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至今记得我这辈子读书最痛苦的一段时候，那是06年夏天，为了我的毕业论文，我不得不涉足到“符号学”这个领域，那些抽象的概念使得我几乎一天只能看上个几页。我必须承认，对于能指啦意指啦所指啦语言啦言语啦之类，我到今天也只是很表面地了解了一下。符号学的根本在于“语言学”，而我在这上面，多年的教育只是在教我怎么写作文，怎么辨析中心思想，怎么区别“排出”和“摸出”的修辞差别。基础之差，真得让我痛苦不堪。没想到，数年之后，我又要面对它们了。
先大致介绍一下萨丕尔-沃尔夫假设，这是语言学里非常有争议的假设。这个假设分为两个部分，后一个部分是对前一个部分的修正。
第一个部分是强势说，也是这个假设的初始版本，又被称为“语言决定论”，即一个人的思维完全由母语决定，因为一个人只能根据其母语中编码设定的范畴和区别定义来认识世界；第二个部分是弱势说，是初始版本的修正，认为语言、文化、思维之间具有相关性，又称语言相对论， 即语言结构有无限的多样性，因此一种语言系统中所编定的范畴类别和区分定义为该语言系统所独有，与其他语言系统中所编定的范畴类别和区分定义不同。（争议性就在于根据这个假设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学习外语是不可能的。一个中文为母语的人要真正掌握英文，就必须将ta的思维全部切换成英语思维。）
虽然这个假设的命名是萨丕尔在前，但实际的主要阐述者是沃尔夫。沃尔夫是萨丕尔的弟子，把老师放在前面，看来是超乎语言的全球性的应有之意了吧。
<第十章 符号、思想和现实：沃尔夫与朗格对媒介环境学的贡献> 作者：克里斯琴 尼斯特洛姆（Christine L. Nystrom）
本文先从“相对论”开始说起。人们接触的现实并非外在于人的存在，而是我们的感知、探索、表征和传播工具提供的外在现实的版本。而本文的主人公，沃尔夫（Whorf）和朗格（Langer），则为将相对论思想转化为媒介环境学的基石做出了巨大贡献。
早在前5世纪，柏拉图就知道爱因斯坦1905年才知道的东西——柏拉图的洞穴：人们不可能直接去接触现实，只能够站在和现实相关的某一点去看现实，只能够通过感知工具去接触现实，这样的知识在我们构建未知领域时扮演了积极的（和转化的）角色——现实的相对性、现实的社会建构的相对性以及感官偏向的相对性。
不过，这种思想后来几乎消退，牛顿的科学客观主义范式君临天下。牛顿认为，时空框架是固定的、绝对的，观察者完全能够针对他们阅读自然之书得到的结果，提出中性而客观的报告。世界最终是可以被认知的，而且是可以充分被认知的，工具和程序绝不会影响它们在客观现实里的运转机制。
两个思想性的实验使得科学发生革命性巨变，第一个实验是围绕爱因斯坦的问题，结果就是得出“多重现实是存在的”这一结论。每一种现实取决于观察者在和现实相对的关系里所处的位置。第二个实验是海森伯的实验，这个实验得出的结论是：我们永远不可能充分而准确地了解现实，能够了解的唯一现实是观察条件需要的那种现实。海森伯的名言：我们所了解的自然是我们拷问自然的结果。（请原谅我略去了中间的研究过程，虽然过程比结果还要重要，但这个过程，实在是…太理科了。）
爱因斯坦认识到语言在塑造现实结构中起到关键的作用。他说，他的理论遭遇到的最大对手就是语言。他认为，空间和时间是时空一体这个单一现象的两种功能，而语言偏偏要把空间和时间分割成两种不同的东西。语言影响我们如何构建现实，进而影响我们在现实里如何做事。这个思想被最系统最有力的表述的，是沃尔夫（以及他的老师萨丕尔）。
沃尔夫写道，人人都受到一些阐释方式的限制，即使他自认为能够自由地表达自己想说的东西。语言表征经验或经验的一部分，但不是复写经验。语言是一种代码，不是感官所知的世界的复制品。语言赋予我们的现实，和感官赋予我们的现实，是根本不同的（摄氏39度，和我们感知到的热，是相同的么？换句话说，在某天某个固定时点的你能感知到的热，其实是不可能靠语言来100%复制的。）
沃尔夫研究了“英语”这个语言，在英语中，使用者倾向于把现实构想为分离客体的集合，倾向于把根本不像客体的现象变成实在的客体（事物）。比如，还有什么比爆炸更加不像事物、更加像一个动态过程的吗？英语容许把这个过程伪装成一个客体，它只是简单地给它一个动词的外形就万事大吉了。操英语者构想现实时，就把重点放在孤立的实体及其行为上。
事实上，我们每一次说话、书写乃至思考的时候，我们都无意之间把语法结构投射到现实里去。于是，在某种程度上，我们都成了囚徒，并非我们感官的囚徒，而是我们语言的囚徒。
不过，沃尔夫所谓语言的囚徒，并非指词语的选择。我们有很多同义词来选择。赋予复杂思想强制性特色的是语法结构和语言范畴。比如，在英语中，任何一句话的动词里都必须有时态，所以，我们不能够选择“不表明时间”。——这一点，中文倒是没有的。中文的动词是没有时态的。不过，这反映了什么呢？我们对时间的不敏感？
本文作者不同意将沃尔夫视为语言决定论者，他认为沃尔夫对文字的作用是这样理解的：文字加强业已存在的语言空间化偏向。语言等表征系统和社会、环境、技术条件的相互作用是极其复杂的，它们在重要的互动中创造并继续不断地改变文化的生态。他的研究，明确指出了这样的互动和结果以及西欧人的世界观和美洲印第安人的世界观为何、何以获得迥然不同的形式。
沃尔夫最坚持不懈的观点是：语言并非思想的中性的容器和传送带（这一点和前面提到的几位大师级学者对媒介的态度何其相似），而是自有其特点的思想工具，在不同的语言社群里，语言的结构是不一样的。
沃尔夫英年早逝（去世的时候只有44岁），他一生的关注点都在语言，简略地提及过绘画、音乐、舞蹈和建筑这一类符号系统，偶尔提到了广播。他没有追问这样一个问题，符号表征和传播的不同形式切分和重组现实的方式，是否和语言不同，是否随着每一种媒介的不同而有所不同。继续这一工作并获得成就的，是朗格。
朗格把符号分为表征性符号（symbol）和一般性符号（sign）两种。用一般性符号来表示某种状况存在，这是和动物一样的，比如黑猩猩某种高叫的信号是向同类发出警告信号。一般性符号的意义在于它触发的行为，功利主义的，以生存为导向的。我们人则可以用一般性符号对一般性符号做出回应，比如我们听到消防车的汽笛声就把汽车停在路边（让它快速通过），虽然我们还不曾看到消防车。我们还可以用表征性符号对一般性符号做出回应：唤起观念。比如一听到消防车汽笛声就想起了前女友（呵呵，不要笑，有可能的）
朗格的这种区分，是为了反驳这样的观点：语言的功能首先是实用和交流的功能。这种观点会导致推理性命题性语言优于其它符号表征形式的结论，也会将艺术放到比较次要的地位。朗格认为，语言起源时并不是实用信号的产物，语言是人类心灵把经验转化为表征性符号的体现。她把艺术和推理性语言放在同等的位置，把它们作为符号活动的两种形式。符号活动是一切人类思想的特征。基于这两种符号活动，就会出现两种编码模式：推理性模式和表征性模式。
本文作者将这两种模式指代为数码符号和模拟符号。数码符号和表现的现象存在着自然的或结构上的对应关系。人们也不会改变符号形式来表示它所指客体的形式变化，比如你不会用“MAN”和“man”来区分两个人的大小不同。语词并非唯一的数码符号，任何东西都可以行使数码符号的功能，只要大家一致同意就行，比如用红灯停绿灯行。句法则是一套规则，显示单词所指事物的关系，也是数码符号，是文化契约或常规惯例（读到这里，我想起很多年前参加托福培训班的时候，老师就告诉我们，阅读理解的题目，你先要划分那些通常都是由长句组成的阅读材料的语法结构）。
数码符号有两种功能：一是唤起即暗示某些抽象概念（比如和狗联系在一起的概念），二是命名（直指）经验世界里符合那些概念的事物（比如四足、摇尾、冷鼻、多毛、汪汪叫的那个动物）。
如此看来，语词+句法后，数码符号的意义和表示意义的关系都可以是很清楚的，但事实上，并非如此（其实我们都知道，再怎么坦诚沟通，都有沟通的困难）。这里有一些两难困境。
有些话并没有说正在发生什么事情（这是可以验证的），而是在说应该发生什么事。前者被称为描述性陈述，后者则是规定性陈述。规定性陈述不能靠观察世界去检验或反驳，你无法仅仅根据和经验世界里的某事精确对应与否来判断它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
第二，我们不一定随时随地把语词的意义能说清楚，不一定能非常具体地表明我们身边看到的事物。（我个人在这里举的例子就是颜色的问题。这个经验世界的色彩斑斓到我们根本无法用语词来定义清楚。我看到的红和你听到红之后所想象出来的红，能一致么？）
还有一些想象出来的话，是无法检验或反驳它的。（比如魔戒所构想出来的那个场景，怎么检验呢？你无法断言有，或者没有。）
朗格认为，符号表征的推理性形式，只构成我们总体符号表征经验的很小一部分。大部分符号表征经验采取了另一种形式，她称之为非推理性表现形式或表征性表现形式，即模拟符号。数码符号完全是任意的（你可以用狗来代表狗，也可以用另外一个词，比如dog），模拟性符号用形式表现它代表的客体的一些主要特征。客体的特征一变，符号的形式随即跟着变。有些模拟性表征非常详尽，有些则很抽象。模拟性表征有一点很重要：符号的一些特征必须符合在脑子里唤起的客体的一些特征（比如这个模拟性表征：:) 不过，我想，朗格毕竟是字母文字中人，基于象形文字的中国人的“笑”字是蛮有些“笑意”的）。模拟性符号以其形式表现脑子从感知经验里抽象出来的客体各部分关系的结构。
语词的意义可以从一个语境迁移到另一个语境，但图像式表征里的点（比如:)这个符号里的点），却不具有什么一般的意义。表征性符号的构造单位是没有固定的暗示意义的，比如一个舞蹈家挥舞手臂的位置，在这个舞剧中的意义，和在那个舞剧中的意义，可能截然不同。但是，这并不是说绘画、交响乐或芭蕾舞没有结构，而是说它们的结构完全不同于命题性语言和其它推理性形式的结构：它们不是由有固定意义的单个构造单位按照一定的句法结构组合起来的。我们可以把艺术产生的无词语观念转化为词语表达的句子，但这些句子并不是艺术作品的一部分。形象，并不属于话语的表征性领域，故而，艺术和语言是截然不同的（这让我创造出这样一句话：我们争论的不是电影，而是影评）。
如果表征性形式不像语言具备话语、理性思维、论辩和推理的功能的话，它们具备什么呢？朗格认为，它表明的是情感生活。命题性语言是我们经验的样品，只代表我们生物-感知-运动经验的波峰和波谷，在我们文化史上，它们只是我们生存的必须的零碎片段，而在我们这个生物体的体验里，其余部分是静寂的，因为我们没有合适的词语来表达这些静寂的成分（比如你失恋的痛苦，怕是集天下所有的诗词歌赋都只能表述其中之万一吧）。
真正的语言有利于分析性推理和线性思维，有利于拆解并重构思想使之以逻辑和语法序列展开。表征性形式促进瞬间的确认、格式塔式的领会（格式塔是德文Gestalt的译音，意即“模式、形状、形式””等，意思是指动态的整体dynamic wholes，格式塔学派主张人脑的运作原理是整体的，“整体不同于其部件的总和”。例如，我们对一朵花的感知，并非纯粹单单从对花的形状、颜色、大小等感官资讯而来，还包括我们对花过去的经验和印象，加起来才是我们对一朵花的感知），它的意义必须要总体把握，否则就根本无法把握它的意义。表征性的价值标准不是正误对错的问题，而是和感知经验与情感结构和谐的问题。表征性形式使注意力指向内心。
推理性符号模式和表征性符号模式形成互补关系。两种表现方式的结合使得我们能够完成两者不可能单独完成的任务。
将朗格置入媒介环境学的原因，在我看来，是因为她指出了语言并不是人构建现实的唯一途径。她把人类用于交流的符号系统切割为数码符号（推理性表现模式）和模拟符号（表征性表现模式），使得她能问出这样的问题：不同的符号系统结构如何限制它们所能表达的东西，又如何塑造人类回应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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