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政治结构是先于中国经济的市场结构并作为其最“硬”的约束条件而存在的。在这种条件下引入和扩展出来的市场经济结构，就必然具有强烈的“政治特性”。这是中国任何社会组织和经济实体所不能回避的问题。颠覆这种政治结构的成本大？还是顺应和突破这一历史现存的成本大？我想每个人都会有一个看法。我的看法是后者的成本小，风险更小。但收益是很大的。记得2003年，江苏经贸委的一位负责人曾豪迈地宣布：“江苏省将重点发展民企，力争在3～5年之内，打造2000个销售额超过1亿元，200个超过10亿元，20个超过100亿元的民企。”政府打造民企，在经济上当然是荒谬的，但在政治上却是正确的。也正是这种“政治正确”，为江苏大规模的市场化进程提供了动力。在中国，“政治正确”不仅意味着合法，也同样意味着政府为某种特定的市场主体提供了信用。因此，在中国发展创业投资事业，没有“政治正确”，没有行政当局的支持，是不会产生巨大动力的。这也就是说，我们一定要顺应。所以我一再强调要在创投机构建立党组织，以增强共产党的执政基础。强调“破坏性创新”的熊彼特在他的理论中也特别强调，企业家与企业家精神的讨论，不能脱离社会现象，更不可脱离历史实存，因为，尽管经济理论、经济社会学和历史不能相化，但却相互关联。换言之，经济理论不仅涉及经济现象，也涉及各种社会现象的整体，而且必需和历史动态中的各种因素相互契合。归结之，也就是企业家与企业家精神的理念，除了强调其在各种领域、方式和层面上的创新与冒风险外，亦重视企业家必须要能充分掌握整体社会结构和历史动态的脉络及其发展趋势，并能动员足够水平的人力资源，才能确保其创新的实践和其冒风险行动的成功。其次，我们要突破。突破什么呢？总书记说了，就是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我想这可是一个巨大的突破点啊。就是突破过去以官员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转变为由企业家、创业家来主导，由出色的公民来主导。事实上，中国经济高增长的一个关键秘密实际是：极端廉价的公民权利。也正是这种长期萎靡不振的公民权利，使得中国经济高增长的成本一再被隐匿、转移，直至积累到难以负荷的地步。官员体系全面控制了中国金融业。在银行业，除了占有居民存款绝对比例的四大银行之外，股份制商业银行、地方商业银行、信用社也无不在各级官员系统的控制之中。中国正规金融系统真的支持创新型企业发展吗？我国三大门户网站新浪、搜狐、网易、电子商务的阿里巴巴、搜索引擎的百度，全部是利用境外资本市场成长起来的。这个具有极大讽刺意义的事例，其实体现了中国创新型企业在利用中国金融资源上的一种普遍的无助。在这样畸形的金融结构体制下，在这样的低效率的恶性配置下，你相信新兴战略产业能够又好又快发展吗？没有创业投资机制的矫正和补充能彰显其效能吗？因此，我们说中国真正的麻烦在于：看上去不可一世的“中国模式”以及建基于此上的高增长循环，实际上是一个“结构不对称”的平衡。只要条件稍稍改变，这个高增长循环就可能戛然而止（正在证明中）。作为政府合法性金字招牌的高速增长也就可能迅速褪色。这就是中共中央为什么下决心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核心所在。换言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是保民心，保民心就是保执政权，就是中国共产党事业长青的法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