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生活

工厂的孩子都是在集体生活中长大的。每到周末，我们是有集体劳动的。清洁工是不多见的，家家户户都要有人出来，扫路上的落叶。我们把落叶串在钢条上，叶子是两瓣的，很象马蹄的样子，上面有网状的页脉。这些叶子放在公用厨房里的箩筐里，烧饭时用来点火。有时叶子没干透，就有很多很多的烟从房顶的烟囱里冒出来。我们住的是苏联模式的三层红砖房，烟囱在屋顶，盖得跟一个有窗户的小房子似的。看起来，就好象里面还有神仙在做饭——我是过了很久，才知道那些烟不是住在屋顶的神仙弄出来的。那种穿落叶的钢条——平时是用来捣灶里的蔗渣，好让火旺一些——只要在末端弯一个钩，就可以用来滚铁环了。

我们时常比赛滚铁环，或者玩“太平天国”的游戏，或者丢沙包，玩“木头公仔”：几个人一起一边拍手一边喊“木头公仔不得动不得笑”，在话音落下时，每个人都要定住，谁先笑或者谁先动了，就要被罚。这个游戏我在北京没怎么玩过。后来2008年夏天带乐队去巡演，在北京开往上海的卧铺车厢里，我教乐手们玩过，大家乐不可支的。

职工们每周要开一次思想政治学习大会。大约是周四的下午四点，家长们都要从工厂里回来，从家里拿了一个小板凳，到足球场上去开会。球场上长满了草，草里面有很多小昆虫，最多的是绿色的小蚱蜢，在腿边跳来跳去，不时撞在你身上。领导坐在放露天电影的台上，用大喇叭瓮声瓮气地说话，我都没听懂过，也不知道大人们是否听懂了。小孩在大人中间跑来跑去玩。因为我妈要开会了，她不能够训斥我们，我们就可以趁着这个难得的空档，玩上好一阵子。我玩过的最惊心动魄的游戏是联合邻居蓉蓉姐谋杀了一只蜻蜓。她一口咬定把那种蜻蜓埋在土里，一两年后会长出钱币来。

除了那只可怜的蜻蜓，我还欺负过一只蚊子。它竟然明目张胆地来叮我的胳膊。我心想，呔！好大胆！敢在太岁头上动土！就等它象打针的护士一样把针管慢慢推进，然后我就——突然攥紧拳头，绷紧肌肉，它拼命拔啊拔，拔不出来针管，急得直蹬腿，然后我故意哈哈大笑，让它听见后有一种生不如死的感觉！

数学题

小时候我的智力并不十分发达。举个例子说，如果有人问，树上有十只鸟，打下一只，还剩几只？我会说，九只。那么——错！这个题说明，我虽然不够聪明，但基本上是一个老实人。这在后来的人生经历中，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还有一个题，把0到9加起来，和0到9乘起来，哪个大？我那时还不懂得乘法，却也知道乘法的威力，超过了手指和脚趾的总和。我想，按道理应该是乘法大的（我还不知道零乘以任何都是零），鉴于上一题做错了，这一道题要反着来想才行。结果，猜对了。从这两道智力题来看，我确实谈不上聪明，也算不得太笨。

乡下来的堂姐为了刁难我，问我说，小明有a个苹果，后来妈妈又买了x个给她，他一共有多少个苹果。我算不出来，只好信口说，a+x个。诸君，我在幼儿园时期就已经自行学会了初级代数。我大约4岁就学会了识谱，手头却连一件乐器都没有。更神奇的是，我在幼儿园时期创作了大量的歌曲，我即兴创作的歌曲多过三里屯的民谣歌手，因为认识的字不够多，连当地的土话都没法说流利，我没法填词，更谈不上写诗。我开始画画，和毕加索一样。因为不会透视，把桌子画得象一只八爪的蜘蛛，所有的房子都有两个侧面。我这样高度抽象变形，依然不能成为一代宗师，原因是我妈嫌我丢三拉四，不肯给我买蜡笔，更别提水彩了——那会把衣服弄脏，让她更心烦。我日后果然不会画画，而且对色彩的感受力一般，丢三拉四的习惯却永远留下了。

我爸住在北边的三江侗族自治县。我妈在糖厂一个人带着我和弟弟，还要上班。一个邻居偶尔会在我家门口放上几个自己种的番薯。我就对妈妈说，番薯婆婆来了。于是她就得了一个外号“番薯婆婆”，伴随着她变成真正的婆婆。有一次“番薯婆婆”又送番薯来了，我偷偷对妈妈建议，把这几个番薯送回去，因为这个番薯是黄心的，不如花心的好吃。

我的才智不仅仅表现在辩识番薯是否花心，还在于尽可能早地识字。因为要给我爸写信。开头必然是“亲爱的爸爸，您好”，结尾必然是“祝身体健康，工作顺利！此致，敬礼”。这都是我妈教我的。我四岁就写“此致，敬礼”这种高难度的词语！我妈妈不会解释，所以我不懂得“此致”究竟是个什么东西，“敬礼”我是懂的，因为我爸是当兵的，我见到他，当然要敬礼。我弟就没有我聪明，有一次他给我爸写信自作聪明地落款 “您的外甥”，被我嘲笑了很久——也许我爱嘲笑人的天性从那时侯就初现端倪了。

三、四岁我就开始看家里所有的“藏书”，却没一本文学书。包括一本红宝书。我问我妈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美帝”，“帝”是不好的东西，那为什么前面要加一个“美”字？既然有一个“美”字，又怎么会是不好。什么叫“游”击队，他们是不是经常要在家附近的江里“游泳”？或者和“游”递员有什么关系？什么是“纸老虎”？“纸老虎”可以打倒的话，为什么还叫“老虎”？还有就是我弟弟到底是怎么突然来到我家的，为什么好吃的都先给他。我妈妈都回答不上。她还一点都不耐心，含糊其辞的。如果我念了什么错别字，比如把“芝麻饴”读成了 “芝麻胎”，她毫无幽默感可言，在我的脑袋壳上凿了无数的“栗子”。现在想起来，她除了在给我买《儿童文学》《少年文艺》的时候比较舍得花银子，其余的教育，都是不称职的。她有一个抄得密密麻麻的手抄本，用小楷抄满了“哥啊妹啊”花花草草的的侗族情歌，和关于珠郎梅娘的惨烈的民间故事，一句豪迈的警句都找不到，不知是哪个多情的人落下给母亲的。我经常偷偷去窥探那本手抄本，象窥视着某种秘密，似乎那熟悉的笔记后面是一个我长远的亲人，深蓝色的墨水，甚至上面的涂改，在我看来都别有深意。终于有一天，那个手抄本神秘地失踪了，成了一个永远的秘密。

我学会给自己的童年制造欢乐，假装不知道父亲要来看我们。这样一天一天忘记时间的流逝。由于交通不发达，也没有电话，我们往往不能预测父亲准确的归期。结果，父亲就在某一天回来了。象是没有过预先排演，而我也从来没有费过心去思量一样，而这样的喜悦就会显得格外饱满，浓烈。