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晰政府职能在市场中的准确定位

                             ——后危机时代的新理性思考

我国推行30年的计划经济，半路出家转向市场经济，至今又有30年，政府在市场经济中到底应该干什么，不应该干什么，政府这只手与市场这只手怎样科学分工？目前在相当一部分官员头脑中尚不清楚，因此导致了政府对微观经济干预的越位、公共服务的缺位和政企不分的错位。后危机时代有的地方政府职能又有向计划经济回归的倾向，客观上障碍了中国向市场经济转轨，延缓了行政体制改革。现在需要给一部分政府官员重补市场经济课了。

第一、市场是配置资源的主体，政府是政策调控的主体，两者不能错位。

市场经济的灵魂要义就是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上发挥基础作用。但现在这个基础作用在一些地方被政府冲淡和取代了。政府一些主管部门受计划经济思维惯性影响，天天忙着拉资金、审项目，用长官意志代替市场预测，审批建设了不少重复建设项目，加剧了产能过剩，严重浪费了资源和资金。官员在配置资源中盲目追求GDP主义，以项目论英雄，制造形象工程，造成一届政绩几届包袱，这种体制下很难落实科学发展观，这就是资源配置主体错位造成的。政府官员不能用行政命令强行管制经济，要更多地运用税收、财政、货币等政策手段宏观调控经济，政府恰恰是在这点上实施不到位。

第二、市场追求效率，政府要维护公平，两者分工严密又互补，缺一不可。

市场经济鼓励企业竞争出效率，所以说企业追求效益最大化是本性，市场追求效率最大化是天性。

市场在发挥鼓励竞争优胜劣汰的正面效益的同时，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优富劣穷的分配差距，带来两极分化的负面效应。

政府的天职就是要及时补益市场经济带来的这个负面效应，着力于调节分配维护公平，才能保发展、保和谐、保稳定。我国有的地方政府却有意无意地去取代市场追求效率，搞投资大跃进，而维护公平的职责却严重缺位，存在着大量的失职失查行为。

现在我国有的地方财税体制改革滞后，分配制度改革缺失，影响了社会的和谐与稳定，这是政府失职的严重后果。

现在有的地方富人太富不纳税，政府太大养不起，穷人太多补不起，政府眼睁睁看着两极分化而无心改革。现在全国基尼系数已高达0.46，超过了警戒线（0.4），逼近了危机线（0.5），这是政府在维护公平上严重失职失责的结果。今后要把市场追求效率与政府维护公平的互补机制建立起来，才能最终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真正统一。

第三、市场是创造财富的主体，政府是创造环境的主体，二者又是严密互补的统一体。

市场经济的主体是企业和民众，市场给社会一个产权自主、竞争自由的新机制，放手让企业和民众去追求效率和创造财富。因此说，企业和民众是市场竞争和创造财富的主体。而我们有些地方政府却把自己当做社会的主宰和创造财富的主体，天天忙着拉资金、上项目，创造GDP政绩。这也是政府职能错位的一种表现。

政府在市场面前更多地是供机会、给政策、搭平台，创造一个优良的发展环境，去鼓励全民创业，扶持企业创造财富。现在有不少政府在这方面是严重错位。越是落后地区政府行为越重、经济门坎越高、审批环节越多，反而影响了企业发展的积极性。政府审批的越忙，经济发展环境越差！反而阻碍了经济发展。所以环境也是生产力，政府在市场面前更多地要去制造优化经济发展的“小气候”、“软环境”，栽好梧桐树才能引来金凤凰，政府应侧重研究好这些问题，把发展环境营造好了，经济自然会加快发展。

第四、市场为民众提供多样化产品，政府则要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

市场鼓励多元化企业在竞争中优化配置资源，引导企业以市场价格为指导，为广大民众生产和提供多样化的产品需求。

政府在市场中定位则是为社会民众提供公共产品、公共安全、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所以，政府应是公共服务型政府，财政也应是公共型财政。政府应下功夫抓好就业、医疗、教育、住房等民生工程，财政支出要向社会保障倾斜，花钱为民众购买和提供公共服务。

但是目前不少地方政府天天越位研究企业生产和投资问题，却在公共服务上严重缺位，造成了社会上公共产品供不应求、价格上涨的局面。现在到了政府反思自己的职能定位，真正干好自己应该干的事，不要越位管那些市场能自动调节的事。不要种了别人（市场）的田，荒了自己（政府）的地！

第五、市场侧重满足富人的需求，政府应该侧重满足穷人的需求。两者互动互补，才能构建和谐社会。这个分工要很好地理解和界定。

市场经济培育壮大中产阶级，中产阶级逐步成为社会上的生产主体、纳税主体、消费主体和保稳定的主体。市场则更多为中产阶级提供生产和消费需求。现在市场上的各种销售、教育、住房、购车等高价高质产品，都是由市场在追求效率创造财富中提供的。

而穷人作为弱势群体，他们的消费需求适应不了市场的高价位、高品牌，只好由政府提供产品服务，以满足基本生活需求，调节分配不公以保社会和谐稳定。

比如我国住房制度改革就走了一个S型弯路。计划经济年代国家包企业，企业包职工，实行包保式福利制。后来包不动也包不起了，又一下子全部推向市场，全面实行市场化房改政策，这样市场化导致房价上涨，富人无所谓，穷人受不了，买房贵、住房难成了新“三座大山”之一。

有的地方政府在高房价面前依然代表穷人的诉求，强行打压房价，但内部由于政府卖地的驱动和政绩的冲动，房价越压越涨。这又是一个政府越位于市场的表现。

房价是市场供应关系调控决定的。政府怎么能管理得了？！政府应从打击房价中撤回来，认认真真地从土地制度安排入手，为穷人兴建大批保障性住房，特别是建设廉租房，以解决城市夹心层和进城农民工的住房需求问题。政府增加住房上的供给，才能平抑市场上房价。重庆薄熙来书记明确提出政府为穷人兴建廉租房是应尽的责任和最大的安居工程。重庆由此抓到了关节点，是政府在市场中职能定位的正确理解和实施。

受此启发，今后解决住房、教育、医疗等难事大事，不可一风吹、一刀切，都应采取分类指导的方法，即富人的需求放开由市场去提供解决，高质高价是两厢情愿的事；而穷人的需求则由政府来提供，这样各得其所，才能长治久安。

全球金融危机时，我国政府增加投资保增长无疑是适时和正确的。但是这种凯恩斯政策不可实行过猛和过长。今年下半年出现物价上涨过快的通货膨胀局面，就是一个例证和教训，值得我们好好反思和借鉴。后危机时代经济企稳回升后，政府也应与时俱进地做出调整，适时淡出宽松的财政、货币政策。前几天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2011年实行稳健货币政策，就是一个积极信号。

现在有的地方政府无限扩张行政权力，包括强权打压房价、物价，强行扒厂房淘汰落后产能等等，都有回归计划经济之嫌。由此突显了行政体制改革的紧迫性。

以上五个分工定位，在高端市场经济国家早已成为常识和定律，但是对于我国这种正在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国家来说，却需要常讲常新，才能改革理顺政府职能，加快发育市场经济机制，确保实现党中央、国务院提出的目标：到2020年我国建成市场经济体制国家，让世界上更多的国家承认我国的市场经济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