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探索农村合作组织变迁与创新路径的好书

——评《中国农村合作组织分析：回顾与创新》

陈柳钦

（天津社会科学院城市经济研究所，天津，300191）

人是社会性的动物，人与生俱来的本质特征就是与别人结合成组织而存在，对人的合作行为与合作组织的研究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一个热点。合作组织的存在有着悠久的历史，它和人类的发展进步历史同步。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关于合作组织不同观点的分歧和争论曾经演变成社会主义道路的分歧和争论，甚至演变为惊心动魄的政治斗争。其实，合作制本身与私有财产制度和市场经济规则并不冲突，它集中体现了自由、民主和公平正义等普适价值，它以互助联合的方式促进了社会和谐。新农村建设需要建立新型农村合作组织，而新型农村合作组织的建立既需要合作组织的内部效益的诱导，又需要政府有形之手的推动。邓小平在对农村经济改革进行战略规划时曾提出，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要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第二个飞跃，是发展集体经济。因此农村合作组织创新可以上升到一个空前的高度。进入新世纪，农村合作组织将在中国农村社会全面发展扮演起重要角色，也会成为农村社会全面发展的新动力。2010年10月知识产权出版社出版的胡振华博士的新作《中国农村合作组织分析：回顾与创新》就是一本在以上背景下对农村合作组织进行研究的著作。《中国农村合作组织分析:回顾与创新》一书共分为八章。第一章引言，提出了本研究的三大前提假定，介绍《中国农村合作组织分析:回顾与创新》的背景、目的、意义、研究方法和分析框架。第二章通过农村合作组织的文献回顾，对农村合作组织的若干概念进行了界定。第三章对中外农村合作组织的历史变迁进行考察，总结其经验教训。第四章分别从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的角度对农村合作组织的作用和功能进行理论分析。第五章提出农村合作组织的基本制度框架，并论述其形成和变化的路径。第六章通过瑞安农村合作协会的个案研究，提出了一种农村合作组织的创新模式。第七章对农村合作组织的要素投入和绩效进行实证研究。第八章对全书进行总结，提出研究结论和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胡振华博士从农村合作组织的历史变迁和现状分析中，清晰地勾勒出农村合作组织发展变化的路径。他认为在目前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村合作组织的发展分为专业合作组织、农村经济合作联合组织、农村合作组织协会、股份合作四个阶段。这些观点把农村合作组织放在一个流动变化的动态环境之中，从而在理论上为避免了农村合作组织的异化提供了依据。

正如作者直接在后记中所说，写作该书的直接目的是为探索农村合作组织的新模式以及演进路径，着眼于新农村建设。关于新农村建设目前有二类观点，一是以林毅夫为代表提出来的在农村进行基础建设投资的新农村运动思路。二是以温铁军为代表的侧重于从农民组织化的角度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思路。前一种思路没有什么争议，比较容易做到，而后一种思路分歧非常大，比较难以操作。该书以瑞安农村合作协会为个案剖析和探索建设新农村，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型合作化道路，具有双重含义。其一是回归。在相当程度上是正本清源，也就是回归社会主义与合作制的古典传统，遵循国际通行的合作组织原则与价值观，并与现代市场经济相互兼容、相得益彰，在基层培育大批真正属于农民自己的合作组织。其二是整合。尽可能整合农村现有各种组织资源，特别是实力犹存的供销社、信用社，形同虚设的村经济合作组织以及各种新兴的专业合作组织，还有农经、农技、农机、农资等基层机构，集中经费和人力，发展全方位、多层次、综合性的中介服务载体，建成统筹信用、流通和技术三重功能的，贯穿县、乡、村三级体系的农村合作组织，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供组织依托和制度保证。这为新时期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了一条既着眼现实，又兼容历史的成本最低，效益最好的创新路径。

该书在提出合作组织制度框架的基础上进一步对其进行了绩效实证。研究的结果是目前的农村合作组织在管理上仍然需要进行进一步的改进，在合作组织的内部治理结构上仍然需要进一步完善。这不是人云亦云，表现了一个学者的学术良心。

该书的另一个亮点在于研究范式上的与众不同。目前，对于中国农民组织化问题的大多数研究成果还主要集中在农民经济组织上，研究者对农民在经济上的组织化探讨比较多，涉及问题的范围比较广，研究也比较深入。而对于农民在政治上和社会上的组织化问题研究还比较少，至于把农民在经济上的组织化、在社会上的组织化与在政治上的组织化放在虑的研究目前似乎还没有出现。而胡振华博士不但从经济学的角度对农村合作组织进行分析，不单一使用“成本—收益”分析法，而且把农村合作组织看成为社会学的问题、政治学的问题，甚至是文化学的问题进行研究。该书采用“成本—收益”、“文化—意识”、“比较--历史”、“国家－社会”、“治理--善治”等多种分析范式，分别从经济、文化、历史、政治、社会等多视觉对农村合作组织进行集成研究。这样保存了研究对象的整体性和关联性,避免了单一研究的片面性、简单性。比如,不了解农村的利益政治及其影响,只是从“成本—收益”角度提出增强农村的组织化从而增加农民收入,但是组织化的提高所增加的利益是否被农民所得,作为弱势群体的农民是否不但没有获益反而受害。因此，该书得出的结论更加令人信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