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建中国新文化（北京）论坛
会议纪要
第十六期 2010年1月30日
中国需要又一个新转折
2010年1月30日，创建中国新文化（北京）论坛第十六次研讨会召开，47位学者、媒体工作者与会。中国幸福研究院院长徐景安主讲，提供的论文是《中国需要又一个新转折》。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政治教研室主任王占阳教授作为嘉宾发表评论。会议由北京本果管理咨询公司董事长李清振主持。
徐景安：
今天召开创建中国新文化（北京）论坛第十六次研讨会，讨论什么是科学发展观？有一位朋友给我来函说，这与创建新文化有什么关系？创建新文化论坛，主要是讨论价值理念，或者说是意识形态问题。我们已开了十五次了。从第十四次开始转入对我国重大理论问题的讨论，讨论了什么是以人为本、什么是和谐社会，今天讨论什么是科学发展观。创建新文化一定要对中国的现实问题，在理论上有解释力，在实践上有指导性，也就是希望我们的讨论能够有助于解决当今中国现实的经济、政治、社会问题。今天中国从政府到社会，都在开会，但大多数是你说你的、我讲我的，虚话、空话多，开成这样就没有意义了。今天的会议由北京果本管理咨询公司董事长李清振主持。
李清振：
科学发展观提出好多年了，一直没有落到实处，徐先生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命题“中国需要又一个新转折”。今天，我们围绕这个话题展开讨论。
第一，大家可以针对他的观点，看是否符合实际，论据是否有说服力？第二，他提出的概念内涵和外延是否严密？第三是否还可以拓展，提出一些新的建议？今天到会的人比较多，要把一个问题谈得透彻很难，所以我建议在第一轮的讨论中，大家主要是发表各自的观点，论证尽可能简洁，第二轮再对不同的观点作一个回应。请徐先生做一个主题发言。
第一，大家可以针对他的观点，看是否符合实际，论据是否有说服力？第二，他提出的概念内涵和外延是否严密？第三是否还可以拓展，提出一些新的建议？今天到会的人比较多，要把一个问题谈得透彻很难，所以我建议在第一轮的讨论中，大家主要是发表各自的观点，论证尽可能简洁，第二轮再对不同的观点作一个回应。请徐先生做一个主题发言。
徐景安：
我提交的主讲论文的题目是“中国需要又一个新转折”。
第一、中国是不是到了转折的时候？中国改革30年取得了很大成就，邓小平确定的2050年达到GDP人均4000美元的目标，提前40年完成了。但问题很严重，突出表现在增长方式的不持续、利益分配的不合理。而且种种数据表明已达到临界点，高速增长得以维系的高投资、高出口、高能耗都到了极限。一次分配不合理，政府收入、企业收入增长快，工人、农民收入增长慢，造成最终消费畸低；二次分配不合理，向政府自身利益、经济建设投资倾斜，勿视民生保障、公共服务短缺。这也到了极限，社会已不能容忍。这就是说，非科学发展已到了非改变不可的地步。
第二、怎么启动新转折？党中央提出科学发展，就是为了扭转非科学发展，但是未见成效，相反非科学发展越趋严重。原因在哪里？对中国问题有三种解读：
一是利益派。一讨论中国问题，一言以蔽之，是利益问题。这个说法，看上去很深刻，一针见血。确实中国的发展、改革问题，最终涉及到利益分配。但这个说法，在我看来，既没有理论意义，也没有实践意义。因为发展也好、改革也好，就是利益问题，在认知上没有任何建树，对实践更无指导意义。是利益问题，怎么调整呢？中国存在既得利益集团，怎么应对呢？无非是两种选择，一是搞革命暴动，或者当土匪强盗，从体制外解决，二是搞改革、改良，从体制内解决。这两种选择，除了当土匪强盗以外，都需要寻找理由，也就是解决意识形态问题。即使当土匪强盗，如果要抱团，也要找一个理由，当年梁山好汉就打出“替天行道”的旗帜。所以，不解决意识形态问题，没有神圣正义的理由，尤其是不能成为一种社会共识，是无法进行利益调整的，也不能冲破既得利益集团的阻力。今天中国横行的贪、抢、偷、骗就是无序的利益调整，反正你不仁，我不义，不拿白不拿、不偷白不偷。
二是制度派。一讨论中国问题，一言以蔽之，这是制度问题。这比利益派前进了一步，从制度转型、体制改革入手来解决中国问题。这在民间与学界几乎成为一种共识。但是制度怎么转、体制怎么改？这就存在分歧，一是现代性，实行民主制度；一是传统型，回到无产阶级专政；一是古代型，重建儒家的考试选贤制。这就存在意识形态之争。第一种意见在民间与学界占主流，但在意识形态上遭到反对派的强烈阻击，普世价值之争由此而起。在经济为中心、发展硬道理、维稳是大局的方针下，推行民主制的政治改革步履艰难。
三是理念派。我属于这一派，也可泛称为文化派。我认为，中国问题是利益之争，也迫切需要制度转型，但是必须解决理念问题，达不成共识，利益调整、制度转型都不能实现。中国问题的根子是价值理念出了问题，政府是发展第一、不顾一切；民众是挣钱第一、不择手段。在“一心一意谋发展”的口号指引下，发展手段的正当性、成果分配的合理性都被丢到九宵云外，利益怎么调整，制度如何转型？而“一心一意谋发展”正是当今中国不可动摇的国策。也正是这个国策带来中国30年的改革与发展。成功的原因就是问题的根源。谁都知道，这个国策是邓小平定的，而且还说了一百年不动摇。这是新转折绕不过去的重大理论、方针、国策。邓小平作为政治伟人，就是以这个国策，代替了阶级斗争为纲，完成了政治本位向物质本位的过渡、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邓小平在引领中国实行这一转折时，他占据了意识形态的制高点，就是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一定要发展生产力。这个理念获得了上下共识，启动了中国的改革开放。一般认为邓小平主张去意识形态，那是在如何求发展的层面上，不问姓资姓社、不管白猫黑猫。然而在必须求发展的层面上，他是从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切入，占据了意识形态的制高点。同样道理，今天不在意识形态上占据制高点，不具有无可争辩的神圣性和正义性，就不可能引领中国实行新的转折、推进新的改革。这就是我举办创建中国新文化论坛的宗旨和原因。
经过互动、交流、碰撞，我提出以幸福最大化替代财富最大化，以提高民众幸福感与满意度作为纲，来带动中国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的全面改革。为民众谋幸福，本来就是共产党的宗旨、社会主义的要义。这在意识形态上占据了制高点，具有无可争辩的神圣性和正义性。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到胡锦涛，尤其是胡锦涛多次强调、重申了这个意思。我的建树就是把这句口号落实到考量的指标、实现的途径、保障的制度上。解决三个问题，一是以幸福指数作为评价目标，二是广大民众作为评价主体，三是采取问卷调查的方式，了解民意、进行整改、实行考核。这样，扩大内需、改善民生、民主建设、环境保护、道德文明等有关民众幸福的事项都可以提到发展与改革的议事日程。现在，幸福问题已引起全世界的关注。2009年我国评出了十大最具幸福感的城市和十大县级市。江苏淮阴、陕西高陵提出建设幸福淮阴、幸福高陵，深圳提出建设民生幸福。这场新转折已经开始。
第三、什么是科学发展观？为什么科学发展观落实不了、贯彻不下去，利益派解释，遭到既得利益集团的抵制。那么，利益集团是怎么抵制的？他们哪里违背“科学发展观”？事实上，他们是“科学发展观”的执行主体。制度派解释，是由于中国的制度不改革，这很对，那么，为什么制度改革推进不了，原因是既得利益集团的阻力。这就回到利益派了。这两派都在利益集团的阻力面前停下了，提不出应对的招数。理念派的主张是，先要正名，讨论什么是科学发展观？利益派与制度派对此不感兴趣，讨论理念有什么用？我认为，人类历史上任何一场大变革，都是理念革命开始的。启蒙运动冲破神性，倡导人性带来了西方的工业革命。邓小平发起的冲破两个凡是的思想解放运动带来了中国的改革开放。道理很简单，什么是科学发展，都搞不清，怎么科学发展？科学发展的实质是怎么发展、为谁发展？它所反对的就是不管怎么发展、不管为谁发展的“一心一意谋发展”，而解释科学发展的要义是，首先是发展，发展了再说，发展是硬道理。后来解释说是又好又快的发展。那什么是好的发展，什么是不好的发展？没有衡量的标准。所以，全国上下依然是“一心一意谋发展”，而不是谋科学发展。看不到利益集团的抵制，也没有制度转型的必要。我的解释是给民众带来幸福的发展就是科学发展，民众不幸福的发展就是非科学发展。树立了这个理念，就可以解决评价目标、评价主体问题，评价目标就是幸福指数，评价主体就是广大民众，评价方法就是问卷调查，然后制订整改措施、研究改革方案、推动制度转型。这就会真正触动既得利益，他们就会露出水面进行抵制。这才真正开启新一轮的改革。改革的结果取决于实际政治力量的较量。理念的正义、神圣是聚集政治力量的前提，所谓得人心者得天下。由民众来评价、推动的幸福目标的改革，谁反对，就有背人心，有如螳臂挡车。当然，这也取决于改革阵营的智慧、艺术和魄力。批判的武器代替不了武器的批判，但是没有批判的武器，也就带不来武器的批判。理念的正名与革命是利益调整、制度变革的前提。
李清振：
下面请国家行政学院竹立家教授做点评。
竹立家：
首先感谢徐老师给我这次说话的机会，我非常肯定徐老师长期以来关注中国文化改革，尽管文化改革是非常厚重的改革，难度很大，但文化论坛多次讨论这个问题，我非常感动也非常敬重。
徐老师这个题目很好，2009年是特殊的年份，出现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到年底，各种各样的改革研讨会也很多，我也参加了一些，今天的研讨会主要议题是中国改革是否需要一个转折，我把自己的一些思考结合这个转折来谈一谈。
我想讲三个问题。
第一是讲三个三十年。中国有句古话叫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是说30年必有一个大转折。从49年到78年，是第一个三十年，我们是以政治为中心搞社会主义建设，意识形态气氛比较浓；第二个三十年是78—08年，我们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搞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从09年开始，我们是第三个转折，我们站在转折的结点上，我认为未来30年我们的核心任务是以社会为中心搞社会主义建设，我们能不能把社会主义搞成一个旗帜，未来三十年改革非常重要。
在前三十年，我们讲意识形态，注重政治价值，思路很清楚，我们的叙事框架和概念体系就是讲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我们是在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体系中讨论中国的发展走向，在实践中我们学习的是苏联模式。后来到文革后期，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特别是中美苏三大国关系的变化，我们讲三个世界理论，三个世界理论就有点淡化意识形态；第二个三十年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三十年，从九十年代以后，由于搞市场经济，学习文本是资本主义的、特别是新自由主义，我们根本不提或很少提意识形态，可以说我们没有了意识形态这个概念，很少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个分析框架来分析问题，我们换了个词叫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不说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在这两个时期，我们的概念和分析框架是确定的，可以说前三十年，我们的分析路径，我们的话语体系等就是从马克思主义那来的，或者说从苏联那来的。前三十年我们可能搞得不是很好，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当时中国所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使然，另一个就是我们的分析路径等是从马克思主义那来的，我们没有中国特色的、符合中国实际的价值或意识形态体系或分析框架。解放前，从35年到49年这段时间那是有中国特色的，我们有我们的战法、有我们的打法，有我们的意识形态。49年以后，我们基本上按照马克思主义或苏联那一套，而后三十年我们基本上是在新自由主义的话语体系里面说话、写文章。但是新自由主义有一个特点，它有意识形态支撑，或它本身就是意识形态，在政治上的表现就是新保守主义。而中国经济学发展这三十年，有那么多人说胡话，为什么说胡话？一是照搬西方那一套对经济改革进行指导，二是他们根本没有意识形态或发展价值支撑。所以，在这三十年中国没有象样的经济学理论。分析框架、基本概念、话语体系基本上是西方的或是新自由主义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没价值支撑，或者换句话说没有意识形态支撑。社会主义如何与市场经济结合，实现我们民族几千年的“天下为公”的梦想，几乎没有纳入我们学术或政治精英思考范围，这是很悲哀的。我这样讲可能有些人不同意，但我认为我们目前的改革到了一个需要从战略和价值高度思考问题的时候了，而不是纠缠于技术的、细微末节的经济手段改革的论争。从历史文化的角度来看，中国人追求三个正确，一个是政治正确，二是事实正确，还有一个是义理正确。所以第一个观点我就想讲三个三十，未来三十年要以社会为中心搞社会主义建设，要关注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改革要遵循宪法原则，深入到价值和体制层面。未来三十年的改革很重要，特别是前十年很重要，但是我们不论是在概念框架上还是分析路径上，中国的学者都没有跳出两个框框，一个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框框，一个是新自由主义的框框，左右摇摆。
第二个问题我想谈谈所谓转折问题。我们知道，现在正在搞“十二五”规划，这个规划必须关注战略和价值层面的内容，必须把政治行政体制改革放到优先的位置，必须在关键的改革上有所突破。2010—2020年是中国发展的关键的十年，能否实现小康社会，实现和谐社会，中国主要面临五大问题和四个重要转变，如果弄不好，2015年是中国社会稳定与否的一个节点，这不是耸人听闻。
前两天我在一个访谈上讲，未来十年是对我们执政的挑战和稳定的挑战，为什么这么讲？我觉得有五个重大问题我们必须面对，与此同时，我们还面临四个重大转变，而且必须转变。问题和转变相互交织，增添了改革的难度和复杂性。中国的五大问题：首先是贫富差距问题，现在已经非常危险了，老百姓十多年的工资几乎没有涨，这在任何时候是不可能的。我们平均工资，人均GDP翻番往上涨，但是农民工的工资十多年来就是一千多块钱，没有变。财富都跑哪去了？
王占阳：
徐老师这个题目很好，2009年是特殊的年份，出现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到年底，各种各样的改革研讨会也很多，我也参加了一些，今天的研讨会主要议题是中国改革是否需要一个转折，我把自己的一些思考结合这个转折来谈一谈。
我想讲三个问题。
第一是讲三个三十年。中国有句古话叫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是说30年必有一个大转折。从49年到78年，是第一个三十年，我们是以政治为中心搞社会主义建设，意识形态气氛比较浓；第二个三十年是78—08年，我们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搞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从09年开始，我们是第三个转折，我们站在转折的结点上，我认为未来30年我们的核心任务是以社会为中心搞社会主义建设，我们能不能把社会主义搞成一个旗帜，未来三十年改革非常重要。
在前三十年，我们讲意识形态，注重政治价值，思路很清楚，我们的叙事框架和概念体系就是讲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我们是在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体系中讨论中国的发展走向，在实践中我们学习的是苏联模式。后来到文革后期，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特别是中美苏三大国关系的变化，我们讲三个世界理论，三个世界理论就有点淡化意识形态；第二个三十年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三十年，从九十年代以后，由于搞市场经济，学习文本是资本主义的、特别是新自由主义，我们根本不提或很少提意识形态，可以说我们没有了意识形态这个概念，很少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个分析框架来分析问题，我们换了个词叫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不说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在这两个时期，我们的概念和分析框架是确定的，可以说前三十年，我们的分析路径，我们的话语体系等就是从马克思主义那来的，或者说从苏联那来的。前三十年我们可能搞得不是很好，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当时中国所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使然，另一个就是我们的分析路径等是从马克思主义那来的，我们没有中国特色的、符合中国实际的价值或意识形态体系或分析框架。解放前，从35年到49年这段时间那是有中国特色的，我们有我们的战法、有我们的打法，有我们的意识形态。49年以后，我们基本上按照马克思主义或苏联那一套，而后三十年我们基本上是在新自由主义的话语体系里面说话、写文章。但是新自由主义有一个特点，它有意识形态支撑，或它本身就是意识形态，在政治上的表现就是新保守主义。而中国经济学发展这三十年，有那么多人说胡话，为什么说胡话？一是照搬西方那一套对经济改革进行指导，二是他们根本没有意识形态或发展价值支撑。所以，在这三十年中国没有象样的经济学理论。分析框架、基本概念、话语体系基本上是西方的或是新自由主义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没价值支撑，或者换句话说没有意识形态支撑。社会主义如何与市场经济结合，实现我们民族几千年的“天下为公”的梦想，几乎没有纳入我们学术或政治精英思考范围，这是很悲哀的。我这样讲可能有些人不同意，但我认为我们目前的改革到了一个需要从战略和价值高度思考问题的时候了，而不是纠缠于技术的、细微末节的经济手段改革的论争。从历史文化的角度来看，中国人追求三个正确，一个是政治正确，二是事实正确，还有一个是义理正确。所以第一个观点我就想讲三个三十，未来三十年要以社会为中心搞社会主义建设，要关注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改革要遵循宪法原则，深入到价值和体制层面。未来三十年的改革很重要，特别是前十年很重要，但是我们不论是在概念框架上还是分析路径上，中国的学者都没有跳出两个框框，一个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框框，一个是新自由主义的框框，左右摇摆。
第二个问题我想谈谈所谓转折问题。我们知道，现在正在搞“十二五”规划，这个规划必须关注战略和价值层面的内容，必须把政治行政体制改革放到优先的位置，必须在关键的改革上有所突破。2010—2020年是中国发展的关键的十年，能否实现小康社会，实现和谐社会，中国主要面临五大问题和四个重要转变，如果弄不好，2015年是中国社会稳定与否的一个节点，这不是耸人听闻。
前两天我在一个访谈上讲，未来十年是对我们执政的挑战和稳定的挑战，为什么这么讲？我觉得有五个重大问题我们必须面对，与此同时，我们还面临四个重大转变，而且必须转变。问题和转变相互交织，增添了改革的难度和复杂性。中国的五大问题：首先是贫富差距问题，现在已经非常危险了，老百姓十多年的工资几乎没有涨，这在任何时候是不可能的。我们平均工资，人均GDP翻番往上涨，但是农民工的工资十多年来就是一千多块钱，没有变。财富都跑哪去了？
王占阳：
上海市的干部工资平均在七千块钱以上，其他老百姓的工资平均在两千块钱，这就是上海市没敢公布工资的原因。
竹立家：
竹立家：
如果是农民工的工资的话，那就更差了，有的地方打工的农民工工资和待遇非常地低，我们三十多年的发展就是靠几亿农民工撑起来的，但是我们怎么对待他们的呢？
第二个问题是三农问题，大家都很熟悉，我不多讲。第三个问题就是腐败的问题，它也是一个大问题，大家都清楚，我也不多说。第四个问题就是失业或就业的问题，对我们政府也是重要考验。最后一个问题就是社会信任。领导靠不住、同事靠不住、老婆靠不住、孩子靠不住，都靠不住，我们还相信谁？我们还有安全感吗？我们晚上还能睡得着觉吗？
这些问题的解决，又与我们在未来十年所面临的四个转变联系在一起。如果中国的改革与发展不能自觉地搞好四个大转变，中国未来的稳定就会出现问题。这四个大的转变是：
一、必须下决心实现从经济体制改革到政治行政体制改革转变，未来三十年，政治行政体制改革是关键性改革，改革成败至关重要，关系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实现问题和宪法原则的落实问题。我认为，未来十年，GDP增长不是第一位的，尽管仍然很重要。而政治和谐、政治民主是第一位的，建立有效的公平社会是第一位的。
二、从现代化到现代性的转变。现代化预示着不稳定性，现代性预示着稳定性。换句话说，未来十年我们必须完成从不稳定性状态到稳定性状态的转变，而这种转变的根本是制度性的，但是我们现在的制度准备、制度支持严重不足，甚至严重缺失或者是严重扭曲，这是大问题。
三、从工业社会到城市性社会或者从生产型社会到消费型社会的转变。我曾经有个算法，大家都知道，国际上有个说法，人均6000美金是步入中等发达国家的门槛，中国今年是4000美金，如果按年均8%的速度增长，到2015年，中国人均能达到6000美金，换句话说，中国可以步入中等发达国家。但是现有的中国政治行政体制的容纳量只能是6000美金，超过6000美金这个节点就会出现社会不稳定了。人均6000美金对我们的制度体系是个考验，如果我们还不是一个消费型社会，劳动者工资还没有涨，贫富差距继续拉大，那么这个社会制度体系容纳量就没法容纳了，这是自然规律，所以政治行政体制必须进行较大幅度的改革，以适应社会主义公共生活领域的需要，适应社会民主化的要求。
还有一个城市化问题，现在我们城市化是45%左右，如果说按每年1%左右的速度增长，到2020年，我们城市化率可以达到55%到60%多，我们现有的政府管理体制根本就不能适应城市人口占总人口60%这个现实，因为城市化的结果还要求公民自由权力的扩大，公民对自己的基本权利有选择权。中国现在是某些公共机构、公共组织“管理层控制”现象很严重，公共权力变成了领导者的私人权力，动不动以组织的名义胡乱决策化公为私、胡乱用人形成小圈子，单位内基本群众敢怒而不敢言，积累了大量的怨气和怒气，促使组织涣散，人心不稳，组织文化堕落，政府威信受损。个别公共机构、公共组织就是一把手专制，现在一些公共机构、公共组织形成一个管理层的小圈子，变公权为私权，而且这种状况还有扩大的趋势，这是非常危险的，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警觉，“治人之道，首在治心”。对政府的信心，民心向背是关键，而民心向背的基础是基层组织的活动状况。因此，我们不能漠视本来是个公共机构，变成几个人统治这种状况在继续下去了。否则，我们的社会主义价值就无法实现，我们的执政地位就会让这些败类给慢慢地葬送掉。
四、要从垄断强制性权力向民主协商性权力的转变。这个转变能不能完成，标志着我们社会主义公民社会能不能建立，也标志着你的幸福主义能不能实现。幸福不是金钱，不是权力，不是知识，幸福是感觉，感觉靠什么？靠关系融洽。老百姓是在与他人互动中，在与你的领导、老婆、儿子、同事互动中感觉如何体验幸福感的。感觉好，你就幸福。
第三个问题我想简单地谈一谈中国发展模式问题。也就是发展改革的目的问题，这个目的就是以人为本。我认为中国发展的目的是明确的，模式是存在的。前两年，也就是十七大前，我就提出一个“新发展共识”，强调中国未来的发展模式是建立一个“民主、民生、公正、和谐”的社会，这个社会就是要全面地发展人。我们知道，从严酷的哲学意义上讲，人有三个基本的规定性。我们为什么尊重人？为什么尊重每个人？不但尊重总统，还要尊重要饭的，为什么？因为每个人首先是唯一的，即唯一性；其次是不可重复性。死了就死了，没有宗教意义上的来世，生命很宝贵，要珍惜每个生命；三是偶然性，每个人都是偶然的，没有必然性，你的生死都是偶然的，无法预料。所以每个人都有一个很严肃的问题需要思考，一、我们要尊重生命，与人为善；二、首先要尊重自己的生命，每个人要爱惜自己，尊重生命首先要尊重自己，尊重自己的生命才能尊重他人的生命。从哲学角度讲，人是很脆弱的，不论什么体制、什么制度，最终就是要以人为本，要给人创造好的生活环境。中国只要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和宪法原则，党的干部只要能洁身自好、吃苦在前，在我们这样一个“民以吏为师”的传统文化较浓的社会，我们就一定能实现一个和谐社会，一个人民心情舒畅的社会。
时间关系我就说这么多吧！说的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指正。谢谢。
第二个问题是三农问题，大家都很熟悉，我不多讲。第三个问题就是腐败的问题，它也是一个大问题，大家都清楚，我也不多说。第四个问题就是失业或就业的问题，对我们政府也是重要考验。最后一个问题就是社会信任。领导靠不住、同事靠不住、老婆靠不住、孩子靠不住，都靠不住，我们还相信谁？我们还有安全感吗？我们晚上还能睡得着觉吗？
这些问题的解决，又与我们在未来十年所面临的四个转变联系在一起。如果中国的改革与发展不能自觉地搞好四个大转变，中国未来的稳定就会出现问题。这四个大的转变是：
一、必须下决心实现从经济体制改革到政治行政体制改革转变，未来三十年，政治行政体制改革是关键性改革，改革成败至关重要，关系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实现问题和宪法原则的落实问题。我认为，未来十年，GDP增长不是第一位的，尽管仍然很重要。而政治和谐、政治民主是第一位的，建立有效的公平社会是第一位的。
二、从现代化到现代性的转变。现代化预示着不稳定性，现代性预示着稳定性。换句话说，未来十年我们必须完成从不稳定性状态到稳定性状态的转变，而这种转变的根本是制度性的，但是我们现在的制度准备、制度支持严重不足，甚至严重缺失或者是严重扭曲，这是大问题。
三、从工业社会到城市性社会或者从生产型社会到消费型社会的转变。我曾经有个算法，大家都知道，国际上有个说法，人均6000美金是步入中等发达国家的门槛，中国今年是4000美金，如果按年均8%的速度增长，到2015年，中国人均能达到6000美金，换句话说，中国可以步入中等发达国家。但是现有的中国政治行政体制的容纳量只能是6000美金，超过6000美金这个节点就会出现社会不稳定了。人均6000美金对我们的制度体系是个考验，如果我们还不是一个消费型社会，劳动者工资还没有涨，贫富差距继续拉大，那么这个社会制度体系容纳量就没法容纳了，这是自然规律，所以政治行政体制必须进行较大幅度的改革，以适应社会主义公共生活领域的需要，适应社会民主化的要求。
还有一个城市化问题，现在我们城市化是45%左右，如果说按每年1%左右的速度增长，到2020年，我们城市化率可以达到55%到60%多，我们现有的政府管理体制根本就不能适应城市人口占总人口60%这个现实，因为城市化的结果还要求公民自由权力的扩大，公民对自己的基本权利有选择权。中国现在是某些公共机构、公共组织“管理层控制”现象很严重，公共权力变成了领导者的私人权力，动不动以组织的名义胡乱决策化公为私、胡乱用人形成小圈子，单位内基本群众敢怒而不敢言，积累了大量的怨气和怒气，促使组织涣散，人心不稳，组织文化堕落，政府威信受损。个别公共机构、公共组织就是一把手专制，现在一些公共机构、公共组织形成一个管理层的小圈子，变公权为私权，而且这种状况还有扩大的趋势，这是非常危险的，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警觉，“治人之道，首在治心”。对政府的信心，民心向背是关键，而民心向背的基础是基层组织的活动状况。因此，我们不能漠视本来是个公共机构，变成几个人统治这种状况在继续下去了。否则，我们的社会主义价值就无法实现，我们的执政地位就会让这些败类给慢慢地葬送掉。
四、要从垄断强制性权力向民主协商性权力的转变。这个转变能不能完成，标志着我们社会主义公民社会能不能建立，也标志着你的幸福主义能不能实现。幸福不是金钱，不是权力，不是知识，幸福是感觉，感觉靠什么？靠关系融洽。老百姓是在与他人互动中，在与你的领导、老婆、儿子、同事互动中感觉如何体验幸福感的。感觉好，你就幸福。
第三个问题我想简单地谈一谈中国发展模式问题。也就是发展改革的目的问题，这个目的就是以人为本。我认为中国发展的目的是明确的，模式是存在的。前两年，也就是十七大前，我就提出一个“新发展共识”，强调中国未来的发展模式是建立一个“民主、民生、公正、和谐”的社会，这个社会就是要全面地发展人。我们知道，从严酷的哲学意义上讲，人有三个基本的规定性。我们为什么尊重人？为什么尊重每个人？不但尊重总统，还要尊重要饭的，为什么？因为每个人首先是唯一的，即唯一性；其次是不可重复性。死了就死了，没有宗教意义上的来世，生命很宝贵，要珍惜每个生命；三是偶然性，每个人都是偶然的，没有必然性，你的生死都是偶然的，无法预料。所以每个人都有一个很严肃的问题需要思考，一、我们要尊重生命，与人为善；二、首先要尊重自己的生命，每个人要爱惜自己，尊重生命首先要尊重自己，尊重自己的生命才能尊重他人的生命。从哲学角度讲，人是很脆弱的，不论什么体制、什么制度，最终就是要以人为本，要给人创造好的生活环境。中国只要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和宪法原则，党的干部只要能洁身自好、吃苦在前，在我们这样一个“民以吏为师”的传统文化较浓的社会，我们就一定能实现一个和谐社会，一个人民心情舒畅的社会。
时间关系我就说这么多吧！说的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指正。谢谢。
李清振：
下面请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王占阳教授发言。
王占阳：
我就徐老师的文章谈三个问题。一个是转折问题，一个是价值问题，一个是科学问题。
一、转折问题
我认为现在已经毫无疑问地到了转折点，但是问题是往哪里转？是转到一条死胡同里，转到深渊里，还是转到光明之路上？
去年我发了一系列的文章，可以用一句话概括，就是“狼来了，赶紧（往前）跑”，或者叫“狼来了，赶紧改（革）”。金融危机前，我已经很强烈地感受到改革要死了，中国要出大问题了，所以奥运会的时候，当国旗一遍一遍升起，国歌一遍一遍响起的时候，我的脑子里总是会想到“中国改革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这句话，心情相当复杂。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埋头做了一番研究，结果发现原来的强烈感受已经可以是证据确凿的认识了。证据确凿就是刚才徐老师说的几高，当然还有国际分析等内容。
我们的高投入、高消耗、高产出是靠高出口支撑的，高增长所带来的丰裕的财政收入，主要受益者是政府和工商界，虽然普通百姓也能从中得到某些好处，但各种代价很大。这种外向型的经济增长模式过去是可以维持的，但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事实上已经不可持续了。
我从金融危机初期就开始说，美国这次实际是文明危机，消费主义文明的危机，消费主义受到重挫。现在已经可以看得比较清楚，这就是它的消费模式及其支持系统确实已经发生了不可逆的重大变化。金融机构被金融危机吓坏了，盲目乐观的情绪消失了，大胆妄为的做法中断了，因而个人信贷也已非常谨慎和大幅收缩了。政府被金融危机吓坏了，金融改革已经开始启动，总的趋势已经是加强金融监管了；美国政府还接受教训，从重金融、重进口转向重实业、重出口，想在十年使出口翻一番。消费者也被金融危机吓坏了，消费主义的消费梦已经破碎了，再加上获得消费信贷的难度大幅提高，许多人已经失业或者是处于失业的威胁中，所以量入为出、由奢入俭已经蔚然成风。这表明，它的整个消费体系都在发生重大变化，而且作为对于长期系统错误的矫正，这种变化更是长期性的重大变化，而并不只是对于危机的短暂反应。所以，美国政府在中美战略对话中也告诫中方，不要再指望美国消费者拉动中国经济了。
我在研究中还发现，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西方经济增长就到饱和阶段了，在那之后，它的增长模式就转变为了微弱补充型的经济增长，增长率一般在1-2%左右。欧洲、日本在八十年代以后基本上都是这个状况。美国因有金融等方面的特殊的手段，所以八十年代以后仍然能够长期保持3—4%的增长率。但这种所谓的高增长实际在很大的程度上是泡沫式的虚假增长，去掉了这些虚假增分，美国经济的真实增长率实际也与欧、日差不多。这种泡沫就是消费主义的经济泡沫。这个泡沫在金融危机中破裂后，美国经济的年均增长率将下降一半，即降为年均1-2％，尽管我们不能排除个别时段的偏高或偏低。
国际经济环境的这种重大变化给中国带来的最直接的重大影响，就是依靠外需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经无法持续了，现在只有转向依靠内需才有出路。但现有的内需远不足以拉动持续较快的经济增长，这就是扩大内需成为了当务之急。当前妨碍内需扩大的主要障碍是体制性障碍。所以，扩大内需必须深化改革。
扩大内需首先就要在深化分配制度改革方面下大功夫。在这个基础上和过程中，我们还必须在深化市场化改革方面下大功夫，把当前的半个市场经济真正变成完整的市场经济，从而通过增加供给、做大蛋糕、扩大就业、增加收入而深入持久地扩大内需。不仅如此，我们同时还须在教育、科技、文化体制改革方面下大功夫，只有拥有先进的教育、科技、文化的社会才能是真正拥有高水平的有效需求的社会。最后，也是最重要的，要使上述改革真正实现应有的重大突破，就还必须进行重大的政治体制改革。
由此可见，我国现在正面临着深入推进全面改革的迫切需求和巨大压力，同时也已遇到了一个深化改革的极好机遇。如果紧紧抓住历史机遇，大力深化改革，切实扩大内需，中国的未来就会一片光明。反之，如果现在不在深化改革、扩大内需上下真功夫、大功夫的话，只靠巨额投入维持不可持续的高增长，那就意味着新的经济失速即将到来，进而更严重的内源性经济危机以至恶性通货膨胀也将随之到来。到那时，经济危机直接诱发政治危机，政治危机又加深经济危机，如此恶性循环，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所以说，中国现在已经到了新的历史转折点，这是一个非常客观的基本判断。
二、价值问题
刚才徐老师讲到，只讲利益博弈是不够的，还要讲价值。这是很对的。
为什么要强调价值？第一，只讲利益博弈不讲价值实际就是只讲利益不讲是非，最终就会变成“胜者王侯败者贼”。对于利益博弈的目的、手段、过程、结果等等，实际都有一个价值取向、价值评价和价值影响的问题。这对整个社会来说都是一个大问题，因为它关系到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和社会走向。虽然只讲利益博弈不讲价值并不会使利益博弈中的价值问题归于无形，但它在客观上确实会淡化正面价值及其在利益博弈中的作用，而且还会纵容“丛林法则”和各种负面价值之流行，实践中肯定会弊大于利。强调利益博弈较之强调“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无疑是一个大进步，只是这种进步理应与价值进步紧密结合，特别是使利益博弈为普世价值所规范。
第二，普世价值是利益博弈中一个伟大力量。如果没有一个普遍公认的好的价值观的话，利益博弈就会不利于普罗大众。为什么我们要坚持和强调普世价值观？原因就是普世价值观代表绝大多数人的普遍利益，所以只有高举自由、平等、博爱、民主、人权等等大旗去进行利益博弈，才能博弈出好东西来；普世价值观又是基于人的善良本性的政治价值观，这就使之拥有伟大的号召力、凝聚力和推进力，使任何腐朽邪恶的利益和力量都会在它的面前面如土色，所以普世价值观又是利益博弈中的一个伟大力量，一个掌握在弱势群体手中并能使利益博弈向着善的方向顽强发展的伟大力量。
再就价值体系本身来说，我们讲幸福，讲普遍幸福，讲社会主义就是普遍幸福主义，这个很难驳，也可说沒法驳。不要普遍幸福要什么？要普遍痛苦吗？恐怕沒人敢说这个话。所以讲普遍幸福至上就是登上了制高点，就会立于不败之地。而且，讲了普遍幸福之后再讲普世价值观问题就更加理直气壮。既然要普遍幸福，那么，究竟是自由幸福还是不自由幸福呀？是享有人权幸福还是人权被践踏幸福呀？这种问题一提出，答案就自明了，而且无可辩驳。所以，我们不仅可以在主张普遍幸福方面理直气壮，而且也可以在主张普世价值方面理直气壮，气壮如牛，绝不向批判普世价值观的错误思潮让半步。
三、科学问题
徐老师很敏锐地发现了科学发展观的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矛盾和理论自身的矛盾。方才徐老师指出，这些年来，“中国的政治生活出现了一种怪现象：越讲和谐社会，社会越不和谐；越讲科学发展，发展越不科学！”我相信许多人都会对此深有同感。理论与实践、说的与做的、承诺与兑现之间的距离看起来越来越大，以至失望情绪已经迅速蔓延。我们都希望这种状况能够迅速改变。
导致这种现象的根子在哪里？徐老师认为，根子就在于“发展是第一要义”与“核心是以人为本”相互矛盾，前者窒息了后者。他说，“发展第一，人本核心，分属于不同的价值范畴，前者属于物本位，后者属于人本位。”“发展第一，强调的是物的增长，忽略了物的增长方式与物的成果分配。”“这是把非科学发展从前门赶走，又从后门请进。结果是在坚持发展第一的旗号下，非科学发展照行不误，而这又是符合‘科学发展’的要求。所以，必然是越讲科学发展，越不科学发展。”
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现在应当特别重视邓小平在南巡谈话后提出的新的重要思想。他说：“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分配的问题大得很。”“要研究提出分配这个问题和它的意义”“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到本世纪末就应该考虑这个问题了”，“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了。一定“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解决这些问题”，否则，“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
从这些重要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邓小平理论已经在这里开始出现了新的重大飞跃，而这种重大飞跃的基本精神就是要在适当的时机从强调“发展是硬道理”转向强调“分配是硬道理”，从发展第一转向分配第一。邓小平提出，“要研究提出分配这个问题和它的意义”。而我的研究结果之一就是，从政府职能的角度看，这种转变的实质，就是政府的经济职能应当适时地从主要抓生产建设转向主要抓分配，即以建设和实施公共财政制度作为自己的主要经济职能。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内涵就是政府的主要工作就是发展经济，而发展经济的主要内容就是搞生产建设。改革开放初期和以后一个时期，这种主张是对的。因为当时的首要任务是搞生产建设，而在计划经济及其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相当时期，从事和推动生产建设的主要资源和权限都是掌握在政府手里的，这就使政府的主要职能必须是搞建设，
但从计划经济逐渐转向市场经济后，生产建设的主要职责就应由市场经济来承担了。由此，原来意义上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过时了。但政府的经济职能，它的主要内容已经应当从抓建设、抓发展转向抓分配了。发达国家的议会和政府的大部分工作都是搞国民收入二次分配，这是符合市场经济时代社会发展的规律的，我国自然也应向这个方向去努力，即以建设和实施公共财政制度作为政府（广义政府）的中心工作。所以我提出，现在应当“转向以公共财政为中心”。这个提法的理论基础之一，就是邓小平的上述新理论。
从这个观点看，邓小平逝世18年来，我们之所以出现了诸如贫富差距急剧扩大、社会矛盾空前尖锐、国内需求严重不足、经济增长受到严重威胁等等大问题，其根本原因之一，就是没有能够学习好、领会好和贯彻落实好邓小平的这些极其重要的战略思想。当分配问题已经成为了侵蚀制度性质、制约经济发展、影响社会稳定的头号大问题时，我们却仍然没有深入“研究提出分配这个问题和它的意义”，仍然没有在理论上给分配制度改革以应有的高度重视和相应地位，仍然在强调“发展是第一要义”，而我们的实践更是不能令人满意的。我们当前的一项的重要工作，应当就是深入学习领会邓小平关于分配问题的重要论述，大力推进分配制度改革，以分配制度改革的重大成果拯救经济、拯救人心、拯救社会主义、拯救中国的前途和命运。
讲到科学发展观，自然要强调科学。我们现在的有些提法显然不科学。譬如，把“稳定压倒一切”作为一个战略性的提法，这就非常不科学，也违背了邓小平理论。邓小平讲了三个“压倒一切”，一个是现代化压倒一切，一个是改革压倒一切，最后一个才是稳定压倒一切，而并不是只有一个“稳定压倒一切”。把那两个“压倒一切”扔到一边，只讲稳定压倒一切，这与邓小平理论是背道而驰的。“稳定压倒一切”实际只是危机时期的特殊对策，危机过后就不能再是“稳定压倒一切”了。所以，1990年以后，邓小平也不再讲“稳定压倒一切”了。到南巡谈话时，他的基本精神实际已是“改革压倒一切”了。把“稳定压倒一切”作为战略性的提法，不分时间地点场合范围地到处讲，似乎我国年年、月月、天天都处在危机之中，这对我国的国际形象也很不好。当前中国压倒一切的硬任务实际是深化改革。如果一定要讲“压倒一切”的话，我们现在也只应讲“深化改革压倒一切”，而不应再讲“稳定压倒一切”了。长期搞“稳定压倒一切”，结果只能是稳定压倒了改革，压倒了发展，压倒了民主法治和人权，最后就是稳定压倒了稳定之本身。所以说，“以改革求稳定则稳定存，以稳定求稳定则稳定亡”，这才是中国政治发展的根本逻辑。
我们讲科学发展，不仅要讲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而且还要讲人文科学，讲发展的价值取向。徐老师强调以幸福为目标的发展才是科学发展，他所说的幸福实际指的是普遍幸福。那么，为什么说以普遍幸福为目标的发展才是科学发展呢？人的终极追求就是人生幸福，而人们幸福实际又是互为条件的，人只有在普遍幸福中才能享有最充分的幸福，所以人对幸福的终极追求实质上又是包括对于普遍幸福的追求，即包括作为个人幸福赖以实现的条件和途径的普遍幸福，这就使所谓科学发展必须是满足人的终极需要、终极追求的发展，而不是与之相背离的所谓发展。这种发展之所以是科学的，就在于它是反映和符合人性的（人的需要和潜能即是他的本性），而不是与人性相矛盾的。
我认为，展望未来，整个人类都需要在方向上做出一个大的调整，这就是要转向以普遍幸福为终极目标的新发展，而不再是以各种脱离人性需要的外在目标、异化目标为目标的所谓发展。这种普遍幸福主义的新发展观，应当就是最科学的发展观，也最有利于应对环境、资源问题。
我们需要一个大转型，追求的是普遍幸福的最大化，而不是消费主义所追求的挥霍性消费、炫耀性消费的最大化。我们现在讲低碳经济，低碳经济所需要的发展观就是普遍幸福主义的发展观。譬如，按照这种发展观，大家都骑自行车也挺好，都坐好的公交车也挺好，没有必要人人都买私家车，有了私家车也可以不常用，就象现在的荷兰那样，以普遍幸福（普遍幸福包括子孙后代的幸福）为目标，而不再是以攀比炫耀为目标，这不就是低碳经济了吗？所以，以普遍幸福为价值取向后，整个社会和整个世界才能进入到普遍和谐和普遍幸福的新境界。
徐灿：
我提一个观念，作为徐老师思想的补充。徐老师所言是为科学发展观提供一个客观评价标准——幸福指数，他指出了科学发展观的一个基本属性，即客观，而我认为科学发展观还有一个本质属性，就是理性。或者说理性是科学发展的应有之义。
实际上，我们现在提到的科学发展也好，和谐社会也好，近一百年前都提出过，1914年的五四运动，不就是提出民主和科学吗？我们现在所说的和谐社会也好、科学发展也好，同内涵到外延都没有突破五四民主和科学的范畴。为什么快一百年了，我们现在还在讨论这个问题？而且到今天中国社会发展还面临到难以走出的发展困境？实际上近一百年，我们绝大多数的时间确实在折腾。我认为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属性除了内容和标准客观外，再一个就是我认为发展主体必须有理性，这点非常重要。
为什么咱们现在面临的社会问题这么严重呢？我想用反证的方法，提一个问题？即：是什么妨碍了科学发展？我认为很本质的问题是传统文化中官本位思想中的“封妻荫子”的观念，这是利益集团和权贵阶层行为最核心的思想动因。
其实一个人一生享受再多也不过吃一日三餐、睡一张床、娶一个老婆，而且最终也是要死的，对权贵们来说也是这样。虽然说他可能为了有生之年有更多的享受而舍不得放弃权力，但是导致他们非理性的拒绝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原因是想将这个权力延续到自己的家族子女及后人，这是权贵们反对民主宪政和栈念权力的最深层次文化密码，也是东方专制主义如过去的蒋家王朝，今日的萨达姆王朝以及社会主义朝鲜等最普遍的现象。所以我认为封妻荫子的观念是中国社会发展最难破解的一个事关统治阶级福祚的核心问题，是东方专制文化的症结所在。因此，我认为科学发展的主体一定要理性，如果没有危机感忧患意识，一昧地反理性，权贵们将永远不会主动放弃权力，或者允许以民主制度限制权力，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再奢谈科学发展的问题，简直就有些可笑了！
归纳一下，我们应认清科学发展的本质属性至少应包括：目标和评价标准的客观，主体思想观念的理性，惠及客体的普罗大众性，以及实现路径的宪政性。
艾永利：
我非常赞成徐老师的观点。第一、发展目标实现了，但科学发展基本落空了；第二、科学发展观不能落实的关键是强调物的增长，忽略了物的增长方式与物的成果分配；第三、中国需要新转折。
我从人性的角度来思考社会的转型问题，从人性的角度可以看出转型的必要性。为什么现在中国社会需要一个转折，而现在必须得转折呢？从历史上看，78年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扭转了长期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倾向，从那个时候开始大家都搞经济，为什么当时要这么改？就是因为当时那种社会制度压制了人性，人们不敢挣钱，谈富色变。
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功，GDP连续多年保持高位增长，经济实力将要超过日本，人民生活富裕了。但是，我们也看到，人们为了利益，为了钱，已经达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贪污受贿、破坏资源、污染环境，以及制造假冒伪劣，这就是非科学发展。
出现这些问题可以从人性的角度得到解释。人性本身具有获利性，且有缺陷，缺陷导致欲望的膨胀，所以，人会变得贪婪，人们追求利益最大化就是贪婪的反映。现在中国人不是害怕富、不想富，而是千方百计的想致富。所以，政府现在应该引导社会合理的发展、公平的发展，限制人性膨胀的一面，这应该是社会转折的方向。刚才徐老师提出“以幸福指数取代GDP”，还有几位老师提出的民主监督等政治改革就是有效的解决方法。可以说，要想把科学发展观落实到实处，不仅要有正确的理念，还要在体制上进行改革，建立符合人性的社会制度。
张利华：
我同意徐景安主席谈的“幸福是人的终极需求”的观点。幸福是人的生理和心理本能需求，是一种使人兴奋而愉悦的状态，合理的幸福感有益人的身心健康。所以，幸福是人们时常渴望的状态。从古至今，每一个人都希望幸福，都渴望获得幸福。人们在过年过节时互相祝福就说明了这一点。那么，怎样才能让大多数国民获得幸福呢？中国共产党提出了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我觉得这些提法都没有错，关键在于如何理解。
如今，中国富裕了，社会财富的“大饼”增加了，怎么来分这个大饼？怎么让人民品尝“分大饼”后的幸福？我认为，应该构建一个合理地“分大饼”的核心价值体系，用来指导和制定“分大饼”的制度及政策。也就是说，应当用一种先进的核心价值体系来指导“分大饼”的制度和政策。那么，什么是先进的核心价值观呢？我认为，是否符合人的本质需求是判断核心价值体系先进性与否的根本依据。
人的本质是什么？马克思说，“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那么，人的本质的内涵是什么？我认为，人的本质之内涵包括人的社会性、劳动创造性、思维理性和自主选择性四个方面。符合人的本质需求的价值观念就具有先进性，违背人的本质需求的价值观念就具有落后性或反动性。
就拿社会主义社会来说吧，人的社会性要求和谐、和平、互助、仁爱，还需要人民民主、法治人权、平等正义等价值观念。人劳动创造性要求公平竞争，按劳分配。从这个角度看，社会主义国家“分大饼”的制度应当以它能否满足和激励人的劳动创造性为准则，让劳动者通过自己的创造性劳动享受幸福生活。人的思维理性要求理论创新和精神享受。从这个角度看，社会主义国家“分大饼”的制度应当以它能否激发人的理性思维和理论创新为准则，让人民在吃饱穿暖之后，获得更多、更美的精神享受，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人的自主选择性要求自主和自由。社会主义国家“分大饼”的制度应当符合人的自主选择性需求，使人在法律、道德的约束下获得尽可能多的自由，有尽可能多的自主选择权利，自由要求尊重自己，尊重他人，就像徐老师说的，“爱自己、爱他人、爱大家”。
我国“分大饼”的制度如果能够满足人民这四个方面的需求，就能使人民满意和幸福。所以，人要达到幸福需要有先进的价值观来引导。当然，我这里所说的是一种理想状态，现实社会情况非常复杂，很难达到这种理想状态，但是，可以朝着理想不断前进。
刚才各位老师都谈到了我国社会的转型问题，大家都认为我国社会到了转型的关键点。这种转型指的是什么呢？我认为，我国社会经济体制已经实现了转型，即已经由原来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入市场经济体制，那么，为什么大家还提转型呢？这里的转型指的是我国的政治体制和社会管理体制的转型，也就是说，我国的政治体制和社会管理体制应当随着经济体制的转型而转变。那么，怎样转型？
我认为，政治体制的转型应当在继续发展法治的基础上增加民主的程序。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在政治领域里我国实际上是用法制建设和加强法治为龙头的，在法律制度的制定和补充方面做了很多事情。但是，党和国家权力机关及行政机关的民主程序还很不健全，自上而下选官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共产党基层党组织的支部书记和总支书记是不是可以采用真正的党员选举制度产生？乡长、镇长可否采用公民直接选举的方式产生？
程泊霖：
刚才各位老师都谈到了我国社会的转型问题，大家都认为我国社会到了转型的关键点。这种转型指的是什么呢？我认为，我国社会经济体制已经实现了转型，即已经由原来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入市场经济体制，那么，为什么大家还提转型呢？这里的转型指的是我国的政治体制和社会管理体制的转型，也就是说，我国的政治体制和社会管理体制应当随着经济体制的转型而转变。那么，怎样转型？
我认为，政治体制的转型应当在继续发展法治的基础上增加民主的程序。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在政治领域里我国实际上是用法制建设和加强法治为龙头的，在法律制度的制定和补充方面做了很多事情。但是，党和国家权力机关及行政机关的民主程序还很不健全，自上而下选官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共产党基层党组织的支部书记和总支书记是不是可以采用真正的党员选举制度产生？乡长、镇长可否采用公民直接选举的方式产生？
程泊霖：
香港模式是不是共产党的创造，是不是邓小平的创造，把香港模式在国内搞几个省试点不就可以了嘛。香港模式现在运行了十年，效果很好，既然效果很好，就可以在其他地方引用，为什么拒之不用？
张利华：
张利华：
是啊。可以参照香港特区政府官员的管理监督制度在大陆某些地方搞试点，搞成功了，就逐步地全面铺开。另外，党的总书记是不是可以搞差额选举，越南共产党已经搞了，我们为什么不能搞？
我去过海淀区政府的一些办公大厅办事，这些办公大厅已经采用了类似银行运营方式面向公民服务。譬如，设立政府各部门的柜台，有的办公大厅还有取票叫号设备，来办事的公民在大厅中央的桌椅上等候，按照叫号的次序到柜台办事，效果挺好。遗憾的是这些办公大厅缺了一样东西，即公民直接给提供服务的公务员打分。应当增加一项“打分”程序并安装“打分设备”，让公民办完事后给服务的公务员当场打分，如“满意”、“一般”、“不满意”等。政府部门将这些可以量化的公民评价作为公务员月度考核及年度考核的重要指标，作为公务员奖惩升降的重要依据。在政府处级、局级也建立这样的由下级和服务对象给上级领导打分的程序，这样，将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政府官员眼睛只向上看的现状，迫使他们眼睛向下看，向老百姓看。其实，我国地方政府部门都可以借鉴银行和机场的先进运营及管理方式面向公民服务，接受公民监督，打造“服务型政府”。这样，既体现了政府为人民服务，又实现了公民对政府公务员和官员的监督。
另外，还有一个言论自由的问题。我觉得言论自由应当适度地放开，现在国内连Facebook这样的网络工具都给封杀了，没有必要这么草木皆兵。媒体民营化是一个趋势，搞市场经济，媒体民营化是势不可挡的。对待媒体，政府应当以法治为准则，采用疏导的方法，而不是一味地采用围追堵截的方法。
杜光：
杜光：
我很同意景安说的现在已经到了一个非转折不可的时候了，我想就这一点做些补充。
我觉得科学发展观刚提出的时候，就是要实现指导思想的转折。2004年十六届三中全会作出《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要坚持统筹兼顾、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那就意味着过去所谓十三年的指导思想，实际上是不科学的发展观。六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从不科学的发展观，转到科学发展观上来，转到统筹兼顾、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但是六年多过去了，现在有没有转到科学发展观上来呢？我看还没有。特别是2009年的社会动态，使我觉得，现在确实像景安所说的那样，我们已经到了非转折不可的时候了。
我觉得科学发展观刚提出的时候，就是要实现指导思想的转折。2004年十六届三中全会作出《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要坚持统筹兼顾、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那就意味着过去所谓十三年的指导思想，实际上是不科学的发展观。六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从不科学的发展观，转到科学发展观上来，转到统筹兼顾、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但是六年多过去了，现在有没有转到科学发展观上来呢？我看还没有。特别是2009年的社会动态，使我觉得，现在确实像景安所说的那样，我们已经到了非转折不可的时候了。
我们经过了2009年的生活，就更深刻地感觉到转折的必要。因为2009年中国社会经历的是一个非常畸形发展的过程。一方面，我们解决了经济危机问题，而且对缓解全世界的经济危机，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国际地位提高了，外交上说话强硬了；但是在国内，我们的社会实际上处于全面危机的状态，不但社会上出现分裂的危机，甚至在共产党内也出现了严重的分裂危机。
从经济上说，国进民退十分严重，这是政治权力介入市场经济的结果。我们经济体制改革是进步还是倒退，我觉得从根本上说是要看市场经济是发展了，还是倒退了；而市场经济是发展了还是倒退了，要看在市场经济和垄断经济的博弈当中，哪一个前进了，哪一个后退了。国进民退的事实表明，在2009年是垄断经济逼退了市场经济，由于政治权力的介入，垄断经济大为发展，压缩了民有经济的空间。例如山东钢铁集团兼并日照钢铁公司，山西的煤矿国有化等，都是政治权力介入的结果。
特别是2009年房地产的恶性发展，非常典型地体现了权贵资产阶级加紧对老百姓的剥夺，或者说权贵资产阶级和豪强资产阶级加紧勾结来剥夺老百姓。我之所以把这两类人分为两个阶级，是因为他们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别：一个是既掌握政治权力又处于显贵地位的那些人，他们通过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其他方式，侵吞国家财富，掠夺老百姓，因而很快暴富，我称之为权贵资产阶级；还有一类人是既没有政治权力，又没有显贵地位，但是依靠跟权贵集团相勾结而致富的那些剥夺老百姓的人，我把这类人叫做豪强资产阶级。
据有关部门统计，2009年在北京、上海、深圳这几个城市的房产价格，上升了百分之七八十，这个是最典型的对老百姓的剥夺。房价之所以上升，一个重要原因是地价造成的，而地价上升是掌权的官僚权贵和豪强相勾结的结果。谁都看得见，房地产是一个可以获得暴利的产业，是一块肥肉。国有企业，特别是大型的国有企业，或者说是国资委所掌握的大型企业，也把手伸向这块肥肉，都想吃这块肥肉。有一篇文章介绍，在136个国资委掌握的国有大企业当中，有70%是介入房地产的，除了十六个企业本身从事房地产以外，有八十多个主业是跟房地产毫无关系的，石油、铁路、电信等等，都抢着参与对老百姓的掠夺。所以，这个现象确确实实反映了垄断经济对民有经济的挤压，而垄断经济的扩大，就必然要压缩市场经济的空间，这说明经济体制改革的倒退，政治体制改革更不要说了。
在政治领域，2009年出现了反对政治体制改革的第三次高潮。从2008年批判普世价值开始，进入2009年后批判的声浪更高。这说明普世价值对这些掌握着意识形态和政法大权的权贵资产阶级的触动，正因为触动了他们的心头之痛，所以才疯狂地批普世价值。2009年所出现的这些非常情况，说明我们赶快需要转折，我们不能够再沿着这样的道路继续走下去了。
2009年还特别明显地表现出分裂危机的加深。在社会上也好、共产党党内也好，基本上存在着三股势力，体现了对于中国前途的三种不同的期望和要求。一种就是改革派，包括民间大量主张继续前进、继续改革的力量，认为经济体制改革要前进，政治体制改革要启动等等，应该说，这个改革派在民间是强大的力量，但是在当前的共产党内，这个改革派已经处于边缘了，在许多问题的决策上已经起不了主导作用了。第二个就是维持现状派，这个力量在民间恐怕不是很强大，但是，在领导集团里面，这个势力主要体现了权贵资产阶级的利益，现在看起来已经占据了高层决策的主导权，他们不要前进，但是也不希望倒退，他们就希望像现在这样子，保持现状。第三股势力就是毛左派，他们分裂共产党已经不单单是倾向，而且有了行动，这股势力就是要回到毛泽东时代，由于他们采取种种欺骗行为，比如说大跃进饿死三千万人是右派造谣，大跃进是邓小平、刘少奇搞出来的，毛主席坚决反对等等。由于共产党不允许批判揭露这些过去的错误，所以给毛左派提供了很好的机会，就是欺骗老百姓的机会。他们的欺骗很成功，获得了一些不明真相的人、特别是很多年轻人的拥护。
朝野上下这三股势力的消长，将决定中国未来的前途。我们所面临的转折，应该是：第一，发展改革的力量、继续前进的力量；朝野的改革力量结合起来，就可以形成强大的动力，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第二，抑制权贵资产阶级的作用，特别是实行财产申报制度，把他们所掠夺的这些不义之财，暴晒在阳光之下，用这种手段来抑制权贵资产阶级。第三，允许民间，更不要说官方的舆论、官方的媒体了，广泛而深入地讨论、总结、回顾六十年的经验教训，特别是毛时代的经验教训，通过这样的方法来揭穿毛左派的谎言，剥夺他们造谣的权利。当然，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要实现这样的转变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在朝的改革派实际上处于边缘状态，他们现在的出路就是要紧密依靠民间的民主力量，才有可能推进中国的改革事业，经济上扩大发展市场化，政治上实现政治民主化，变专制政治为民主政治，变苛政为宪政，变人治为法治。这种出路现在看来越来越困难，因此这个转折已经是刻不容缓，越往后，我认为这个转折的难度越大。
特别是2009年房地产的恶性发展，非常典型地体现了权贵资产阶级加紧对老百姓的剥夺，或者说权贵资产阶级和豪强资产阶级加紧勾结来剥夺老百姓。我之所以把这两类人分为两个阶级，是因为他们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别：一个是既掌握政治权力又处于显贵地位的那些人，他们通过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其他方式，侵吞国家财富，掠夺老百姓，因而很快暴富，我称之为权贵资产阶级；还有一类人是既没有政治权力，又没有显贵地位，但是依靠跟权贵集团相勾结而致富的那些剥夺老百姓的人，我把这类人叫做豪强资产阶级。
据有关部门统计，2009年在北京、上海、深圳这几个城市的房产价格，上升了百分之七八十，这个是最典型的对老百姓的剥夺。房价之所以上升，一个重要原因是地价造成的，而地价上升是掌权的官僚权贵和豪强相勾结的结果。谁都看得见，房地产是一个可以获得暴利的产业，是一块肥肉。国有企业，特别是大型的国有企业，或者说是国资委所掌握的大型企业，也把手伸向这块肥肉，都想吃这块肥肉。有一篇文章介绍，在136个国资委掌握的国有大企业当中，有70%是介入房地产的，除了十六个企业本身从事房地产以外，有八十多个主业是跟房地产毫无关系的，石油、铁路、电信等等，都抢着参与对老百姓的掠夺。所以，这个现象确确实实反映了垄断经济对民有经济的挤压，而垄断经济的扩大，就必然要压缩市场经济的空间，这说明经济体制改革的倒退，政治体制改革更不要说了。
在政治领域，2009年出现了反对政治体制改革的第三次高潮。从2008年批判普世价值开始，进入2009年后批判的声浪更高。这说明普世价值对这些掌握着意识形态和政法大权的权贵资产阶级的触动，正因为触动了他们的心头之痛，所以才疯狂地批普世价值。2009年所出现的这些非常情况，说明我们赶快需要转折，我们不能够再沿着这样的道路继续走下去了。
2009年还特别明显地表现出分裂危机的加深。在社会上也好、共产党党内也好，基本上存在着三股势力，体现了对于中国前途的三种不同的期望和要求。一种就是改革派，包括民间大量主张继续前进、继续改革的力量，认为经济体制改革要前进，政治体制改革要启动等等，应该说，这个改革派在民间是强大的力量，但是在当前的共产党内，这个改革派已经处于边缘了，在许多问题的决策上已经起不了主导作用了。第二个就是维持现状派，这个力量在民间恐怕不是很强大，但是，在领导集团里面，这个势力主要体现了权贵资产阶级的利益，现在看起来已经占据了高层决策的主导权，他们不要前进，但是也不希望倒退，他们就希望像现在这样子，保持现状。第三股势力就是毛左派，他们分裂共产党已经不单单是倾向，而且有了行动，这股势力就是要回到毛泽东时代，由于他们采取种种欺骗行为，比如说大跃进饿死三千万人是右派造谣，大跃进是邓小平、刘少奇搞出来的，毛主席坚决反对等等。由于共产党不允许批判揭露这些过去的错误，所以给毛左派提供了很好的机会，就是欺骗老百姓的机会。他们的欺骗很成功，获得了一些不明真相的人、特别是很多年轻人的拥护。
朝野上下这三股势力的消长，将决定中国未来的前途。我们所面临的转折，应该是：第一，发展改革的力量、继续前进的力量；朝野的改革力量结合起来，就可以形成强大的动力，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第二，抑制权贵资产阶级的作用，特别是实行财产申报制度，把他们所掠夺的这些不义之财，暴晒在阳光之下，用这种手段来抑制权贵资产阶级。第三，允许民间，更不要说官方的舆论、官方的媒体了，广泛而深入地讨论、总结、回顾六十年的经验教训，特别是毛时代的经验教训，通过这样的方法来揭穿毛左派的谎言，剥夺他们造谣的权利。当然，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要实现这样的转变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在朝的改革派实际上处于边缘状态，他们现在的出路就是要紧密依靠民间的民主力量，才有可能推进中国的改革事业，经济上扩大发展市场化，政治上实现政治民主化，变专制政治为民主政治，变苛政为宪政，变人治为法治。这种出路现在看来越来越困难，因此这个转折已经是刻不容缓，越往后，我认为这个转折的难度越大。
纪坡民：
感谢徐景安同志的邀请，我是头一次参加咱们的研讨会。今天讨论的，基本都是我国现代化过程中的现实问题，对如何认识这类问题，我谈点方法方面的问题吧。
二十世纪后半期，一位研究黑格尔哲学的法国学者，他有一种很有意思的说法，叫做“法兰西意识形态”和“德意志意识形态”。我认为，作为一种认识的方法，这种颇为新颖的哲学观点，对我们认识现代化问题可以提供一些很有价值的启示。
通俗地说，所谓“法兰西意识形态”，大体上是对法国十八世纪“启蒙思想运动”的思维方式的一种概括性描述，它的意旨，是探讨“一个合乎理性的社会是什么样的？”或者用我们现在更容易理解的说法，“一个现代化的社会形态是什么样的？” 这里，我使用了“合乎理性的社会”和“现代化的社会形态”这样的词，而没有用“理想社会”这个我们经常使用的词，因为所谓“理想社会”，实际上是不存在的。不过，尽管如此“合乎理性的社会”或者“现代化的社会形态”并不是什么“理想社会”，但它作为我们努力实现的目标，还是有价值的。简略地说，它是对一种“目标状态”的描述。
而所谓“德意志意识形态”，则是对十九世纪前期德国哲学黑格尔学派的思维方式的一种概括性描述，它的意旨，是探讨“一个合乎理性的社会是如何实现的？” 或者换一种我们更容易理解的说法，“实现现代化的过程和途径是什么样的？”所以，它也被人们称之为“过程的哲学”。我的看法，作为中国现代化提供方法论的借鉴，“德意志意识形态”更有价值些，应当成为我们关注的重点。
用“德意志意识形态”来探讨现代化的过程和途径，是一个极为庞大的课题，这涉及全世界近现代的历史。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在他的代表作《资本主义和二十一世纪》一书中，将世界范围现代化的过程与途径概括为三种基本的模式：
一种是以英、美为代表的模式，有一种说法，叫“自然历史过程”，可以认为就是指这样一种模式。这种模式的特点，是它所呈现的主要是和平与渐进的过程，还可以认为社会的变革和进步，基本上是由社会推动政府实现的。
一种是以德、日为代表的模式。这种模式的突出特点，是现代化过程中的政府主导，这是由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以改革的方式，铲除传统的阻力，推动社会的现代化进程。
一种是以法国、俄国、中国为代表的模式，这是一种革命的模式，大家都熟悉，先是法国革命，继而俄国革命，然后是中国革命。就中国的情况而言，毛主席说，革命是“逼上梁山”，它无疑不是人们主观上的最优选择，而是无可选择的选择，是没有办法的事。一个固守传统文化的政府，又到了腐败的王朝末日，面对坚船利炮武装起来的新的社会模式，冥顽不化，又衰弱无力，拒绝进步，也无力改革，这就使革命成为不可避免的了。革命的模式，就是革命者用推翻统治者的途径，扫除传统的阻力，为现代化开辟道路。
当然，对世界范围现代化的历史，这三种所谓“模式”，只是为了大家便于理解的一种理论概括。实际的过程，则要复杂得多，比如英国和美国，也有革命和战争，德国和日本，战争中失败替代了革命的某些功能，而法国、俄国和中国，也不是一二百年来始终都是革命和战争。实际上，在同一个国家，这三种模式也是互相转换的。
作为一种常识，通过革命和战争获得政权建立统治的国家，通常很难是一个实行民主政治的政府，在多数的情况下，大概也只能是一种“军事官僚专政”，或者用学术的语言讲，一个“利维坦”。不管革命者当初的愿望如何美好和虔诚，这大概就是所谓历史规律吧。
我说这些，是希望提供点方法的启示，使大家讨论现实问题时，对我们国家的历史和国情有点比较轮廓的认识。
这些事情很复杂，时间有限，不说了。
李小平：
关于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的宗旨是效率问题
科学是什么？科学是发现关系的方法论。科学的目的就是发现自然和社会各种现象、要素、变量之间的真实关系也就是发现真理。自然真理是利益中性的，社会真理未必一定利益中性，社会真理通常含有价值判断。
科学发展观的宗旨是利用已发现的关系来指导实践以求用某些关系去改变另一些关系，以求效率、节约和丰裕。
科学发展观的第一层含义：不折腾，不胡搞，不乱来。也就是与毛泽东的瞎折腾说拜拜！要想方设法防止中央一级搞大折腾。要想法设法使省一级少搞中折腾。要想方设法使市县乡村少搞小折腾。
落实办法：推行广泛的弹劾制。发现谁折腾就让人代会弹劾他或她以让他或她下台去歇菜当国家主人翁。我看应该设立一个防折腾的铁打制度，全国、各省、市、各县、各乡镇、各村分别以20、17、15、13、11、9个人民代表或村民即可联名请求各级人代会和党代会或村民委员会审议是否启动弹劾程序对搞折腾的人民公仆进行是否应下台之票决。
放开媒体监督。放开媒体无约束报道违反科学发展观的各种事件和决策，强化舆论监督，使到处都有白猫黑猫可以随时扑捉胆敢公开与科学发展观对着干的招摇过市胆大妄为的大中小老鼠。
媒体逐渐民营化。电台、电视、报纸、杂志、网络等等，从官营为主逐渐走向民营为主。
科学发展观第二层含义：不断优化生产单位的投入产出关系，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和降低单位产出成本。
落实办法。
农村土地私有化，可以继承，限制买卖。工商用地，政府批准，市场定价。国家用地，合理补偿。
将竞争领域的国有企业尽快分布有偿民有化，取消对民有经济的不合理的准入限制。
清除一切不利于经济发展的制度性障碍：地尽其力，物尽其用，货畅其流，人尽其才（涉及方方面面的改革：科研体制、教育体制、文化体制）
科学发展观的第三层含义：培养全体国民的创造力思维和国家的创造力，扫荡一切不利于发明创造体制性障碍。
落实办法：
改革教育：从应试教育转入创造力教育。
改革文化：从儒家的传统文化转变为现代文化：自由、平等、博爱、独立人格。
改革宗教：从神祗崇拜和祈求神灵转变为真正的信仰。
科学发展观的第四层含义：调节两种再生产，使人口逐渐向适度人口规模回归。
落实办法：
控制生育，加速人口零增长。用从摇篮到坟墓的保障的方法促使更多的家庭只剩一个孩子，加速实现人口的零增长进程。
确立长远人口目标。2100年：8-10亿；2200年：3-5亿。
邓旗：
我觉得今天讨论的题目很有深度，会议讨论应该是有深度、高度、远度，才有意义。如果大家各说各话，把自己的研究成果说一遍，没有围绕这个主题的话，我觉得遗憾。
徐老师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我们首先要问一下什么是科学？然后再说什么是科学发展观。
科学发展观可能更多体现的是效率问题，而不能体现公平，这个我是比较认可的。由此推断出来科学发展观，实际上讨论的是一个纲的问题。刚才张利华老师所说的基层选举，那些都是枝枝节节的问题。发展观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它往下的发展是不是适合中国的发展前程，或者是说这种发展的模型，能不能体现出中国每一个人的利益，每个人能从这个发展中得到公平的对待，得到徐老师说的最大的幸福度，这才是一个纲的问题。这是需要学者给政府提出非常好的建议。
竹立家：
徐老师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我们首先要问一下什么是科学？然后再说什么是科学发展观。
科学发展观可能更多体现的是效率问题，而不能体现公平，这个我是比较认可的。由此推断出来科学发展观，实际上讨论的是一个纲的问题。刚才张利华老师所说的基层选举，那些都是枝枝节节的问题。发展观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它往下的发展是不是适合中国的发展前程，或者是说这种发展的模型，能不能体现出中国每一个人的利益，每个人能从这个发展中得到公平的对待，得到徐老师说的最大的幸福度，这才是一个纲的问题。这是需要学者给政府提出非常好的建议。
竹立家：
科学发展观，我把它归为三个东西，科学只是发展观的定义、定语。科学发展观研究三个问题，首先，研究发展什么，发展什么是正确的；第二个要研究如何发展，如何发展是科学的；第三个要研究为谁发展，发展是为谁。
徐景安：
对于今天存在的问题，谁都可以说出一堆，问题是怎么解决，从哪里入手？毛泽东说要抓主要矛盾。今天举国上下，从政府到民众都认为，发展第一，挣钱第一，其他都是次要的，这个理念不改变，我认为所有问题都解决不了。把饼做大是一切，在这个理念指导下，饼怎么做大、怎么分配不被重视，或者采取修修补补的办法，制度改革启动不了。
我主张用一心一意谋幸福，来代替一心一意谋发展。这个理念一改变，剩下文章就好做了。对民众来说，一心一意谋幸福，也是要挣钱，但要考虑取财有道，不要害人，否则就不幸福。也要考慮用钱有道，不要害己，否则也不会幸福。对政府来说，一心一意谋幸福，就是为大众谋幸福。如果一个官一心一意只为自己，或者徐灿所说为自己的老婆、孩子谋幸福，那一定会走上以权谋私以至贪赃枉法的路，最后不幸福。为大众谋幸福，当然也要发展，但要考虑怎么发展符合大众的利益，更要考虑如何分配让民众满意。同时，相应的制度建设提到议事日程。
我开这个会的目的，就是要启动中国的新转折、推动中国的新改革，找到切入点。我的发言，大家可以赞成，也可以反对，但是不要离开这个问题来讨论。
童浩：
我非常感谢今天能够有机会到这里听到这么高层、这么深入的讨论。我在全国参加了很多高层的论坛会议，也承担了很多重要的职务，但是今天感受非常不一样，我以为可能听不到这样的声音了，但是今天能够听到，我由衷地感谢你们。
我昨天参加了联合国上海世博会馆的开匾仪式，我今天到这里来想跟大家介绍一下健康到底是什么状况。
我们所说的健康不光是一个人体的健康，但是没有以下八个方面的支撑，我们人并不健康。也就是心理的健康、生活的健康、社会的健康、环境的健康、制度的健康、伦理的健康、追求的健康、导向的健康。我在上海重点说了导向错误的原因到底在哪里，今天非常珍惜这个时间能够听到这么多专家，能够听到这样一个声音，我在此谨表示感谢。
程淮：
我认为追求幸福是人类生存或者发展的终极目标。只要地球在运转，宇宙还存在，人们总是要追求幸福的。
记得我早年上高中的时候，读过《费尔巴哈论》。当时书里有一个观点现在还记忆犹新，就是在经济革命之后往往会引来一种政治革命，而哲学革命可能是它的先导。我想由于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政治体制改革迟早要起步，这是历史的必然。但是哲学的革命，要成为政治变革的先导，本质上就要占领意识形态的制高点。像徐老师讲的，当年邓小平之所以能够推动中国的改革开放，并不是他仅仅作为一个伟人能推动的，其实他顺应了民心，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而且当时占领了意识形态的制高点，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是硬道理。而当今怎么能占领这个制高点呢？我认为追求幸福，把一心一意谋发展，变成一心一意谋幸福，能够为执政党接受，又符合老百姓愿望。也就占领了制高点。
科学发展和追求幸福是什么关系呢？科学发展，是解决如何发展的问题；获得幸福，这是为谁发展的问题。科学发展是过程，获得幸福是目的。在座的基本上都不是政府官员，大部分都是学者，尤其是文化学者。在操作层面上，我们能怎么做呢？
记得我早年上高中的时候，读过《费尔巴哈论》。当时书里有一个观点现在还记忆犹新，就是在经济革命之后往往会引来一种政治革命，而哲学革命可能是它的先导。我想由于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政治体制改革迟早要起步，这是历史的必然。但是哲学的革命，要成为政治变革的先导，本质上就要占领意识形态的制高点。像徐老师讲的，当年邓小平之所以能够推动中国的改革开放，并不是他仅仅作为一个伟人能推动的，其实他顺应了民心，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而且当时占领了意识形态的制高点，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是硬道理。而当今怎么能占领这个制高点呢？我认为追求幸福，把一心一意谋发展，变成一心一意谋幸福，能够为执政党接受，又符合老百姓愿望。也就占领了制高点。
科学发展和追求幸福是什么关系呢？科学发展，是解决如何发展的问题；获得幸福，这是为谁发展的问题。科学发展是过程，获得幸福是目的。在座的基本上都不是政府官员，大部分都是学者，尤其是文化学者。在操作层面上，我们能怎么做呢？
第一，我们要好好研究所谓带普世价值的幸福观，幸福到底是什么？记得上次发言时我曾经讲过需要建立一门幸福学。今天徐老师给我一张新名片，中国幸福研究院，作为学者我们应该好好研究幸福到底是什么。一个是在精神层面，再一个离不开物质层面。这两个层面，幸福指数至少包括这两个东西。农村的教育条件不如城市教育资源丰富和优化，但是农村的满意度反而比城市高。这说明什么？我们要研究幸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人群，他们的幸福感是不一样的，总之是不是从精神层面、物质层面来考虑。
第二，这个推进不可能是突变式的，而是渐进式的。一方面我们要很好的研究幸福学，同时利用舆论的力量，利用文化学者的影响力，影响到政府，影响到企业家，影响到方方面面的人，这样让他们能够理解这个概念，而且大家都能讨论这个问题，引起一个什么是幸福的社会大讨论。
另外，还可搞一些创建幸福城市的样板。像陕西、深圳这些政府部门把创建幸福城市、幸福社区作为执政的宗旨，就像当年毛主席采用农村包围城市这样的策略一样。如果中国有很多地方都在搞幸福城市、幸福企业的试验，以人为本、以幸福为本的这种试验，有很多典型的话，这样就能形成像安徽凤阳县小岗村那样的成功经验，最终就可能影响决策层。
第二，这个推进不可能是突变式的，而是渐进式的。一方面我们要很好的研究幸福学，同时利用舆论的力量，利用文化学者的影响力，影响到政府，影响到企业家，影响到方方面面的人，这样让他们能够理解这个概念，而且大家都能讨论这个问题，引起一个什么是幸福的社会大讨论。
另外，还可搞一些创建幸福城市的样板。像陕西、深圳这些政府部门把创建幸福城市、幸福社区作为执政的宗旨，就像当年毛主席采用农村包围城市这样的策略一样。如果中国有很多地方都在搞幸福城市、幸福企业的试验，以人为本、以幸福为本的这种试验，有很多典型的话，这样就能形成像安徽凤阳县小岗村那样的成功经验，最终就可能影响决策层。
第三，我们每个人要从自己本身力所能及上做这个事情，推动幸福事业的发展。
张森根：
徐景安同志报告中提出，要把追求幸福的最大化来取代单纯追求GDP和物质财富的最大化。这是很深刻的见解。他还指出我国当下需要又一个新转折。我认为，这一点也是大家的共识。他的以上二大见解，在我看来学界是不会有什么疑义的。他提出的幸福最大化（普遍幸福主义）的理念，跟党中央提出的以人为本、和谐社会和科学发展观本质上是相通的，含义上也是相近的。关键是如何落实的问题。如果真正落实了以人为本、和谐社会和科学发展观，普遍幸福主义也就近在咫尺了。反观之，如果高扬了普遍幸福主义，那么以人为本、和谐社会和科学发展观的落实也就不难了。这四大理念，可以说，是四位一体的。有其一，必有其三。症结在于第三个30年中这四大理念如何实现、中国社会向何处变、新的转折如何落实的问题。这里我补充二点浅簿的意见：
第一，要搞“四轮驱动”的现代化。眼下产生的问题在于第二个30年中，我们只注重经济现代化，在政治层面、社会层面和文化层面上（另外三个“轮子”）实际上没有多大转动，因而我们迄今离开整个现代化的目标仍有不短的路程。甚至可以说，在这三个层面上依然是陈规陋习，换汤不换药，“我自巍然不动”。由于只用猛力于经济现代化一个“轮子”，单轮突进，它必然会产生一系列严重的问题，这些问题眼下是越来越清楚了，也是越来越难办了。30年改革遗留下来的负面影响和当下社会经济中积累下来的痼疾，无不源于此，也是万“恶”之本。其实邓小平早在1993年就预见到了，他对邓垦说：“发展以后的问题不比发展时少”，而且解决发展以后的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将近17年过去了，解决了没有？根本没有，而且越来越棘手了。作为一个小小的文人，面对严酷的困境，感到十分无奈，但我真诚希望，在第三个30年中有个“好皇帝”，在以人为本、和谐社会和科学发展观，再加上普遍幸福主义这四大理念下，用真功夫来解决“发展以后的问题”。什么是“发展以后的问题”呢？
我认为，在政治层面上，就是要真心实意地搞宪政民主，要有紧迫感。不要轻易地把倡导宪政民主跟国外敌对势力的所谓“和平演变”扯在一起。美国总统奥马巴去年9月说：“民主不能从外部强加给一个国家。每个国家都应当寻求自己的道路，没有一条道路是尽善尽美的。”中国的民主宪政是内源性的，是百年历史赋予掌权者的历史重任。执政者要理直气壮地把宪政民主的大旗牢牢地握在自已的手中，只有这样才能保持长期执政的地位。在我看来，民主是实实在在的，普普通通的，它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用不了说多少高深的“理论”，当然它也是万万忽悠不了的。
在社会层面上，则要雷厉风行地出培育一个合格的现代公民社会来，果断地解决社会公正与贫富差距过大的问题。在短短的第二个30年中，我国的吉尼系数由不到0.3陡升至将近0.5（0.49？）左右，这显然是中国现代化的败笔。就这一点来说，无论文人墨客怎样妙笔生化，描绘什么“中国模式”，终归是难以令人信服的。
在文化层面上，我主张解决“多元一体”的问题，即在核心（主流的价值观念）外的多元化，“一”中有“多”，“多”中有“一”;核心文化是传统的、固有的、现行的、本土的文化与通行的现代国际文化的完美结合，因此具有兼容性、多样性、协和性、开拓性、独创性的特征。“多元一体”也是内源性的，同样是百年历史赋予执政者的历史重任。因此，在文化与思想层面,也不要轻易地把它跟国外敌对势力的所谓“和平演变”和西方的“文化侵略”扯在一起。
总括地说，第三个30年中我们一定要搞 “四轮驱动”的现代化或四头并行、整体推进的现代化，再也不能搞单轮突进的、跛足的现代化了，否则就是对邓小平理论的背弃。
第二，要大刀阔斧地解决或调整好意识形态的问题。“四轮驱动”的现代化之所以举步维艰，拦路虎是陈旧的意识形态问题。意识形态问题面临着调整、充实和完善的紧迫局面。第二个30年中，经济现代化的成就来源于在经济与物质生产领域里爆发了一场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上个世纪70年代末由胡耀邦启动、邓小平支持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中，由于对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进行了修正，得以打破许多条条框框，也正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我国经济建设才取得了历史性的进展。但是，针对精神生产与意识形态方面，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资本主义思想体系与社会主义思想体系誓不两立的理论，在政治、社会和文化领域里依然是虎视眈眈，针锋相对。
去年12月有一位学部委员撰文说，国外敌对势力对我国进行“和平演变”的主要工具是意识形态，即“披着学术外衣”下的四种社会思潮：民主社会主义、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和普世价值论。明眼人都清楚，谁要敢于在文化创新和社会科学研究上追求新观点、新视角，都将被视为扩散上述四大社会思潮，进而被扣上反映敌对势力“政治诉求”的大帽子。不难理解，他手执反对上述四大社会思潮的“钢鞭”，可以不分青红皂白地对任何一个坚守“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人进行意识形态上的声讨、审判、定罪。在这位学部委员看来，他似乎是在坚守四项基本原则，在我看来他是在坚守“四个念念不忘”。因此，我认为在第三个30年中，在精神生产领域、文化思想部门和社会科学论坛里一定要掀起一次新的思想解放运动，冲决迷信、盲从、图腾的牢笼，对意识形态本身进行改革和调整。教条的束缚，思想的催眠，逻辑的诡辩，不能再继续下去了。中国百姓心灵上的起飞要跟得上经济上的起飞。若不如此，再完美的改革理念也难以落实，不仅“四轮驱动”的现代化将付之流水，社会危机丛生，而且连中国的国际形象和大国地位也将岌岌可危。
徐景安：
森根讲得非常好。你说的两个问题都对，我的主张就是从解决意识形态问题入手，带动四轮改革。意识形态问题怎么解决，他可以反对民主社会主义、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和普世价值论，他能反对为民众谋幸福吗？他总不能主张民众不幸吧！这就是我说的占据意识形态的制高点。从民众幸福入手，就能带动四轮改革。
王占阳：
第一个问题，要不要重视价值取向？
我想今天大家没有分歧，都认为价值取向很重要。
第二个问题，要不要重视幸福、普遍幸福这个终极价值？
我们的会议在这个问题上有点儿不同意见。有朋友认为，关键性的切入点不是幸福（普遍幸福），而是自由民主。我的看法是，幸福（普遍幸福）是人的终极追求，这个是任何人都没有办法否认的东西。这个旗帜高举起来以后，就是占领了道德制高点、意识形态制高点、价值取向的制高点。居高临下，即可势如破竹。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切入点。
有朋友误以为我们所说的幸福包括损人利己的幸福，因而不赞成以幸福作为终极价值。这种情况值得重视。这里实际是有一个表述的问题。我认为，为了避免不必要的误解，必要时还是使用“普遍幸福”这个词比较好。
这里还有一个更根本的问题，这就是要不要以这个普遍幸福作为价值目标的问题。虽然我们这个会上没有直接提出这个问题，但我觉得仍然有必要就此略说几句。
自从我在2004年公开提出普遍幸福主义后，不断有人直接间接地给我提问题：有些地方那么穷，但是它幸福指数却很高，有些地方的现代化程度很高，但它的幸福指数却又没那么高。那么，如果我们以普遍幸福作为终极价值、作为价值尺度，那岂不是现代化就没必要了，岂不是“穷欢乐”就是理想境界了吗？我知道，这是很尖锐的问题。
对此，我的回答是，第一，以普遍幸福作为社会的终极价值目标，这并不是我们的人为规定，而是人类的天赋本性之所在。我们现在只是在把这种人类固有的价值目标明确地揭示出来和阐述出来，而不是在把一个人为的所谓终极价值强加给人类。
第二，普遍幸福主义重在创造普遍幸福的条件。“幸福指数”应分解为“幸福感指数”和“幸福条件指数”两部分。
普遍幸福主义的意思就是普遍幸福至上，但普遍幸福至上并不是说大家都应当天天想着怎样才能实现和享受普遍幸福，就像有的干部天天都在想怎样才能增加GDP那样。其实，在人的生活过程中，脑子里根本就不是天天都在想着幸福这个事，幸福目标通常都是隐藏在现实目标后面的东西，是深层次的甚至是下意识的东西，很少成为直接的、清醒的现实目标。但它同时又是人类最根深蒂固的永恒目标，人的一切追求最终都是对于幸福的有意无意的追求。
那么，我们提出普遍幸福主义，强调普遍幸福至上，究竟又有什么意义呢？我们知道，幸福不是凭空而来的，它总是在一定条件下产生的，这些条件就是幸福的源泉。这就提出了一个大问题：幸福在哪些条件下才能产生？为了达到普遍幸福的目标，我们究竟需要创造哪些普遍幸福的源泉？普遍幸福主义强调，这些条件并不是不言自明的，究竟哪些因素是普遍幸福的源泉这是需要非常大量、复杂、深入、系统、细致的研究才能逐步搞清楚的，而且这种研究又必须是始终紧盯普遍幸福这个终极价值目标才能达到目的。不仅如此，虽然人们对于幸福源泉普遍有所认识，但这种认识并不都是天然正确的，人们经常把不利于幸福的因素误为了幸福源泉，经常把幸福的手段当成了幸福目标之本身，经常陷入异化误区而难以自拔，因而也经常在追求幸福的过程中走错路，这就需要关于幸福和普遍幸福的源泉的科学研究帮助人们走出这些认识误区，需要学术思想界指出个人和社会的真正的幸福之路。所以，普遍幸福主义不仅在于论证和指出普遍幸福是人类追求的终极价值，而且更在于研究究竟哪些社会因素及其组合是普遍幸福赖以实现的社会源泉，并且特别强调这种研究所具有的方法论意义。
通过这种研究，我们就可以看出，现在所谓的“幸福指数”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把幸福感和幸福条件混在一起了。幸福条件是原因，幸福感是结果，两者不可混为一谈。所以我曾提出，应该区分幸福感指数和幸福条件指数。幸福感现在已经可以测量，已有比较有效的量表。幸福条件指数更是可以通过大量研究逐步形成。譬如，每一万人需要有多少张病床，我们把这个研究明白了，有关的幸福条件指数也就出来了。
所以说，“幸福感指数”和“幸福条件指数”各有其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但“幸福条件指数”实际比“幸福感指数”更重要。人类现代文明之所以主要是进步的，就在于它所创造的幸福条件是以往的文明发展阶段所无法比拟的。至于人们在普遍幸福的客观条件已很充俗的生活中何以没有获得人们所期待的那种程度的幸福感，我认为这主要是由人的认识因素、精神因素方面的不足所造成的，而幸福主义、普遍幸福主义就是能够帮助人们解决这种主观问题从而获得其本来应有的幸福感的一种学说。
第三个问题，理论的科学性问题。
徐老师在这个问题上讲到了一些很深层次的东西，我认为很有价值。现在我们有一些显然是很不科学的观点和提法，包括把“稳定压倒一切”普遍化，还有所谓“集中力量办大事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等等。近年来出现了许多奇谈怪论，都打着科学的帜号，值得注意。
徐老师在这个问题上讲到了一些很深层次的东西，我认为很有价值。现在我们有一些显然是很不科学的观点和提法，包括把“稳定压倒一切”普遍化，还有所谓“集中力量办大事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等等。近年来出现了许多奇谈怪论，都打着科学的帜号，值得注意。
最后，总的来说，我认为，徐老师以我们共同主张的普遍幸福主义敏锐地反思人们习以为常的理论、方针、政策，进而不断提出自己的新见解和新主张，更把普遍幸福主义一步步地变成了实践中的新事物，并为此召开了如此之多的研讨会，所有这些都是很有开创性、很有意义的重要工作。徐老师为此而在经济、精力、时间上所做出的大量付出，更使我们大家每每言及，无不深感敬佩！我们大家都非常支持徐老师的工作，也都非常感谢徐老师给我们创造了这么好的交流机会，都希望创建中国新文化论坛能够越办越好！
李清振：
李清振：
听了大家的发言，感觉对未来忧心忡忡。我们这个国家是很有希望的。我们的经济改革取得了相当的成就，在政治改革方面，台湾同胞和香港同胞给我们提供了许多有益的经验。今天的研讨会把问题提出来了，怎么解决？就靠各位想办法，我觉得很多事情靠我们大家的创造性。
徐景安：
对于今天的讨论，我回应几句。
关于中国要不要转折的问题，几乎没有不同意见。我的文章的重点是怎么启动转折？中国需要进行哪些改革，可以列举很多，但究竟以什么为纲？主张改革的人说法不一，有的强调宪政、有的强调民主、有的强调自由。这些作为改革的内涵都对，但不能作为启动改革的切入点。我提出，应以民众幸福为纲，建设幸福中国为口号。这就可以带动中国的全面改革。还可以演化为，创建幸福城市、幸福社区、幸福家庭、幸福人生，成为全民、全社会的口号。
对于我们的民众、学者以及政府来说，幸福作为一门学问还处于启蒙阶段。这是一个古老的话题，但是对当今中国与世界具有重大的现实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早在2004年我写的《你的选择与中国的未来》一书的扉页上就有一段话：“什么是快乐、什么是幸福，每一个人的选择，决定自己的命运、中国的前途、人类的未来”。当今中国与世界的问题，归结起来就是在幸福问题的识知上步入了误区，把财富、消费当作了幸福的全部与唯一，以至不顾一切、不择手段。人类也就失去了理性。而对于穷惯了的中国人来说，在追求财富上更变得疯狂。可是，我们的政府、学界以及媒体依旧在推波逐澜，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我举办创建中国新文化论坛，就是企图对于这样的现代化目标、道路的反思，讨论一下一个最简单的问题，人究竟需要什么、追求什么？怡怡在这样一个最简单的问题上，能“上九天揽月、下五洋捉鳖”的人类茫然，就是专门研究人文科学的学者大都不屑一顾。在人的终极追求上，宗教填补了空白。中国人不管信不信，见佛就拜，就是这种现象的反映。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一书中深深地感叹：“人类的各种知识中，最有用而又最不完备的，就是关于‘人的知识’。”幸福的问题已引起世界的关注与研究，这抓住了“人的知识”的核心。今天哈佛大学最热门的课，已不是经济学，而是幸福学。我们从现在起赶上正是时候。
有人质疑，测幸福指数，穷国比富国、农村比城市可能高，这岂不反现代化吗？占阳作了解释，一是幸福感指数，完全是人的主观感受，一是幸福条件指数，这是产生幸福感的客观条件。这两个指数具有相关性，幸福条件指数高，一般来说幸福感指数也会高。但又有差异性，富人比穷人幸福条件指数高，但未必幸福感一定高。这涉及人的价值取向、人际关系、情感生活、精神追求等多方面的因素。这正是幸福感的奥妙。现代化只用一个标准比，就是物，这就使人类变成失去理性的疯狂一族，在追逐物的大拚比中丧失自我，失去幸福。以幸福为目标，物只是作为一个条件，给了人们多样化的引导和追求，从疯狂的物的大拚比中解脱出来，使各种人等都可追求心目中的幸福，各美其美，美美与共，这个世界就会和谐、持续。以幸福最大化取代财富最大化，人类就将进入新的文明。
附：参加会议人员名单
徐景安 中国幸福研究院院长
杜 光 中央党校教授
竹立家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
王占阳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政治教研室主任教授
王也扬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张森根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原系主任
汤学智 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李延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纪坡民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张利华 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教授
刘茂林 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原管理学院院长
殷 强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教授
张仕英 中国科技大学教授
储朝晖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
黄秀清北京青年政治学院教授
王殿卿 北京东方道德研究所教授
程泊霖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硕士生导师
翟保国 国务院三农课题组主任
李 利 中国扶贫基金会副秘书长
黄 丹 中国城市政府工作报告编辑委员会副秘书长
高 锋 中国驻瑞典哥德堡前总领事
杜兆勇 北京联合大学应用经济管理研究所研究员
程 淮幸福泉儿童发展集团首席专家教授
徐 灿 北京市律协宪法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
李小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宋永刚 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主任
童 浩 世界卫生组织中国医科集团董事长
李清振 北京本果管理咨询公司董事长
马 洲 北京惠雅广告公司董事长
叶洛平 洛阳协合文化传播公司董事长
邓 旗 泰国ICK企业公司中国总部总经理
刘洪月 北京CTT企业文化转换中心项目主管
冯宇奇 新东方铭师堂项目市场部主管
孙惠军 中国俄罗斯友好协会理事高级工程师
艾永利 本溪市疾病控制中心主任
孙伟林《民主与法治》杂志主编
周 燕 《民主与法治》杂志副总编
张学军《新浪博客》主编
天 雪 《拙经园》网主编
魏 武 新华社主任记者
徐 斌 人民日报主任记者
李晶龙《中华联合新闻通讯社》记者
李 冰 《东方财经》编辑记者
任生心《光明日报》编辑记者
阮 莹 《民主与法制》杂志记者
徐艳红创建中国新文化论坛主席助理
李锋锋《价值中国》网编辑
编者的话
我国改革开放取得了伟大成就，同时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三大关系恶化。我国需要对30年来的改革作出理论解释，并就未来的改革达成新的共识。为此，需要建立交流、对话的平台。本论坛的宗旨是求同存异，重在建树，寻求共识。创建中国新文化是个大题目，需要不断地、有序地进行探讨，决定召开系列的座谈会进行讨论。
主讲人先把论文发给大家，邀请两名嘉宾评论，然后围绕主题展开讨论。主讲人不论资历，要求论文有思想、有新意。会议主席与嘉宾轮流担任。
欢迎提供论文，欢迎参与讨论，欢迎推荐人才。
创建中国新文化（北京）论坛秘书处
秘书长过永鲁：[email protected]
主席助理徐艳红：[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