家的投机，任何一种投机，如果背离市场基础购买力过远，都无法坚持下去。房地产也是一样。就像股市一样，炒家挣的都是散户的钱。如果老百姓三代的积蓄都买不了一个厕所的话，就没人去买房了。房市的散户走了，炒家也好，热钱也好，都会走的。到那时候，房市如果不崩，已经阿弥陀佛了。明年，临近崩盘，不算远了。
张鸣：我认为垃圾处理厂是该建的。道理很简单，因为现在中国大部分的城市，已经被垃圾包围。传统的填埋式处理方式，已经走到了尽头。必须通过一种方式，把大量的垃圾处理掉，否则，城市就会被垃圾埋掉。但是，建垃圾处理厂，一要充分考虑民意，鉴于焚烧处理有污染问题，不能建在离居民点比较近的地方。二要重视技术专家的意见。尽肯能采取最先进的处理技术。同时，我认为，焚烧处理垃圾的前提，是要在城市里充分开展垃圾分类工作，让居民养成习惯。在分类的基础上，再焚烧，污染就会少很多。
张鸣：农民工做的无所谓对与不对。主要是他们对政府不信任。农民工的社保跨省转移，无疑动机是好的。但是，由于长期以来，进城打工的农民，对于城里人，对于政府，长期不信任。所以，他们不相信社保的跨省转移能做好。只要这个过程出一点纰漏，他们就会怀疑自己投的钱，会被吞掉。而事实上，现在我们的政府效能，似乎也难以保证这种跨省转移，能够有效安全地运转。长期以来，我们的政府对社会事务的管理，都是属地性质的。对于人口的大规模流动，往往听之任之。这样的跨省转移，对现在的政府来说，的确是个难题。
张鸣：我觉得足球更有希望。尽管目前看来，足球在人们眼里已经烂透。但这个领域毕竟小，国家只要下决心治理，还是可能有起色的。教育烂的程度，已经不亚于足球。但是，当局却认为成绩是主流。而且这个领域非常庞大，牵扯到千家万户，各行各业，已经形成了一个势力巨大的利益集团。所有在这个领域当家管事的人，没有人有改变的动力。在这种情况下，改变的阻力之大，无法预料。我对于教育界能否变好，已经绝望。所以，我关注的是，能否通过这个领域的开放，引入外界力量重起炉灶的问题。
张鸣：我认为逃离本身，就是一个伪问题。大学生蚁族的出现，一是由于我们的大学教育不仅不能适应社会的需要，而且还无目的的扩招。二是因为当下的中国经济增长，还是简单加工，服务业不够发达。现在的蚁族，大部分都是地方院校毕业生。他们所受的高等教育，基本上是无效的。因此只能从事低工资的工作。他们之所以集中在北上广这样的大都市，是因为只有在这样的地方，他们才能找到一份工。如果在内地，连这样的工都难找。越是不发达地区，工作机会越少，市场性的工作工资越低，而铁饭碗则被权势家族垄断。
张鸣：当然。通货膨胀的阴影，现在就已经很浓了。我不懂经济学，但也知道，只要货币投多了，就会引发通货膨胀。去年一年，放贷无节制，货币增发了那么多，钱多必毛，这是老百姓都知道的道理。所以，即使今年收缩，也未必能刹得住车。任何事情都有惯性，经济活动更是。况且，由于去年出口萎缩，国内内需也不足。大量投放到国企的资金，其实没有进到生产领域，而都进了房市和股市。也就是说，我们没有刺激出经济学家特许渴望有的内需来，所以，通货膨胀是必然的。
张鸣：应该。但有没有后劲不知道。刺激内需是每个经济学家都特别渴望的事，也是政府希望的事。但是，刺激内需的根本是要老百姓有钱。老百姓富裕了，才有真正的内需。如果只是临时性的措施，想法把老百姓口袋里的钱掏出来，就大错特错了。家电下乡，由政府补贴，给农民以实惠，刺激农民消费。这本身没有什么不对。但实行这项政策的时候，要清楚农民口袋里的钱是有限的，他们的财富增长一直落后于城市居民。所以，刺激农民买家电，应该有所节制，应该把水电的配套跟上，并给予优惠。
张鸣：拆迁条例就不应该存在。因拆迁引起的自焚事件，全国各地都有。在物权法出台之后，这样的拆迁本来就不该有，但各地出于土地财政的需要，却大肆推进。拆迁已经触犯了民众的根本利益，所以必须停止。把拆迁条例改成跟物权法一致的征购条例。无论是否涉及公共利益，在个体不同意的情况下，就不能强行拆迁。如果中国还不能建立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的法律信条，那么我们的法制是不可能建立的。所以，如果这个条例能像我说的那样改，也许可以遏制拆迁。但要看中央地方的财税的分配能否改革。
张鸣：对李庄案最感兴趣。我对李庄案最感兴趣，是因为尽管重庆这次打黑，动静大，打掉的官场保护伞多。但这样的打黑，在1949年之后，并不少见。可是，如果打黑能够按法律走，不变成一场政治运动或者变相的政治运动，就比较难得了。李庄案的出现，恰好说明，在重庆这个地方，打黑还是有点像运动。道德的诉求，群众的声势，还是起了很大的作用。一个律师的行为，是否合乎道德，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是否能够忠于职守，忠于法律。打黑如果不能让律师充分行使权利，为被指为黑社会的人辩护，就有黑打之嫌。
张鸣：不算满意。但觉得至少比不公开要好多了。政府的预算公开，是一个现代政府的基本义务。政府花的是纳税人的钱，交了税的公民，天经地义该知道他们的钱，都花在了什么地方，怎么花的。这种监督权，是天然正义的。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到目前为止，我们的政府对预算公开，还没有充分的认识。广州市能做到这一步，确实应该表扬。但我知道，这也是广州的民众施加了巨大压力的结果。其他各地的政府，能否跟进，关键的因素，在于民众是否能够施加压力。如果民众没有动静，政府肯定无所作为。
张鸣：我不仅受到影响，而且感觉十分郁闷。今年政府对互联网的监管，达到了一个令人窒息的程度。尽管我们说，扫黄走到哪里都是应该的，但不能以扫黄的名义窒息互联网，公然侵犯民众的私域。政府不是民众的保姆，也不是民众的爹妈，没有权力干预民众的选择，更没有权力替民众做选择。现在，政府对互联网的管制，无法可依，地下操作。这样的管控，既难以服人，而且大规模地得罪人，得罪成千上万的年轻人。据我所知，在历史上，凡是跟技术进步对抗的政府政策，没有成功的可能。唯有在历史上留下笑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